摘要：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北京的寒风裹着碎雪拍打中南海高墙。警卫连值班电话突然响起：“湖南韶山杨林乡，毛泽荣老人，要求面见主席。”来电记录被递往警卫局，随后层层上报。那一刻，谁都没料到，这通电话埋下兄弟永诀的伏笔。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北京的寒风裹着碎雪拍打中南海高墙。警卫连值班电话突然响起：“湖南韶山杨林乡，毛泽荣老人，要求面见主席。”来电记录被递往警卫局，随后层层上报。那一刻，谁都没料到，这通电话埋下兄弟永诀的伏笔。

消息要追溯到几周前。毛泽东在年底持续高烧，心力衰竭，医生两次下达病危通知。李敏探视后回到韶山时带去一句话：“家乡还有两个叔叔，日子紧，常去看看。”七十五岁的毛泽荣听完，拄着竹杖，声音发抖：“得去一趟，不去，这辈子可能再见不着三哥了。”公社干部担心他路上出意外，一度婉拒；老头子固执得很，连夜步行到公社大门口守着，直到领导给他开了介绍信。

坐慢车北上时，车窗外冻得发白的田野一路向后退。毛泽荣靠在硬座上，嘴里念叨：“三哥当年领着穷人闹翻身，如今他病了，我这当弟弟的哪能缩在家里？”同行旅客问他进京做什么，他只是笑笑，把棉帽往下拉了拉，并没多说。

抵京后，组织部门考虑主席病情严重，反复劝毛泽荣先住进招待所。老人脾气犟，说什么也不肯，“拖一天，三哥就多一分危险。”无奈之下，工作人员临时向医疗组征求意见。总值班室深夜灯火通明，几名医护面面相觑，最后决定报呈主席秘书室。

意外地，毛泽东得知堂弟已到北京后，要求见面。“让他进来，有话慢慢说。”当天下午两点，中南海游泳池边那间会客厅临时加了氧气设备。毛泽东靠着枕头半坐，面庞消瘦，目光却依旧炯炯。当毛泽荣被扶进屋，他先一愣，随后沙哑地嗔怪：“泽荣，你可来了！怎么直到今天才见面？”话音不重，却带着无奈。毛泽荣眼眶一热，双手紧握主席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树皮。

兄弟情绪缓和后，毛泽东示意关掉氧气管，硬撑起身体。“乡里庄稼收成怎样？粮站征购还有堵塞没有？”三哥抛出连珠炮似的问题。毛泽荣思路简单，一条一条回答：收成比去年高点，可春荒还是紧张；粮站手续繁琐，农民来回跑腿；社里两口水井坏了没人修。毛泽东一边听，一边皱眉，时而示意秘书做记录。短短半小时，他咳嗽了七八次，却始终没打断堂弟。

有意思的是，毛泽荣这回进京并没带“土特产”。他解释：“家里实在拮据，连火焙鱼都留给娃们解馋。”毛泽东摆手：“你能来，已是最好礼物。”随后吩咐卫士拿来一件灰呢大衣、一只军绿色皮箱，再塞进两百元现金。老人转念推辞：“三哥，我不要钱，只盼你好好活着。”毛泽东沉默片刻，低声答道：“我活多久不重要，关键是把事情安排妥当。”

夜色降临，会客厅灯光昏黄。毛泽荣劝主席回韶山看看，“落叶归根”。毛泽东靠在椅背，长叹一声：“总要回去的，这回去，就不走了。”这句话，听得毛泽荣心里酸楚，却没再追问。

次日清晨，中央办公厅考虑到主席身体状况，婉转通知：会见结束，老人可择日返乡。毛泽荣也知分寸，收拾行李，准备原路返回。临别时，主席让人带话：“回乡后静养，少走动。”毛泽荣点点头，心里却盘算着等春耕结束再来探望。

火车驶出永定门时，北京天空飘起碎雪。老人望着北方渐行渐远的城影，突然生出不祥预感。他把大衣紧了紧，自言自语：“三哥咳得太厉害，真撑得住吗？”

他没等到第二次探视的机会。四年后九月，湘潭传来电报——毛泽东逝世。毛泽荣扑在灶屋门槛上大哭，连声喊：“三哥，这就走啦？”乡亲劝他节哀，他随手抹泪：“我这老骨头还在，他却先去了。”

此后，老人时常披着那件灰呢大衣坐在屋檐下发呆，一坐就是半晌。远处路过的邻居问他想什么，他说：“想中南海那间屋子，想屋里那盏昏黄灯。”没人再提进京的事；老人也不再提，像是把回忆压进棉絮深处。

一九八六年岁末，毛泽荣病逝家中。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皮箱底层压着十几封泛黄书信和几张收据，最上面一封写着“务必反映真实情况”。笔迹遒劲，却有抖动的痕迹。谁也说不准，那一天，会不会也是主席手抖得厉害。

兄弟之间来往不多，坦诚却足够。毛泽荣没有为自己争权谋利，他在意的是“见三哥”三个字。老人的执拗固然带着乡土气，却也正因这股子倔强，才在主席生命的寒冬里送去了片刻的春意。这点温度，值得被记住。

来源：小铁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