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万物运动永恒不息，预测预谋未来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伏羲画八卦实在是中国人的第一次科学尝试。所谓科学就是科分其类，分究其变，掌而营之。八卦就是以阴阳概念为基础的二分法，把万事万物划分成的八个功能性类群，并各以其中的一个典型事物作为总代表，以便对事物变

世界万物运动永恒不息，预测预谋未来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伏羲画八卦实在是中国人的第一次科学尝试。所谓科学就是科分其类，分究其变，掌而营之。八卦就是以阴阳概念为基础的二分法，把万事万物划分成的八个功能性类群，并各以其中的一个典型事物作为总代表，以便对事物变化有所预测。所谓占卜无非是类比思维预测法的极致用法。毕竟许多类似事物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内在机制，比如水流和电流。再如乾卦与坤卦，乾上坤下，许多事物都是上位者发动变化，下位者响应变化。要想更好地预测未来，必须积累经验，需要仔细地记录以往。所以中国远古有一个结绳记事的时代。

人们往往以为结绳记事仅仅存在于传说中，并认为传说不足为凭。但是，绳子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能随心所欲支配的、用途最广泛的人工材料，其基本使用技术就是打结。人们将一个绳结与特定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以帮助记忆其事，有着充足的技术基础。汉字“纪”从系从己，恰恰形象地说明了结绳记事行为，至今纪字仍未改其初义，世纪、纪录都是事物发展中的一个节点。因此，结绳记事是真实存在的时代。结绳必须与传承人相结合才能传述其事，没有传承人，结绳就只是一条死蛇般的废物。传说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二氏人首蛇身，或许是人首绳身之误，蛇、绳二物形似，二字读音接近，极易在口耳相传中发生错讹。人首绳身，意味着赋予绳索以人之性灵。

E·B·泰勒在《人类学》一书中记录了一个故事。传教士约翰·威廉斯在太平洋岛屿传教，一天他在树林里做木工活，把直尺忘在家里，就用一块炭在木片上写了请把这件东西给他送来。他把这个临时便条托一位土著人的首领带给妻子。这位土著首领极为惊讶地发现，木片没有嘴巴却能说话，他后来把这个木片长期地戴在脖子上，并向他的族人们讲述这个木片令人惊异的性能。由此类推，一个人如果能从一条看似平常无奇的绳子中读出以往的故事，必然令人惊奇不已，会认为那条绳子上附着神灵。

绳结毕竟仅是助记符号，除专业人员外，他人无从读懂其事。也就是说，绳结记事极其抽象。或许在结绳时代末期，人们参照陶器上的刻画印记符号开始尝试锲刻记事，试着把绳结的记录转录为刻画符号，这就是八卦符号。

八卦符号有三个体系，分别称为易经体、连山体和归藏体。易经体其阳爻为长横画，阴爻为间隔开的两个短横画。连山体阳爻为横画，阴爻为倒V字形。归藏体阳爻为空心圆圈，阴爻为实心圆圈。三者都可以上溯到绳结。在易经体中，阳爻是短绳，一端系于主绳上，阴爻则将短绳居中系于主绳上，两端均出头。连山体与易经体的前身相同，或许短绳稍长一些。归藏体的阳爻是对折绳头挽以死结，结上留有绳环；阴爻则是绳两端对穿结以死结，结上无环。记得曾在电视节目中见有春秋战国时的一幅人物画，其人腰间挂有锥子，专家介绍那是用来解绳的，或许那人就是结绳记事的史官，其锥用以解开错结以改正其事，一如后世书吏腰间用来削去竹简错字的书刀。

后来人们为了便于记事而尝试着刻画象形，开始了象形文字时代。传说仓颉造字就是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记忆。可能当时所造之字多为简笔图形，与语言的联系微弱，仍属助记图符范畴，尚不能连符成语句。也就是说只能记事，不能记言。

可能到了尧舜时代，图符与语言联系越来越紧密，有了记言能力，图符成就为文字，从而有了完整的文字档案记录。孔子整理诗书，其中的书就是这类政府档案，即《尚书》，意思是上古遗书。其第一篇就是《尧典》，是历代传承抄录留下来的尧舜时代的档案。孔门学说之所以言必尧舜、三王，原因就在于“子不言怪力神”，不以传说为依据。孔子见到的只是自尧开始的文献历史。孔子时期保留了大量历代文书档案是毫无问题的。老子就是周王室的柱下史，相当于现今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比孔子稍早的楚庄王也曾自豪地说自己的史官能背诵三坟五典，即古代典籍。与孔子同时而略晚的孙子更是在《孙子兵法》中引用了《军政》《兵法》两部古书的论述。

自尧到秦代，是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学者称之为象形时代。我认为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形意时代。许慎总结六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其中前三书可以概括为形意。指事就是指其事而会其意，象形则是象其形而会其意，会意则是汇集多个事物或事物多方面的特征而会其意，都是以形示其意，其声自明。

早在甲骨文中就大量出现了形声兼会意字，是汉字画类其形以便人一看就明白其所指之事，尤其要表现出所指之事的特征。也就是不求逼真，但求神似，每个人写同一个字各不相同，但都能做到让人一看就懂而无歧义，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多种写法。这一时代创造了大量图式相对稳定的意符。也就是说汉字的基本构件是一大堆未曾被认真整理过的意符，而不是笔画。意符自身可简可繁，但组成每个字的基本意意符一个都不能少。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当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进行文字规范工作，而且中国人向来向讲原则不太讲规则。

随着“诗以正言”运动，即统一语言为雅言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运动，有些学者开始进行文字规范工作。史籀就是其一，他将文字统一为籀文，即大篆。由于史籀所处的时代是分裂时期，不可能在所有汉字区统一文字。秦始皇统一文字为小篆。从此，文字由图意符号向笔画过渡。秦隶汉隶则是笔画化的广泛实验，箫何确定文吏制度，其实正是秦始皇统一汉字工作的继续，因而才有石建之惧（见《古文书写的适应性变化》）。简化隶化使汉字削弱了形意自述性，人们必须识字学书，这是与毛笔书写技术的成熟相关的，因而才有了字书，即字典的要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应运而生，到唐朝时出现雕版印刷校，“书”字的含义转移为成册书籍，而不再专指写字行为。人们又将早已存在的“写”字赋以新意特指以笔摹字。

自秦代开始的简书隶变只行于官吏非正式场合。首先得益于笔墨技术的成熟与广泛使用。二是为提高书写速度而进行的调整。三是隶书上下扁平，是为了充分利用简牍材料，使之能容纳更多文字。因笔墨书写远较锲刻流利，书吏因而有了加快书写速度的愿望。割断篆体的圆转笔画为横竖平直以加快行笔速度，又因有箫何以书取吏法律，人们开始追求写字美观大方，即书法。隶书的实践进一步促使人们提高书写速度，从而出现合并笔画加以勾连的草书实践，这同样是笔墨书写技术奠定的基础，又使写字人重回古篆并用得其是的阶段，只以形似其隶体本字为原则，尤以行草为盛。

草书风气又得益于纸的出现，否则字体受限于简册，无法体现通篇之美。但此时造纸尚无抄制法，纸幅小，限制了草体的发展。汉末张芝以白布练字，尽脱限制，尽可自由发挥草书之行云流水姿态，从而将书法推向极致，成为书法第一人，成为民间草书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草书体。在行草一派实践中，人们再次割断勾连形成横平竖直的楷书，后被定为官方正体。汉字至此定型，成为符号化文字系统。

在甲骨文和金文时代，毫无疑问，正式的书写材料是简牍。一是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简册”诸字，二是其文竖写，唯以适应简牍为据。另外，当时也出现了“笔”字，以及以“笔”为构字元素的“书写”之“书”字，说明当时的主要书写工具已经改为笔，或许以漆为墨。但当时用笔写字不是写于简牍上，而是帛上，盖漆书简上易摩乱笔迹，而帛有一定吸湿性可平摊晾干，对于重要文书尤其必要。当时的主要书写方法仍然是刀锲简册，墨涂其迹以现字形。

2013年4月2日

来源：那一座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