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这样一个人，他从田野中走来，白手起家，做的还是最传统的制造业。他不懂那么多时髦的商业术语，甚至显得有些“笨”——他坚持账目必须一分不差，坚持把利润投入研发而不是房地产，坚持不让一个员工在危机中失业。

人生哲学

笔记君说：

有这样一个人，他从田野中走来，白手起家，做的还是最传统的制造业。他不懂那么多时髦的商业术语，甚至显得有些“笨”——他坚持账目必须一分不差，坚持把利润投入研发而不是房地产，坚持不让一个员工在危机中失业。

他曾说：全中国人都知道我最笨，做几十年企业还只做一片玻璃，还做得满身大汗，忙的晕头转向，这就是没本事的象征。

就是这位“笨人”，却打造出了一家让世界第一的玻璃王国——福耀集团。他的产品，装进了全球顶级豪车；他的工厂，开到了制造业的故乡德国和美国。他个人捐出百亿身家做慈善，被誉为“中国首善”，同时也被对手称为“最值得尊敬的敌人”。

他，就是曹德旺。

从今天开始，笔记侠将连载曹德旺先生自传《心若菩提（增订本）》的内容，希望曹老的自传对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能有所启发。

1.家庭因变致贫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的出生并没能给家人带来太多的欣喜。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务，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记给取了。一直到我上小学前，我的名字就叫“小印度”。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用“小印度”来称呼我？母亲告诉我，当时的上海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很多家长爱把孩子打扮成巡捕的模样，着巡捕装。对这样的孩子，人们就叫他“小印度”，也就是小巡捕的意思。

我明白了，这就像后来一个时期人们喜欢给孩子穿军装，一个时期又喜欢让小孩扮警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解放大军南渡长江前，上海的企业主们纷纷举家搬迁，逃离上海。很多人去了国外或者香港。父亲和母亲商量的结果，是回福建老家。

父亲曹河仁是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为福州市辖县级市，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福清还是全国著名侨乡，自古以来就有年轻人远渡重洋学习打工经商的习惯。

我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曾祖父曹公望，是福清的首富，他的墓就在我家院子的后面。小时候，我常到曾祖父的墓地一带玩，墓地很大，周边长满了野花。

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爷爷时逐渐衰微，直至最后破落，这是在父亲出生前。

父亲年轻时跟着舅公到了日本。舅公自己在日本有店，可是他没有把父亲放在自己的店里，而是介绍父亲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当学徒。

学徒的第一年，父亲所做的，就是煮饭、煮菜、挑水、倒马桶、倒尿壶，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求父亲不断地对着镜子练习走路，练习微笑，练习鞠躬，练习说话的口型，并告诉他要一直练，直至自己满意为止。

学徒的第二年，布店老板叫父亲把店里的货担着带到乡下去销售，就像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货郎担，挑着担子货，边走边叫卖，时而，将担子搁在路边，边卖边吆喝。

学徒的第三年，父亲才回到店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一到，店老板告诉父亲，“我教给你的，你已经都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去开自己的店了”。

我爸说，他的前半生，很感谢日本老板：“三年出师后，我才知日本老板用心良苦。他第一年是练我身骨，第二年教我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

我以前无法理解，父亲第一年的学徒生活，为什么只做粗活脏活甚至连帮佣都不如，但父亲向我叙述他的这段学徒生活时，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似乎理所当然。在我自己经历了苦难的人生后，才明白日本布店老板的苦心：他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就像习武之人挑柴担水一样，是让父亲练好身板，扎好“马步”，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累积经验啊。难怪父亲说起生意经来，一套一套的。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父亲进了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年，我奶奶要父亲回家成亲，父亲就回到高山，与母亲成了亲。一年后，父亲计划再去日本，但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改变了去日本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因为不打算再出去了，留在日本的舅公就把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

一下子收到了那么多的钱，父亲都不知道怎么花了。这时候，只要有人同他说做什么项目很好，他就做，因为钱足够多，做什么，也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于是，父亲就什么都做，也开了夜总会。

父亲后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年，国民党的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父亲母亲决定举家搬回福清高山。

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家中所有的家产，他的如意算盘是，把东西运回来的船，回到高山后，还可以租给别人运输用。一家六口则坐客轮。没承想，客轮抵达马尾好几天了，货船却迟迟没有靠岸。再几天，消息传来：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怎么办？

母亲陈惠珍，也是福清高山镇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的千金。嫁给父亲时，外公给了很多的陪嫁。这些陪嫁，母亲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

现在，母亲倾其首饰钿钗，变卖成钱，在高山买了块宅基地，盖起了一幢二层的小楼，楼梯、地板、房间，用的都是木板。

沿着小楼的墙，用三合土垒着，围了一个小院子，母亲在院子里种上了果树，打开院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田野与天空的边界，是海。所以高山，实际上是一个无山海可依靠的小村镇。这一地域特性，也养成了高山人时而开放、时而封闭的性格。

盖房子的工程仅剩下铺瓦片时，国民党第74师溃败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抓走了正在我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虽然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因为是在我家的屋顶上被抓走的，所以他们的家人，从那天起就一直到家里来哭闹，要父母赔人赔钱。父亲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

回上海，是父亲最好的选择，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已不会耕田种地，大上海的商海，才有他的施展空间。

父亲走了，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家里闹事，工作队队长看见了，便询问母亲，母亲告知事情的原委，队长认为应该出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的村里人抓了起来。原本工作队要处理他们，母亲代为求情，整件事情算过去了。

对于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身边6个要吃要喝的孩子，如何养活他们？于是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舅舅帮忙种地。高山的地比较贫瘠，所以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青菜什么的，而我们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地里的收成，根本不能解决家中最基本的口粮。

而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又不能每月如期地寄到母亲的手中。

所以，小时候，我们总要忍饥挨饿。时常一天只能吃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顶饥饿。饿得难受了，我们会叫，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集中在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玩游戏。

我记得母亲当时总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我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穿破了，母亲会坐在灯下认真地缝补，尽可能地不让补丁张牙舞爪地贴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补在内里，尽量地不让人看见。虽然住在农村，但家里总是一尘不染，这或者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吧，木楼梯和木地板，洗得发白。

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这些话，打小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2.因顽皮辍学

记得在我9岁时，就是195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下了一天的雨，到了傍晚才停了。院子里有知了在“知……知……”地叫，似乎在唤我出去。于是着急就想往外跑，但一脚刚跨出房门，就被母亲叫住了。母亲说，外面很湿，在家待着吧。我就收回了跨出去的腿。

不一会儿，长福伯来了。长福伯总是穿一身长袍，鼻子很挺，是村里的先生。长福伯很喜欢抽水烟。他一进门，母亲就递上一个烟简，为他点上了烟。长福伯吧嗒吧嗒猛吸了两口，问：“叔公有信回来？”母亲小声地：“好久没有信了，您看小印度都九岁了，学堂都上不了。5角的报名费还凑不齐，最急的是，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名字，他长福伯，您帮帮忙，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学，无论如何都要上的。”长福伯顺着母亲接了一句，然后接着抽烟，抽完了，他把烟筒搁在一边，对母亲说：“没钱，就慢慢来吧，小印度的定时纸你拿给我，先把名字给取了吧。”

母亲起身走进屋里，再出来时，手上就拿着一张红纸，红纸上有用毛笔写着我的出生年月日时。这张纸，就叫定时纸，我们这里，给孩子取名、找对象都要先看时辰。过了几天，长福伯来了，见到母亲就说：“名字我取好了，叫德旺。他是德字辈，依他的生辰，人很聪明，点子很多，所以就叫德旺吧。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啊……”

母亲高兴地谢谢他，又一路送出了院门。我呢，一连高兴了好几天，德旺。德旺。德旺。我反复地叫着自己的名字。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新生活。

果然，那年夏季，母亲就送我去学校了。

领到课本那一天，我开心极了，书上的每个字都让我觉得新颖。看着其他同学的书都用画报包得漂漂亮亮的，回到家，我也让姐姐帮忙包。后来我的书也都包上了画报纸，当然我都是姐姐包的。

新鲜归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孩子的天性就出来了。

还记得小时候玩的“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吗？在这个游戏里，一个人在前面背对着大家，数着数1,2,3,4,5,……后面的人则在他数数时一步一步地快速前进，不过得时刻提防着数数的人回头，因为他一回头，被他看到的正在动的人，就得出局被罚。

我就在课堂上与老师玩着“木头人”游戏：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时不时地会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我呢，老师一转身，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模仿老师写字的姿势，我学得很像，班上的同学看着笑得前俯后仰，老师一回头，我立即就坐回到座位上，双手交叉搁在课桌上，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模样。

刚开始老师很狐疑，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老师发现了，是我在学他的动作，老师很生气，说我很坏。上学才一个月，老师就来家访，说我上课不专心，不是好孩子。母亲听了就很生气，一个劲儿地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走了后，我以为母亲会拿起竹子打我，但没有，母亲坐在那儿，很久不说话，哭了。我吓坏了，一连声地对母亲说：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因为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经常在学校里闹出些事来，再加上家里穷，我背上了坏孩子的名声，但有一个女教师却不这么认为，她对母亲说，德旺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调皮，好动。

这个老师叫林秉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漂亮的女老师。

9岁以前，我都在田野里跑，每天还要捡树叶回家当柴烧。一下子要安安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几个小时，自然就觉得凳子上扎着钉子似的，怎么坐都不舒服。虽然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却都还可以。那时的学分，是5分制，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的成绩总是在3分和4分之间，最好的也就是4分了，从来没有拿过5分。

1956年夏日的一个晚上，父亲从上海回来了。父亲是骑自行车回到村里的，到家里时已经是半夜时分，我正在睡梦中呢，母亲推着我把我叫醒。“你爸爸回来了。你赶紧穿衣服起来见你爸。”

一听到爸爸回来了，我一骨碌就从床上跳了下来。爸爸！自从爸爸再次去上海后，就没有回来过。我冲下楼。在大堂里见到母亲正在和一个人小声地说着话。那个人瘦瘦高高的，和记忆中的父亲无法重叠了。

我怯怯地上前，父亲看到我，把我叫到跟前。“啊哈！小印度，你长高长大了，再长下去，就和你爸爸一样高了。”父亲笑眯眯地低头看着我，“你到镇上，去帮爸爸买点酒。”我从母亲手里接过买酒的钱和空瓶子，与寄住在家里的另一个孩子一起，到镇上去，敲开酒家的门，给父亲打回了他要喝的酒。

那时，我们乡下，大人们喝的都是农村家庭里酿制的烧酒。有的是用米酿制的，有的是用地瓜酿制的。所以在我们当地，也叫米烧，地瓜烧。

从那以后，父亲要喝酒，就让我去买。这是我每天傍晚必做的作业。我的酒量也在这一来一去买酒的路上得到了提高我总是会偷着喝一口，刚开始是好奇，父亲为什么爱喝这东西，后来则是习惯，买到酒就会拧开酒瓶喝一口。也奇怪，父亲从来没有觉出酒有什么不同，或者，他觉得有不同，但却不想追究我。所以后来，当我有了钱，我总是给父亲提供最好的酒。

父亲喝着酒，常常要求我站在一旁，对我“摆龙门”。父亲的皮夹子里总夹着一张剪报，是上海的《新民晚报》，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看过，因为那上面，有报道他的文章，我那时也没在意，只记得上面写着“旅日归侨代表曹胜美”（这是父亲在上海时用的洋名）这么几个字眼。

那应该是父亲最骄傲的事了。我若想跑开不听，父亲就会开揍。所以，我就是在实在不想听，又不得不听的状态中，听了很多当时并不怎么明白，后来逐渐领悟的人生道理。

父亲的叙述，时常重复，有时说他当年去日本当学徒的事，有时说他在上海经商的事，有时则同我谈人生的哲理。

那时父亲应是处在生活的逆境期：父亲不会务农，家中没有强劳力。在农村，没有强劳动力的家庭是会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欺凌的。父亲因而脾气较大，时常发火。而我调皮捣蛋，使我成为父亲的出气筒一每遇有乡亲到家里告状，父亲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皮带抽打我。

有时不是我的错，但也一样要承受父亲的鞭打。这时我就很委屈。每每在我委屈申诉，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时，母亲总会一边安抚我，一边告诫我：“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也别还手或逃跑。即使你是被冤枉的，也不能。因为打你的人是你的亲爸爸。”

母亲抚着我的鞭痕，轻轻地用蛇油涂抹着。“孩子你要记住，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一生，直到将来老了，死了，你都是妈妈和爸爸的孩子。这个事实，即便你跑到天涯海角，甚至改了名字，也不会改变。”

母亲这么说时眼里总是噙着泪。

直到今天，我都记着母亲的这些话，记得母亲说这些话时的情景。

小学5年级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到附近的山野去捡树枝扒树叶或者茅草，背回家，匆匆地吃点稀饭地瓜什么的，抓起书包就跑到学校上课。

下课后，吃完饭再去捡树枝扒树叶或者茅草回家。早上捡的，是供母亲中午烧饭菜用的，中午捡的是供母亲晚上烧饭菜用的。冬天还好，夏天的时候，南方的太阳很大，又是正午，捡完树叶就会出一身汗，我就跳进浅水沟里洗澡，穿上衣服再直接跑回学校上下午的课。天天如此。

一个孩子，每天天蒙蒙亮起床干活，接着上一上午的课，然后再干一个中午的活，到了下午上课时，自然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扛不住了，就趴在桌面上睡着了。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老师当然生气。初一上学期的一天，我又在课中睡着了，下课后，老师把我拎到教导主任面前，请求处置我。我站在老师办公室里，低着头，不说话。教导主任让我伸出胳膊，然后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划拉一下就划出了一道道白色的印痕（注：能划出白痕说明下水玩过）。

放学了，同学们都走出教室。教导主任召集所有同学集中在操场上，把我拎到队列前，在同学面前，划拉着，让大家看我胳膊上的白痕。

“你们看，这小不点儿，中午不午休，天天跑到小沟里玩水，哪天淹死了，家长还要找我们的麻烦。你们可不能像他这样！”教导主任说。

周围的同学们“轰”地笑了。我看着教导主任，心中憎恶着他所说的话。

队伍散后，同学们都急急忙跑回家吃饭，我磨磨叽叽地，留在教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教导主任叼着牙签往厕所方向走，我就捡了块石头放进书包里。心想，逮着机会，就用石头砸他。

农村的厕所，多是三合土的土墙围着半截高，里面的坑一字儿排开，背靠背，中间矮墙稍稍隔着。主任旁若无人地走进厕所，自顾自地解开裤带，蹲在坑位上大便。

我溜到背面，爬到墙头上，正想拿出石头往下砸，可又一想，若砸坏了，家里没有钱赔，手又收了回来。不砸，又不甘心。阵阵臭味扑鼻而来，我捂着鼻，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尿他呢？心到意到动作到，嘘嘘就尿到他的脑袋上面去了。主任跳了起来，屁股也没擦，提上裤子就要抓我，我慌忙跳下墙，撒腿就跑。

老师如何跑得过如猴一样的我呢？一溜烟地，我就跑没影了。跑进家门还不停步，一气儿跑上楼，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知道，我闯大祸了。

但我那时不知道，跑是没有用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教导主任找到村里来，通过知情人的带路，找到了我家。

听了教导主任气急败坏地谩骂，母亲连连哈腰：“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做了对不起您的事，是我当妈的错，对不起。不过孩子不午休跑水沟里，可能不是玩水。我家穷，孩子要捡树叶当柴烧，可能是天气热觉得身上脏不好上课才跑到沟里洗澡的。对不起啊，老师！”

教导主任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径直走出了院门。第二天我却不敢上学了。那是初中一年级上学期。虽然学校并没再给我什么处分，教导主任也没有再到家里来，但我还是不愿再回学校：对老师做了那样的事，我怎么还敢回去呢？

就这样，我辍学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非常伤心。委屈、惭愧、懊恼、悔恨，各种滋味都有吧。

书不能读了。日子却还得过下去。母亲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14岁的我，成了队里的放牛娃。一天两个工分。一个工分8分钱，一天有1角6分钱的收入。现在到菜市场买菜，1角2角经常被忽略不计的，那时的1角6分钱却很大，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钱，可以买到1.4斤大米或者3两猪肉。

我每天一早起床捡柴，挑水，白天放牛，傍晚将牛牵回栏里后再去捡柴。有时，还要到田里帮舅舅种地。冬天地瓜收成的日子，则负责到地里翻捡薯蒂，补充家里不足的口粮。

离开了学校，仍然想读书，怎么办呢？我就捡哥哥读过的书念。哥哥大我两岁。但和我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很听话。母亲和老师都喜欢他。

还想读书却不能读了。我就把哥哥读过的书带在身边，边放牛边捡柴之余边自学。看不懂的字，就问哥哥。

哥哥不在身边时，就用《新华字典》和《辞海》查找。那时的《字典》一本8角钱，是割了一年多的马草攒下的；《辞海》3元钱，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够了钱买下的。我靠字典自学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一个一个的字，从它们认得我到我认得它们，也是这么一字一字查出来的。

那时，只要是印有字的纸，我都会拿起来读，我的很多知识的积累，都来自于这样的自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各种书籍，并有一个怪癖，到我家千万别向我借书或要书，再好的朋友我都不会给，真是有一点爱书如命。

放牛的日子不过一年。与后来的日子比起来，并不算苦，也不算累，却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凌的滋味。这个苦，我没对母亲说，怕她伤心。不过，这样的人情冷暖，也成为我后来处世的经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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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心若菩提（增订本）》，作者：曹德旺，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笔记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