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那天在菜市场门口，跟老邻居吵得面红耳赤，嘴上却笑眯眯的，像赶集一样热闹。

我那天在菜市场门口，跟老邻居吵得面红耳赤，嘴上却笑眯眯的，像赶集一样热闹。

她说：“你们这几个人抱团住，迟早要闹翻。”

我说：“闹翻不闹翻不晓得，反正这顿午饭我先给你省了，来家里蹭个红烧带鱼。”

她愣了愣，又忍不住问：“真的比请保姆，比住养老院省钱？”

我点头：“省钱，还开心，不比年轻时打半天工挣半天钱强？”

她看看我，哧哧笑，手里塑料袋哗啦响。

那年我六十三，头发已经多半白了，扎成一个细细的髻，像拴住了这么多年东一股西一股的心事。

这话不能随便说，说了会有人不信，会有人抬杠，会有人说你这人爱显摆，可我心里头有底。

我是从厂里下岗的那一代人，挤过车厢站过夜班，知道生活的牙是硬的，咬人时候不打招呼。

我们几个同龄人凑在一起过日子，招子打得明白，不靠儿女，不靠政府，靠的是自己这点老骨头，再加上一点儿不服老的心气儿。

说到底，活着嘛，除了吃和睡，还得有个盼头。

这“盼头”二字，说起来容易，落到一个老人的碗里，常常就变成几个饺子和一口热汤的分量。

我住在我们这条老街中段，三间正房，一间耳房，前院有槐树，后院有一排砖砌的小台阶，台阶上搁着绿色的釉面盆，夏天里半盆水半盆葱花，蚊子也来凑热闹。

这房子是九几年单位分的，后来单位不行了，房产证上盖的章都让风吹褪了色，但好歹是个窝。

老伴儿走得早，走之前也就半杯水慢慢咽下去那么静，医生说心脏累了，我没哭出声，眼泪像漏水，收不住。

儿子在南边打拼，常年见不着，电话里喊我“妈，你别操心”，像他小时候一边掐着我的衣角，一边嘴硬说“我不怕黑”。

儿媳妇是个好人，但我们两代人话不到一处去，她关心我，喜欢用手机转发一堆养生知识，动不动就说“妈您要多吃钙片”，我倒是更想她寄一盒馒头来，我蒸得累了。

住养老院，是儿子提出来的。

我在电话那头听着，脑子里不自觉就浮出过去年代那些宿舍楼道的味道：消毒水、开水壶蒸汽、小孩的尿布，还有冒着热气的馒头皮。

我说：“那得好些钱吧？”

他沉默了一秒，说：“妈，您别担心钱，我……”

我笑了笑：“你那边也有你们俩要操心的事儿，你娃儿还要上培训班呢。”

是呢，现在的娃儿比我们小时候的公社广播都忙，琴棋书画轮着上，时间像豆腐脑，盛慢了就洒。

我挂了电话，心里犯嘀咕，晚上一个人坐在床沿，脚尖触着那块老旧的红地毯，起球起得像一片晒裂的田。

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为了孩子上小学户口要迁，本子一本一本地垒着，盖章盖得手酸，谁都知道那是门坎，跳过去了，就有书读，跳不过去，就回家帮人打门框。

日子到了这个年纪，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坎要跳，但直觉告诉我，人不能把自己给寄存了，像把行李扔在车站寄存处，拿不拿都随命。

我第一次跟老江碰上，是在社区的健康讲座上。

他坐在后排，戴一顶灰呢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像把自己塞在阴影里。

讲座讲血糖，讲怎么吃饭，台上医生拿着ppt，图像里面青菜油菜分不清，下面的人一个个点头，好像在看电影。

我靠在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皮皱得像我们这条街的脸。

讲座一散，他就提着一个帆布袋要走，袋子里鼓鼓囊囊。

我说：“老江，袋里装啥？”

他挠挠头：“鸡蛋。”

我笑了：“讲座送鸡蛋？”

他也笑：“抽奖抽的，抽抽更健康嘛。”

这“抽抽更健康”这句话我拿回家琢磨了好几天，不是笑话，是一个人对运气的温柔寄望。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拼的是命，中年拼的是孩子，老了，能拼的就只剩心态。

心态是个细货，拿不好就碎。

老江住我隔壁三栋里，老伴儿去年去的，他一个人，一辈子书店工作，最懂纸张，说起字墨，像医生说血压，慢条斯理。

我们就这样熟起来，推着别人的自行车在胡同里慢慢走，一边晒太阳一边说起街坊的猫又生了几只，谁家儿子给买了辆车，谁家的孙子得了个奖状。

话题兜兜转转，就回到了老年这件事。

他说：“我想住养老院，我儿子也想。”

我把他那话接住，像接住一只落下来的蒲公英：“你想，说给我听听。”

他说原因无非是三个：一，人多热闹；二，医生24小时；三，不拖累孩子。

我听完，心里一紧又一松。

我信，他说的都对。

可我又不想。

我不是说养老院不好，我打心眼里敬那些干得扎实的院长、护工，换我们年轻那会儿，敢跟他们比的，没几个。

只是我不想把自己送进一个所有事情都有答案的地方。

我这个人，老了还有一点小骄傲。

我喜欢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那种日子，哪怕累点儿。

说白了，我这个脑袋瓜儿不愿意当摆设。

这念头浮出来，是有个契机。

那年夏天，居委会组织我们去市里的老年大学听课，车里几十个人，座位上绑着一串串防晕车的塑料袋，真像回到八十年代，大家坐长途汽车回老家，车一开就晕。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冲着风站了一路，风吹得满脸褶子都清楚，像村里人晒麦子一样，一道一道。

到了老年大学，台阶很高，旁边的松树立得直直的，一看就老资格。

我跟着队伍进去，听课，唱歌，学太极，端着腰围着圈走，老师说“呼吸”，“丹田”，“放松”，我想起了我三十多岁练广播体操的时候，广场上喇叭里放“团结就是力量”，每个人一半认真一半出神。

散场的时候，我看见宣传栏里钉着一张“互助养老站”的招募启事。

那张纸被风翻起一角，招呼着谁去把它读完。

我凑过去，字不大，内容也不多，意思就是几位老人自发结成互助小组，彼此照应，定时值守，共建共享，负责自己，也负责别人，有困难，提出来，有能力，伸出去。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像看一件刚出厂的衣服，我想摸摸布料是否结实，针脚是否匀称。

我把那张纸拍了照，回到家，心里像放了一个小火炉，热乎乎，迟迟不肯灭。

第二天，我去找老江。

我说：“我们做一个尝试，抱团养老。”

他皱眉：“怎么个抱法？”

我说：“你我两家先试试，轮着做饭，轮着买菜，晚上互相查一查水电气，人不舒服，先给对方打电话，比较复杂的事情记在一本小簿上，挣不来钱，也能省点钱。”

他说：“簿子我来做，我写字好看。”

我笑：“你写的字，连邮差都夸过。”

他挠挠头，脸上那点气血好像也活络了。

那年我们定了两件事，一件是一人一把铜钥匙，一件是轮值表贴在冰箱上。

铜钥匙是我年轻时候留的，握在手里有重量，冷凉冷凉，经手的人多了就暖。

轮值表用红蓝两色笔写，红的是饭菜，蓝的是打扫，周末的字写大一点，因为那天要多做一个菜，算嘉奖。

我们又找了两位老姐妹，一个叫魏大姐，一个叫马阿姨。

这两位都是老街上的“活嘴”，人厚道，说话带刺儿但不扎人。

四人小组就这么成了，一个人每周至少“值守”两天，逢大事集体商量，逢小烦心各自消化，过于烦的拿出来晾晒，曝一曝就干了。

第一周，轮到我当班。

我抱着我的“传家宝”——一个蓝边搪瓷脸盆，盆的底敲过洞，后来又拿焊锡补了，算是有过劫难。

我把豆角掐了筋，切了肉，剁了蒜，锅里下油的时候，豁然响了一句锅铲的“嘡”，声音像家门被推开。

那天老江进门，站在门口说：“我买了海带丝。”

马阿姨在后面，提着一篮鸡蛋，说：“我是抽奖抽的，抽抽更健康。”

我们都笑。

笑里有点年轻时候的意气，像夏天的扇子，扑扑落灰，风还热。

饭后围坐，轮到谁洗碗谁就先端着盆走去院里，小水龙头滴滴答答像打拍子。

我洗碗慢，手指头长，玻璃杯在指腹上转一圈，把沫子洗干净，那时候马阿姨会在旁边说：“干净，像你这人心细啊。”

我心里开了朵花。

人这辈子，不就等别人一句“你做得好”吗。

我们小组慢慢稳下来，像搭一个棋盘，棋子落得轻，局势却渐渐清晰。

我们定了规则：每月交一笔互助金，数额不大，三百元一人，用于紧急事，也可以买共用物品，比如那把削皮刀，比如那瓶84消毒液，比如那包棉签。

账本放在老江家。

账本是一册古旧账册，封皮是硬纸板，边角卷了毛。

他在扉页上写“共用账”。

字清清楚楚，像一条河平稳地朝远处走。

我们还定了信号。

那根红绳子，挂在门口的钉子上，当天值守的人就把绳子打一个结，别人来了看见，就知道今天谁当班。

晚上如果有事，绳子上挂一个小铃铛。

铃铛一响，大家都知道有人需要帮忙。

这红绳子，成了我们的小小旗帜。

它不像什么运动的旗号，也不像政治口号。

它就是我们几个老人的日子牵挂。

越是年纪大，越喜欢这类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物件。

我有时候会摸着那绳子，心里就有了底。

其实我们这条街，也在变。

你看楼对面那家新开的“轻餐”，主打低脂沙拉，店员穿着黑色围裙，窗明几净。

再看老陈头的修理铺，还和三十年前差不多，斜靠着一块木板，上面钉着改锥钳子，地上扔着几个自行车外胎，像一圈一圈黑色的笑。

过去我们都在工厂上班，响铃声把日子切成一段一段，有人负责拧螺丝，有人负责看表，有人负责送件。

人和零件，那个时候靠得近。

后来工厂倒了，零件飞散，人的心也散了一阵子。

现在老了，我觉得应该把散掉的心，一点一点拧回去。

不为别人，也为自己。

我们有自己的一本“老年人手册”。

那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注意事项，比如煤气阀门关没关，比如窗户晾衣夹夹上没，比如晚上吃药了没。

这些看上去都是小事，恰恰是日子里撑骨头的筋。

筋一断，人就塌。

我们的小组成立三个月，顺顺当当。

谁也没提养老院，谁也没有说请保姆。

保姆也不是不好，好的保姆比亲人还亲，但我们这些老人，心思多半敏感，容易觉得过意不去，或者过意太过头。

有一天晚上下雨，雨声在屋檐上落成一串串的小鼓点，像童年的拇指大小的鼓。

魏大姐肚子疼，疼得揉了半天也不缓。

铃铛一响，我们就到她家。

我拿起红绳下的雨伞，老江背着那个帆布袋，里面有棉签，有热水袋，有她常用的药。

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先热敷再看情况。

其实那一刻，我心里紧得很，手的细汗腌着伞柄，滑。

但我还不能慌，谁慌谁先乱，乱了就坏了事。

她疼着疼着缓了些，躺在床上说：“我没事，老胃病。”

我们稳稳地坐在她床边，不说话，只听雨声洗屋瓦。

那一晚过后，她第二天把那根红绳打了两个结。

我问她啥意思。

她说：“感谢。”

她一笑，露出最里面两颗牙，像小米粒。

我心里咯噔一下。

人这一生，不就是收了别人的好，自己心上拴一个结嘛。

也就是从那晚开始，街坊们开始议论我们这几个“老骨头抱团”。

有人看得起，说我们有创意。

有人看不惯，说几个老太太凑到一块儿，迟早抄家伙打起来。

我笑，他们爱咋说咋说吧，俗话讲，舌头长不长，主要看心。

我们几个也不是没吵过。

我跟老江，就为一袋盐吵过。

盐是我买的，买成了无碘的。

老江说他要吃有碘的。

我们为这个你一言我一语，差点把锅盖掀翻。

后来魏大姐出主意，说买两袋，分别装在两个罐子里，罐子上贴标签。

一个罐子贴“碘”，一个罐子贴“淡”。

糟心事儿就这么给解决了。

事情解决以后，我还在反思。

人老了，有时候脾气像天突然起的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风里要是有沙子，吹到眼睛里就不舒服。

所以我们设了一个“生气盒子”。

谁生气，就把生气的事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进盒子。

每周五，我们一起把盒子打开，抽三张出来说。

说完，纸条烧了，火一舔，烦恼就像纸边上的黑烟，飘了。

火是我们另一个情感标志物。

我们在后院用一个铁皮桶，每月十五，挑一个风小的晚上，四个人围着烧废纸、落叶、旧报纸。

火光把脸照红，眼角的皱纹像被描出来。

我们说旧事，谈老伴儿，谈孩子，谈我们自己那些年所谓的“靠谱”和“不靠谱”。

火噼啪作响，像知了在夏天唱。

火灭了，桶里剩下一圈灰，我们把灰抖撒在槐树下。

那树像一个年长的朋友，听我们把话说完，默默点头。

这半年，儿子打电话问我：“妈，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笑：“考虑啥？”

他说：“养老院啊。”

我拍拍窗台上的红绳，说：“妈这边有安排。”

他叹了口气。

电话那头有短暂的安静。

我知道他也不是冷心肠的人。

他是焦虑，焦虑像南方的回南天，不招人待见但又躲不开。

我说：“你别担心。

我这儿，四个老胳膊老腿，扭成一股绳，红绳子提醒着我们是一起的。

有事我们从火里过一过，不至于冒着烟找人吵。”

他说：“妈，您开心就好。”

我突然就红了眼眶。

开心这两个字，说来轻，其实重。

我到这个年纪，想明白了一件事：省钱，不是扣扣搜搜，是精打细算。

开心，不是吹拉弹唱，是日子里有一点面儿，睡得安稳，醒来有事儿做。

我们四个人的开销，我认真算过。

每月伙食，四个人轮流买菜，有季节性，春天多菜，夏天多汤，秋天多面，冬天多炖。

摊下来，每人也就三四百块钱，按现在菜价算，已经不容易。

水电气，因为常有人在家，开关集中，反倒比一个人住节省，不会忘记关，不会房屋空置。

最重要的，是保健花费。

我们约好，谁有慢性病，药就按时吃，谁用到互助金，就在账本上记清楚，一目了然。

我曾经被人问过：“那如果真的有大病呢？”

我想了想：“有大病，还是靠医保，靠孩子，靠国家的制度，我们这小组，给的是前段的搭把手，后段的精神气。”

我说话向来不会夸大。

夸大，容易让人心里穿帮。

我们这代人，吃过实在饭，说惯实心话，虚头巴脑的，咽不下去。

我们这个小组，最紧张的一次，是去年的秋天。

那时候天突然冷，风像刀子。

我们院里那盆三角梅也熬不住，叶子打蔫。

老江那天又去医院查血糖，回来脸有点灰。

我问他：“咋啦？”

他笑笑：“医生说还行。”

我看他笑得勉强，心里就有了一个阴影。

晚上，他铃铛响了。

我过去，他坐在椅子上，手有点抖。

他跟我说：“今天医生又提了一句，住院观察两天。”

我说：“那你住呗，我去帮你拿换洗衣裳。”

他说：“不用，我看见病房里那些老年人，心里有点坠，不想住。”

他这句话，说穿了，就是害怕。

谁不怕。

我坐下，没立刻劝他住也没说不住。

我看着墙上的影子，一张脸两条肩，像一幅旧年画。

我说：“这样吧，先在我们这儿观察一晚上，我们轮流看，真不舒服，明早我陪你去。”

他点头。

我把那根红绳打了三个结，第一次。

三结，代表紧急。

马阿姨和魏大姐就过来。

那一夜，四个人轮着坐，轮到我时，窗外月光像一层水，铺在砖地上，我能听到自己心跳。

我给他倒水，他说：“我怕我给你们添麻烦。”

我说：“我们这麻烦，添了才叫朋友。

不添麻烦，那才叫陌生人。”

他笑了一下，眼里有光，细碎的像雨过之后的窗台。

那夜平安过去，第二天一早，他自己说：“走，去医院。”

我们四个陪他去，在医院走廊坐着，人来人往。

我看着那些轮椅，那些输液架，心里不是没有发紧。

医生说还好，调整一下药物，注意饮食，定期复查。

出院那天我们回家，路边的玉兰花开了一树，白得像一碗新做的豆腐脑。

他站在花下，说了一句：“有你们，我就不怕。”

我心里啪地一响。

有些话的力气，就像突然来的一阵风，把你衣角吹起，让你走得更快点。

我们往后的日子，又踏实了。

红绳子慢慢变旧，磨出毛边来，我隔三岔五就用手指捋捋，像给它顺毛。

铁皮桶也生了锈，我用砂纸打磨了一遍，再刷了一层漆，颜色略有点跑，但远看是个整。

马阿姨有个爱好，收集扣子。

她有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扣子，大小不同，材质不同。

她有时候会把盒子打开，让我们挑一个喜欢的，缝在围裙上。

她说：“人活着，就怕这日子没扣住，扣住了，就不散。”

她说话总带点儿诗意，自己却不承认，说是“嘴溜达”。

我们这红绳和铁桶，就是我们的两个标志物。

一个连着日子，一个留着记忆。

有一次我们四个坐在院里，夏天夕阳慢慢落，槐树影子像一张烫坏的黑胶唱片。

我说：“说说，如果真有一天我们过不动这样的日子了咋办？”

老江说：“那就别扛了，服老呗。”

魏大姐说：“我服，但我想先找个离这院子不远的地方。”

马阿姨说：“不远就好，我还想听见你们吵吵嚷嚷。”

我们笑。

笑声堵住心里的一些空。

我知道有些空是堵不上的，老伴离开的空，孩子远走的空，年轻时身体轻盈的空。

可笑声像水泥，虽然会开裂，但在裂之前，给人一段完整。

儿子后来回了一趟家。

他站在院子里，摸了摸槐树的树皮。

他说：“妈，你这红绳子，是干啥的？”

我指给他看，给他讲我们的规则。

他一边听，一边点头。

我看见他眼睛里面有一点水光闪一下就没了。

他在屋里看见那本账本，翻开，看到每一笔记得清楚。

他看着看着就笑出来：“妈，您真是个管家婆。”

我拍他：“你才是家里那个邋遢鬼。”

我们母子俩说话，最妙的，就是老话茬里蹦新话茬，新旧混着，倒也亲。

他那天走之前，拎了两袋水果，非要塞给我。

我说：“拿走，留在路上吃。”

他摆摆手：“妈，我明白你了。”

我没问他明白啥。

每个人心里有自己的字典。

认识的字多看得就顺，认不得的字，那就跳过去，时间会教你。

那年冬天特别冷。

我们四个把厚衣服翻出来，围巾叠成一座小山。

我把煤气灶上的管子换了新的，老江还叮嘱我在每个接口处抹上一点肥皂水，冒泡泡就说明有漏。

这些小心眼子，我们年轻时学的，年纪大了，不但没忘，还要讲给别人听。

马阿姨那只铁盒子生了锈，她让我替她刷一刷。

我们都怕锈，怕不知不觉的那种锈。

我刷盒子的时候，想起了我婆婆说的一个老话：“人心不锈，啥都不锈。”

这话听着有点玄，意思却不难懂。

我们这几个人，有时候也想偷懒。

谁不想呢，躺着不动，听广播，吃点瓜子，日子就可以过到天黑。

可偷懒的后面，一定是心里那股小愧疚压着你，让你不舒服。

于是我们就把懒也排上了计划。

我们搞了一次“懒人日”。

那天谁也不用做饭，我们去附近吃一碗油泼面，面上热油一浇，香气嗡的一下子起来，像一个人忍了很久终于松开拳头。

懒人日的晚上，我们烧铁桶，聊一件我们年轻时最懒的事。

我说我年轻时最懒，是洗衣服。

有一阵子，我把衣服从早拖到晚，拖着拖着洗衣盆都看我不顺眼。

我们笑个不停。

笑着笑着，就把那些灰头土脸的日子笑回了屋。

我们是这么过的。

有人会问，你们就没有更大的矛盾吗，比如钱，比如分配，比如谁家的东西被拿错了。

有。

一次马阿姨像往常一样把盐放回红盖的罐子。

第二天老江拿错，做了一锅过咸的白菜炖豆腐。

他夹了一口，眉头紧紧一皱，像一个打结的绳子。

他把锅盖一扣，没人吃这锅菜。

我当场心里咯噔一下，紧了。

那一饭，像是一条河突然涨水。

吃完饭，我们没有立刻说。

晚上火桶边，我们摆在一个话题：“犯错。”

每人说自己最近犯的一个错。

我说我忘记关窗，雨进来淋湿了窗帘。

魏大姐说她晚上忘关电热水壶的插头。

老江一开口就说了盐的事。

他说：“我当时太硬了。

一锅菜而已。”

他停了停：“我心里那股气，不是那锅菜，是我觉得自己老了，做饭都笨手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老不是笨，老是心有事。”

他看着火，眼睛里那一点点光滑了。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锅菜加了水，重新焖，大火小火来回调，最后居然好吃。

他说：“盐多了，就告你一声，‘我多了’，你就多给点水，互相抵一抵。”

这事过了。

过了以后，我们又往账本里加了一条新规：错可纠，纠可记，记可笑。

意思是出错不要紧，改了就行，改了记一笔，下回拿出来笑笑。

错也会被火烤得香。

我们互助小组过了一年。

这一年里，我们买了第二根红绳，第一根红绳收起来，放在账本里夹着，像一本书的书签。

红绳，见证我们在每一个清晨按时起床，在每一个夜晚安心睡下。

铁桶，也换了新底。

老底磨出一个洞，火屑漏出来，险些烫坏了地上的塑料垫。

我把新底铆上，再在底下垫了一块厚铁板。

我们每次烤火前都要先看底，看火是不是太旺。

是啊，凡事要看底。

我年轻时就不太懂，看事情只看表面，觉得谁谁谁说话好听，就飞着去热闹，后来吃了亏才懂得，看的不是嘴，是底。

人要有底，日子也要有底。

我们这“底”，有红绳，有账本，有火桶，有彼此的一句“我来”。

有人问我们：“你们这样，能比请保姆省多少？”

我说：“算过。

请一个保姆，每月三四千跑不掉，住养老院，我们这里中档的也要五六千一个月。

我们四个人加起来，每月互助金不过一千二，伙食费按人均也就三四百，算下来，省的不是一星半点。”

“那你们累不累？”

“累。

该累的地方一点都不躲，扫地拖地做饭洗碗，累在手上。

可心里不累。”

“怎么说？”

“有人在你生病的时候把你从椅子上扶起来，有人在你叹气的时候讲一个笑话，有人在你走神的时候替你把炉火压一压，这种不累，叫‘心安’。”

“开心吗？”

“开心。

我们把开心定义很低：一顿饭有人夸好吃，一次散步有人陪，偶尔吵一架有人和。”

这就是我们的标尺。

我们老了，越来越信“低标准，高幸福”。

那天冬末，社区来采访我们。

小姑娘背着相机，脸冻得红红的，问我们：“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形式的？”

我说：“不是想到，是被逼出来的。

以前我们是被单位被集体安顿的，现在要靠自己。

但‘自己’这个词太孤单，于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我们’。”

小姑娘笑，说：“阿姨，您这句是金句。”

我摆摆手：“金啥金，话说着顺嘴就出来了。”

她还问：“如果将来你们人手变动，比如有人离开，怎么办？”

我说：“我们有一条‘空缺预案’。

谁离开，我们就在社区公告栏贴一张小纸条，写明我们的规则，愿意来的可以来试住。

试住不满意，走人也不难。

生活嘛，别把门关死。”

她点头，说：“您这心态真好。”

我说：“心态像鞋，不合脚就磨泡，合脚了，走再远也不疼。”

采访完那天傍晚，我们照旧炖豆腐，切了两瓣酸萝卜，开了一瓶八宝粥，灌进锅里，热一热，喝得手心直暖。

我们说起春天要做的事。

魏大姐说要在院里种一排葱。

马阿姨说要把那条旧窗帘换了。

老江说要把他那台老收音机修一修，听京剧。

我说要给红绳编一个更结实的扣儿，防止它滑。

第二天，阳光很好。

我把被子拿出去晒，槐树枝在天空里画来画去，像孩子乱画一通，但那种乱，真实。

电话响。

是儿子。

他说：“妈，我们准备要第二个孩子。”

我愣了一秒，然后笑：“好啊。”

他说：“你要不要来南边住一段？”

我看着院里那根红绳，看着铁桶，看着摆在窗台上的小瓶花，我说：“我去住一阵子也行，但我不能常住。”

他笑：“我懂。”

我说：“我走的时候，红绳你给我打个结。”

他愣了：“啥意思？”

我说：“留个念想。”

他笑：“好。”

我心里轻飘飘的，像冬天晒被子的那股阳气，隔着布传到人骨头里。

临走前，我们四个照了张相。

相片里，槐树在我们背后站着，我们的脸被阳光照得发亮。

第一排是我和魏大姐，第二排是老江和马阿姨。

我们每个人胸口别着一个扣子，是那天马阿姨铁盒子里选的。

老江的是黑色圆扣，我的是蓝色椭圆，魏大姐是红色的，马阿姨的是花纹像小花。

我们笑得不一样，但都笑了。

我去南边前一天晚上，我们四个围着火桶，烧了那本账本里的一张纸条。

那纸条上写着“怕”。

我们看着“怕”字烧成黑灰，灰飞起来又落下，落在铁桶边上不肯走。

老江说：“生活啊，怕一点也是药，不能太多。”

我说：“是，我怕孤独，所以扎了个团。

我怕麻烦，所以把麻烦写到纸上烧了。

我怕老眼昏花看不清这个世界，所以每年春天必须去河边看看那条水。”

我们哈哈笑。

笑声把夜空弄得有点响。

我去南边那一月，老江每晚都给我发信息。

他不会发语音，就把想说的话敲成字。

他说：“今天红绳打两个结，魏肚子不舒服，后来好了。”

他说：“今天火桶不烧了，风大，我怕。”

他说：“今天我把收音机修好了，放了一段‘贵妃醉酒’，我眼眶湿了。”

我看着这些字，心里猫一样软。

儿子家里忙，而忙里的一个空挡，他们还是会把孩子塞到我怀里，让我闻一闻那个奶香味。

我笑。

我跟儿媳妇说：“你们去忙，我在这儿就行。

我还有个‘我们’，等我回去。”

她点点头，靠在厨房门上，灯光把她的影子拉长，像一条温柔的被子。

一个月后，我回来了。

院里槐树发了新芽。

红绳新添了两个结。

铁桶底下那块铁板又有点松。

我们一项一项修，一项一项弄得顺手。

邻居家的老李头有一天走过来，手攥着一把钥匙，他说：“我能不能加入？”

我们四个对视一眼。

老江先点头。

魏大姐说：“试一个月。”

我说：“欢迎。”

马阿姨说：“我给你在铁盒子里挑一个扣子。”

我们把规则念给他听。

他一边听，一边点头。

他说：“我儿子一直让我去他那边住，我也去过，就是睡不着，想我们这檐下滴水声。”

我们懂。

人老了，最怕的是对身边的一切都陌生。

你把他放进一个很体面、很新潮、很干净的房间，他也不一定舒坦。

他要的是熟悉的光，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声音。

我们这个小组，大了一个人，红绳打结多了一个手，火桶边多了一份笑。

省钱么，自然还省。

开心么，也更热闹。

有一天，我在菜市场门口跟那个老邻居又碰上。

她看见我，问：“还抱团？”

我说：“抱得更紧了。”

她叹口气：“你们活得像个小合唱团。”

我笑出声：“我们唱不齐，但不跑调。”

她也笑，嘴角一扬，脸上的皱纹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抹了一下。

我回到院里，红绳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像是在给我点头。

我把那根红绳取下来，用指尖捋顺，又换了一个新结法，结更实，不易滑。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辈子，兜兜转转，都是在学打各种结。

有的时候打在手上，有的时候打在心上，有的时候打在几个人之间。

知道该松的时候松一点，知道该紧的时候紧一点。

松得太过，会散。

紧得太过，会疼。

掌握这个力道，不容易。

我望着铁桶，铁桶里黑灰沉着，像日子沉淀下来的一点点甘甜。

我把手按在铁桶边，掌心是温的。

那一刻我想起我老伴儿。

他走的时候，我拿了他的手，手掌里一点温度像一只小鸟缩在我指缝里。

那也是一个结，我一个人解不开，只能任它在那里，时不时拽我一下。

我只能在别处多打些结，红绳结，关系的结，笑声的结。

这就是我的办法。

我们这群人，活得像一锅慢火炖的菜，火不急不燥，菜也不一定多贵，但是味儿慢慢出来，谁来都能喝一口汤，热。

有人说：“你这一套不适合每个人。”

我点头：“当然。”

日子没有万能钥匙。

我们只是找到了一把，适合我们这扇门。

你要是问我，省钱省了多少，我会拿账本给你看。

你要问我，开心值几何，我会带你坐在火桶边上，看一晚上的火。

火光照出来的脸，你看了就明白。

我六十三，头发白了大半。

我还在学着把生活过得像一个可靠的手艺活。

我用红绳子把人和人系住，用铁桶把话和话烤热，用账本把钱和钱摆平。

我相信“穷不怕，怕的是心穷”。

我也相信“老不怕，怕的是老得没有人叫你一声名字”。

我们互相叫彼此的名字叫得响亮。

有一天黄昏快擦黑的时候，我们坐在院里，槐树上飞来几只鸟，啾啾叫。

老江突然说：“我们这叫什么？”

我们愣了下。

他笑：“合伙人。”

我们笑得差点没过气。

马阿姨拍着手说：“合伙人，合伙活。”

魏大姐补一句：“合伙省钱，合伙开心。”

我说：“合伙养老。”

说完，院里安静了一下，紧接着鸟声大了一点。

我抬头看天，天空像一块刚洗过的蓝布，干干净净，挂在那里。

我想，这辈子，能有这样一群人，能有这样一根红绳，能有这样一个铁桶，能有这样一本账本，能有这样一阵笑，我们也算不虚。

这话说给谁听呢？

说给年轻时的自己听。

那个总想跑、总怕输、总觉得明天很远的自己。

说给未来的自己听。

那个走路慢、说话轻、总爱翻账本看一眼旧日子的自己。

也说给每一个在街角犹豫要不要跨进老年大学门、要不要买一个铁桶、要不要把一根红绳挂起来的人听。

别怕。

生活这东西，不难也不易，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把它当成一门手艺活。

手艺活，越干越顺手，越干越有味儿。

我们用这种方式养老，比养老院请保姆省钱，关键是开心。

开心，是一种手艺。

手艺，是一种不慌不忙的勇气。

从菜市场到槐树下，从红绳到铁桶，从一锅咸了的白菜到一锅正好的汤，从“我怕”到“我来”，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

至于明天，谁知道呢。

等明天来了，我们就再给红绳打一个结。

来源：天上漫游的云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