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西祁县的富商乔致庸，是清末之时闻名全国的商界巨擘，身为晋商的领军型人物，乔致庸不但将祖业家产扩张增容、频频出手支持援助清政府和清廷皇室，还缔造了乔家大院第三代掌门的财富传奇，的确生财有道、兼具才德，乃是爱国商人的绝佳典范。

山西祁县的富商乔致庸，是清末之时闻名全国的商界巨擘，身为晋商的领军型人物，乔致庸不但将祖业家产扩张增容、频频出手支持援助清政府和清廷皇室，还缔造了乔家大院第三代掌门的财富传奇，的确生财有道、兼具才德，乃是爱国商人的绝佳典范。

乔家的生意传奇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之久，不仅因为乔家家风肃谨、人和业兴，更重要的是乔致庸具备独到的政治视角以及恰当的谦和态度。

以乔致庸为表率的乔家人从不仗势欺人、为富不仁，而且往往还经常出手扶危助困、替人解难。

清末民初之时，国内豪强匪徒遍地、外国军兵横行霸道，然而出于利益之虑，无论是地方官绅还是西方列强，基本上都没有找过乔家的麻烦。

曾经，一支惯于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来到了山西祁县，他们在县里抢来掠去，但始终都没有劫扰乔家大院，后来知道内情的人才向外吐露：是一面意大利国旗令乔家人躲过了被日本兵洗劫掳掠的危机。

学而优则商——乔致庸通过不断奋进从一介儒生成为晋商翘楚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号称“天下第一商帮”的一个独特群体，在拥有晋商身份的知名历史人物中，生活在清末民初的乔致庸，绝对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个中翘楚、商业巨擘。

1818年，乔致庸出生在山西祁县的一户商贾之家里，他的父亲颇通文墨，又极其盼望儿子能读书长进，于是为乔致庸取字“仲登”、号“晓池”。

祖父乔贵发给孙儿取乳名“亮儿”，他殷切地期望乔致庸能考取功名，因为山西人向来有个传统：学而优则商。

乔致庸从小读书就非常努力，家里人原本也打算让乔致庸的哥哥早早接手乔家生意，日后待乔致庸考取了功名，到时候再决定让他从仕或者从商也不迟。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乔致庸6岁时父母就相继匆匆病逝，其后便由哥哥负责供他读书、抚养他长大。

孰料几年后乔致庸刚刚考上秀才，哥哥就因一场意外而不幸离世，偌大一个乔家再无更有能力的男丁挑起大梁。

乔致庸索性停掉学业、转而从商，只一心想着把家族的生意先打理好。

从祖父乔贵发开始，乔家就异常注重树立起端正严明的家风，一向崇尚儒学经典的乔致庸也特别看重用“仁、义、礼、智、信”来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对外塑造自己的商业形象。

乔致庸在治家、谈生意、管理伙计等方面总以“诚信”、“仁义”、“能力”为先，不偏私、不势利、不欺客、不误差，在生意场上由一介儒生变成了晋商中的翘楚。

后来，他因慷慨仗义、忠君爱国，还被获得他经济援助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引为至交，每次李鸿章与乔致庸见面，李鸿章都要恭恭敬敬地尊称乔致庸为“亮大哥”。

民间百姓听说此事之后，还顺势称呼乔致庸为“亮财主”，称颂他在国家困窘危难之际肯大手笔支援银钱、并且一向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义举。

19世纪末，已经成为晋商首富的乔致庸买下了家乡近16亩土地，然后遍请能工巧匠制图修建，造起了一座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也就是如今在国内旅游界享誉盛名的山西“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总共占地15亩有余，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由6个大院、19个小院共计313间房屋构成。

出于保护乔家巨额财富以及防御外敌之目的，乔致庸命工匠们在宅子最外侧建起了高达10余米的水磨青砖墙，大门则设计成了“城门洞”式样，整体体现出了极高的居住、观赏、防御等诸多实用价值。

一座庄严贵气的乔家大院，向世人展现了清代民间高级住宅的精巧与独特，这个有着“北方民居中的明珠”之称谓的宏大宅院，让人们见识了乔致庸毕生的经商精神、事业辉煌以及为人的端稳厚重、笃行致远。

忠善慷慨的乔致庸用身体力行展现了一代晋商的勇毅担当及爱国情怀

如果说“着眼大局、目光长远、唯重实践”是乔致庸发家致富、汇通天下的终极秘诀，那么善良慷慨、忠君爱国、尊爱他人便是乔致庸的人性底色，更是他教育、规范乔家子孙后代的精神指引。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乔致庸和乔家后人善于经商、曾缔造过“富可敌国”那样的盛景与辉煌，但以乔致庸为首的晋商乔家之所以能成为清廷信赖的商家、商界最显赫的典范，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算盘打得精准、头脑口才了得。

跟很多一旦富起来就张狂不已、私欲极重的商人不同，乔家人一直秉承着乔致庸“慷慨仁义、广行善举、不忘初衷”的做人理念，不仅素来坚持勤俭持家、宽待旁人的美德，还经常接济贫民、救苦救难，一直选择与人为善。

清末之时天灾频仍、战乱时起，很多山西的百姓都食不果腹、遭逢饥荒。

乔致庸看到那些被饥饿所困扰的乡邻百姓实在可怜，就打开自家粮仓赈灾放粮、施粥施饭。

因为这等慷慨义举，朝廷还特赐了“准戴花翎”的殊荣给乔致庸，还将他的夫人封为“诰命夫人”。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等人匆匆忙忙出宫西逃，一路从热河狂奔着逃到了山西地界。

进入山西之前，慈禧一行人已经身无盘缠、缺衣少食了，而踏进山西之后，当地的官员和一些晋商都奉出了不错的食物及生活用物，让慈禧一行人过上了吃喝不愁的日子。

但过惯了奢靡生活的慈禧太后依然想要维持平日里的那些精致做派、不想降低吃穿用度标准，可在当时的兵荒马乱之际，有谁能财大气粗地满足慈禧太后的愿望呢？

正当慈禧太后为日后的盘缠和生活质量发愁之时，乔致庸先是将自家的“大德通票号”翻修一新，然后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住了进去，让他们每日享受着乔家特供的珍馐美馔，天天过得跟在皇宫里没差太多。

慈禧太后一行人在山西乔家停驻了一个多月之后，依然决定要继续向西而行，临走时慈禧太后还是开口向前来问安听命的一众晋商表达了她渴望得到一笔盘缠的想法，但10万两雪花白银又岂是一件区区小事？！

最后，还是乔家慷慨地站了出来，向慈禧奉上了已经备好的10万两白银。

获得资助的慈禧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之后，乔致庸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老佛爷的心里，这份“深重的情义”慈禧太后想忘都忘不掉。

后来，大臣李鸿章奉旨大搞洋务运动，需要购买一批外国重型武器以强化军备，可是当时国库空虚，导致无钱可用的李鸿章愁得直皱眉头、夜里经常辗转无法成眠。

后来，李鸿章想起了晋商首富乔致庸，于是就向他借钱周转使用。

而乔致庸认为“没有国就没有家”，于是再次慷慨出资相助，拿出了10万两白银给李鸿章解除了燃眉之急。

由于乔致庸一而再、再而三地体恤百姓、爱国护民、资助清廷，使得感动万分的清朝统治者、清廷官员自发地对乔家的商业帝国倍加关照保护。

后来，无论战乱闹得多凶、民间匪徒多么猖獗，乔家的生意铺子、工厂、票号都长期“幸免于难”，得到了清廷和百姓自发的维护与庇佑。

为何凶狠蛮横的日军不敢抢富有的乔家大院？你看看乔家门口挂了啥

或许有人说：乔致庸很可能就是个聪睿狡黠的投机商人，他出钱赞助慈禧、出资援助朝廷都是一种“投机行为”，目的就是要通过讨好官方政府来换取日后的经商便利和特殊荣誉。

而实际上乔致庸以及他的子孙后代还真就不是“投机型的商人”，他和他的乔家大院、乔家亲眷都因为昔日的一次义举而再度躲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一切还要从乔致庸勇救7名意大利修女说起。

自从清朝在列强的冲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之后，各个西方国家的君主就经常派出一些传教人士到中国各地传播教义，想借着文化输出的机会来同化中国人民的思想。

于是，很多西方的神父、传教士以及修女纷纷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建起了教堂，一边落脚一边积极宣传天主教教义思想。

光绪二十六年，有着清末酷吏之称的山西巡抚毓贤，因极端排外而在管辖的地界内向洋人大开杀戒。

当时，太原一个天主教堂里的7名意大利修女因害怕被杀而逃到了乔致庸所在的祁县，她们一路逃命一路躲藏，状况十分凄惨。

所幸，乘坐马车外出洽谈生意的乔致庸在一条岔路旁发现了那7名修女，出于恻隐之心，乔致庸出钱买了一辆柴车，然后把她们藏匿在柴火堆里，将其平安地送出了山西。

7名修女重获平安后，将恩人乔致庸的义举告诉给了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父以及意大利的领事馆，致使后来的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洋人官员都对山西祁县的乔家怀有敬重和感激之情。

1938年秋日军大举侵华，很多日本兵来到山西各个县市、村镇进行扫荡和抢掠，有一支日本军队自太原来到祁县，准备随时到中国百姓的家中进行烧杀抢夺,以补给各类军需物资。

面对即将来临的危机，乔家家眷十分恐慌，于是一个乔家的管家壮着胆子向祁县一个颇有“声望”的意大利神父请求援助。

那位神父一向与乔家交好，而且他也一直记得乔致庸昔日对修女们的帮助，随即，神父将一面意大利国旗交给了乔家的管家，告诉他赶快回去将此旗悬挂在乔家大院门口，应该能确保乔家上下渡过此劫。

果然，当日军看见乔家大门口高悬着的意大利国旗，就认为这户宅院是“盟友”意大利所庇护的范围，因此那支日军队伍几乎扫荡了祁县全县的人家，唯独没有闯入乔家大院进行烧杀抢掠、恣意破坏。

人常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昔日赫赫有名的晋商首富乔致庸用他的仁厚和善良挽救了7位意大利修女的生命，这般义举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官方感恩。

数年过后，因果循环，那位懂得悲悯和感恩的意大利教父用一面意大利国旗就保护了乔家大院免受凶残日军的践踏和掳掠，亦使乔家后人安然无虞、生活如常。

因此可以说，先祖为后代子孙积攒了再多的钱财都不如多多积德行善，因为积德行善就是积攒福报，心起于善者善虽未显，而祸却已远矣。

来源：纵古贯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