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质疑的原因： 自2000年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以来，该工程的结论和方法引发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质疑 。主要原因包括：(a) 证据不足与方法质疑： 一些学者认为工程过于想当然地在河南省预设夏朝存在，并将河南二里头遗址直接定为夏都斟鄩，但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夏代遗存之前，碳十四的精确年代也无法直接证明夏朝的存在与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质疑的原因： 自2000年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以来，该工程的结论和方法引发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质疑 。主要原因包括：(a) 证据不足与方法质疑： 一些学者认为工程过于想当然地在河南省预设夏朝存在，并将河南二里头遗址直接定为夏都斟鄩，但目前考古证据仍显不足 。例如，西方学者普遍在教科书中视夏朝为传说而非信史，只有商朝因甲骨文证实才被认可为第一个朝代。断代工程提供了夏代各王世系和确切年代，引起这些学者质疑，认为工程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确立夏朝年代框架。(b) 政治动机疑虑： 有国外人士质疑工程带有民族主义“政治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主导的项目，可能为了延长中华文明年代而有意为之 。这种看法认为，只要是政府支持的研究，结论就有预设目的，不够客观。(c) 学术规范与诚信： 部分国外学者还批评工程在引用和方法上不够严谨。比如工程利用天文现象（如周懿王元年的日食“天再旦”）推算年代，却被指出可能存在多解且未充分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就批评《简本》未提及美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武王伐纣年代1046 BCE的研究，质疑其学术道德 。此外，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如尧公簋）也直接挑战了工程给出的西周王年年表，显示其某些王年推算有误，使学者对工程精确断代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综上，考古证据的局限、研究方法的争议以及对研究动机和严谨性的疑虑，都导致“夏商周断代工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三星堆遗存年代：翁卫和观点与碳十四测定之争： 关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坑的年代，出现了显著的学术分歧。一方面，考古学者翁卫和通过将三星堆坑出土遗存与历史文献（尤其是上古华夏人物谱系）相结合，提出这些坑的遗存可能属于夏朝早期的文化现象。他认为三星堆坑未被后世扰动，具有“时间胶囊”效应，可作为夏代早期宗庙祭祀遗存的见证。然而，另一方面，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主流考古研究，利用碳十四测年法对三星堆坑炭屑等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至周初（距今约3200–3000年左右） 。例如，北京大学和四川考古团队对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第4号坑的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其埋藏年代很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中叶，相当于商末周初时期 。如此一来，翁卫和的夏早期说与放射性碳定年结果存在矛盾。解决这一学术争论的途径在于深入研究和证据比对：首先需要反复检验碳十四测年的可靠性，确保采样和校正无误；同时也要客观评估翁卫和的解释模型是否有充分依据，例如三星堆是否存在比坑更早的文化层或遗存可与夏代对应。如果碳十四数据确凿无误，那么任何将三星堆定为夏代遗存的观点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何夏代遗存会埋藏于商末周初。此外，有学者提醒要注意测年与文明判定的区别：碳十四测年只能测出出土物的年代，而非整个文明的年代属性，测定的是木炭、象牙残片等具体材料的年龄，并不能直接识别遗存所属的文明或王朝 。翁卫和等人正是质疑这一点，认为不能用放射性测年的结果简单断定三星堆文明的归属。因此，在学术讨论中，各方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包括年代测定、类型学比较、文献学和古环境研究——来互证。最终，唯有更多新发现和跨学科证据出现，才能厘清三星堆遗存与夏代文明的真实关系，在科学 dating 与历史解释之间找到平衡。
缺乏夏朝遗存时碳十四测年的局限： 夏朝的年代框架最终需要可靠的实物遗存作为依托。如果考古学上找不到公认属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那么碳十四测年技术再精确也无法“无中生有”地确定夏朝的年代。放射性碳定年只能对出土材料进行年代测定，但前提是我们拥有可以测定且能代表夏朝的材料或遗址。正如断代工程专家所言，夏朝纪年问题是工程中最关键却也最困难的课题——倘若连“夏文化”为何物都无法定位，测年技术再先进也束手无策。工程为此设置了多个与夏文化有关的考古专题（如王城岗、二里头、新砦等遗址的发掘研究），目的就在于发现和确认夏代遗存 。只有先通过考古发掘找到可能的夏代都邑或遗迹，并判明其文化属性，碳十四测年才能赋予这些遗存一个绝对年代，从而构建夏朝的年表。如果没有可信的夏代遗存作基础，任何年代数据都无法和历史朝代对应起来。举例来说，断代工程团队曾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大型城址，并推断其为传说中大禹所建的“阳城”；经碳十四测定该城第三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90–2030年，与文献中推算的夏朝开端年代相当 。正是因为找到了这一考古学上的目标，测年数据才有了意义。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现，哪怕拿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测年数据，我们也很难断言“这就是夏朝”。因此，考古发现是前提，科技测年是手段：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夏代遗存之前，碳十四的精确年代也无法直接证明夏朝的存在与年代 。
预设夏朝再测年是否带来主观偏见： 针对“考古先预设夏代存在并圈定遗址，再去落实测年值”的做法，学界确实存在担忧，认为其中可能夹杂主观因素 。断代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要将考古学相对年代和历史记载相结合，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些假说（例如假定二里头遗存属于夏朝晚期文化、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等），然后借助测年技术加以验证。这种“先有结论假说、后求年代数据”的顺序在方法学上存在风险：研究者可能倾向于选择支持预设结论的证据，而忽视相矛盾的信息。如果在数据处理上再人为调整参数以符合预期，就更容易偏离客观。事实上，一些批评者指出断代工程在碳十四数据处理上采取了过于“人为拟合”的做法：例如采用了系列样品贝叶斯统计校正的方法，将考古样本分期同既定的王朝年代对应起来，从而得到比常规方法更窄的年代区间 。有学者在国际会议上质疑，工程为了将武王伐纣年代精确锁定在公元前1046年，选用了置信度仅68%的计算方案而非95%标准，只因前者能把时间范围压缩到几十年以内，以满足预先设定的“±20年精度”要求 。这种做法实际上降低了统计可信度，带来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更有甚者，在进行系列测年时需要考古学者提供明确的分期框架（如将某遗址地层预先划分对应到特定王朝或帝王时期），若考古材料本身不能精确到如此程度而强行对应，难免掺入相当大的猜测成分 。由此可见，先入为主地认定某遗址属于夏朝并以此指导测年，确实可能带来主观偏倚。解决之道是在研究中尽量保持假说与证据之间的张力：可以根据历史线索提出假设，但必须允许测年结果和考古证据去检验假设，而非迎合预设。换言之，考古学的结论应“由证据说话”。对于夏文化的探索，研究者需要开放心态，准备好根据新发现随时修正原有判断。在实践中，断代工程专家也强调他们采取“民主集中制”来讨论不同观点，就是为了避免一人或一方的主观意见主导结论 。只有当预设经受住独立客观的数据检验，我们才能比较自信地认定某遗址属于夏代。总而言之，考古先假定后验证的方法需要谨慎运用，务必防范人为主观因素对断代结论的干扰 。
来源：翁卫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