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白色的花穗像是挂满了小灯笼,风一吹,香气飘得到处都是。
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白色的花穗像是挂满了小灯笼,风一吹,香气飘得到处都是。
我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手里捧着父亲留下的那本发黄的日记本,还有那张已经有些泛白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父亲和母亲,母亲笑得那么灿烂,父亲的手搭在她肩上,目光温柔。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永远记得这一天。1987.5.12”
那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这本日记和照片,是父亲回来时带给我的唯一东西。
父亲走的那天,天很蓝,蓝得像是被洗过一样。
那时我才十二岁,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坐在门槛上,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她也没哭,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手里攥着一张纸。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感觉有点不对劲。
“妈,你怎么了?”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你爸走了。”
“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我放下书包,在她旁边坐下。
“不知道。”母亲说,声音嘶哑,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欠了赌债,足足三十万。在那个县城里,三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买两套房子了。
债主找上门来,母亲才知道这件事。那张纸是父亲留下的,说他走了,等有钱了就回来。
就这么简单,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就像是出门买包烟那么平常。
但我知道,对于一个赌徒来说,走是最简单的事情。
母亲没有哭多久,擦干眼泪就开始想办法还债。
她在县城的百货商店上班,工资不高,勉强够我们母子俩生活。为了还债,她在晚上去餐馆刷碗,周末到市场卖自己做的小吃。
我也开始打工,放学后送报纸,周末在超市做促销员。十四岁那年,我偷偷去建筑工地搬砖,被工头发现年龄太小赶了回来。
母亲没说什么,只是那晚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肉不多,飘在汤里,像是几座小岛。
“吃肉,明天还要上学。”她说,然后给我碗里夹了一块最大的。
我看着她因为长期洗碗而泛白粗糙的手,还有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油渍,突然觉得嗓子发紧。
“妈,爸爸会回来吗?”我问。
母亲没有立即回答,只是低头扒了几口饭,然后说:“先把债还了吧。”
那一刻,我知道她已经不抱希望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债主每个月都会来要钱,母亲总是沉默地交给他们。有时候钱不够,他们就在屋里大吼大叫,邻居都能听见。
李奶奶有次看不下去,过来帮我们说话,结果差点被推倒。从那以后,母亲总是提前关好门窗,不想让邻居听见我们的窘境。
我们住的是单位分的老房子,两室一厅,墙皮剥落得厉害,阳台上还堆着父亲留下的杂物—钓鱼竿、几本旧书、半瓶白酒。母亲从来不碰那些东西,像是碰了就会被烫伤一样。
十六岁那年,我高考落榜,决定不再读书,去打工赚钱。母亲没有反对,只是在我离开家的那天,塞给我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这是我存的钱,你拿着。到了城里别饿着自己。”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全是零钱,有些甚至是五块一块的。
我知道那是她一分一分积攒下来的。
在城里,我先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干活,后来去做销售,再后来跟着一个老板学做生意。运气不错,做得还算顺利。
母亲也一直在努力工作,我们省吃俭用,把赚来的钱都用来还债。
十年过去,我们终于还清了大部分债务,只剩下最后五万块。
那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给母亲买了件新棉袄。她穿上后在镜子前转了转,笑得像个孩子。
“妈,再过一年,咱们就能把债还清了。”我说。
母亲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清了又能怎样?”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知道,还清债务并不能让父亲回来,也不能让过去的十年重来。
那晚,我在房间里整理东西,无意中翻出了一张旧照片,是我十岁生日时和父亲的合影。照片上的父亲头发浓密,笑容灿烂,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记不起父亲的声音了。
债务终于在去年全部还清。
我已经三十二岁,开了自己的小公司,生意不错。母亲也退休了,在家养些花花草草,日子过得平静而安稳。
我们很少提起父亲,仿佛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是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的老人。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刻上去的,身形瘦削得像根枯树枝。
“儿子,”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你爸回来了。”
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十年过去,这个曾经抛下我们的男人,现在就这么突然地回来了。
“坐吧,”母亲说,像是在招呼一个客人,“我去倒茶。”
父亲抬头看我,眼神复杂,既有愧疚,又有期待,还夹杂着一丝不安。
“你长大了,”他说,声音嘶哑,“比我想象中要高。”
我没有回应,只是在他对面坐下。沉默弥漫在我们之间,像一堵无形的墙。
“债都还清了,”我终于开口,声音比我想象中要平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父亲低头,“每年我都会回来看一次,远远地看。”
“那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父亲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破旧的挎包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和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这是我这些年的日记,还有我和你妈的结婚照。我想你应该看看。”
晚饭是母亲做的,很简单,几个家常菜。父亲吃得很慢,时不时抬头看我和母亲,然后又低头吃饭。
母亲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做什么。
父亲说他先是去了南方的工厂,后来去了东北,最后在西北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在那里修车为生。
“赚钱了吗?”我忍不住问。
父亲摇摇头,“勉强够自己生活。”
“那你回来干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冷。
母亲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病了,”父亲放下筷子,“医生说可能没多少时间了。在走之前,我想回来看看你们,也想让你们知道,这二十年,我从来没有一天不后悔。”
餐桌上又陷入沉默。
晚饭后,父亲住进了以前的卧室。那个房间二十年没变,还保留着他走时的样子。母亲从没改动过,好像一直在等他回来。
我翻开父亲的日记,第一页写着:
“离开家的第一天。天气晴朗,但我的心像下着暴雨。我不知道自己这一走,什么时候能回来。欠下的债太多,我没脸见他们,只能先离开,等有钱了再回来还债。希望他们能原谅我。”
后面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各地的生活,艰辛、孤独,还有对家的思念。
有一页上还贴着一张剪报,是我大学毕业时参加商业比赛获奖的新闻。旁边写着:“今天看到儿子的消息,他已经这么优秀了。都是他妈妈的功劳,跟我没关系。我真是个没用的爸爸。”
我继续往后翻,看到许多类似的记录:我公司成立的新闻、母亲退休的照片(远远拍摄的,模糊不清)、我们家附近的街道变化…
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们的生活,却不敢现身。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前,父亲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发呆。
“这树又高了不少,”他说,“记得你小时候,才到那个树枝。”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刻痕,是我十岁时父亲为我刻下的身高标记。
“你妈说债都还清了,”他突然说,“钱是你们自己赚的吧?”
我点点头。
“对不起,”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这一走就是二十年,什么都没给你们留下,反而留下一堆债。”
我没说话,只是低头看表,表示自己该走了。
“等等,”他叫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给你。不值钱,但对我很重要。”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旧怀表,已经不走了,表面有些划痕。
“这是你爷爷给我的,”他说,“本来想在你十八岁时送你,结果…”
我把盒子放进口袋,转身离开。
远处,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我们。
晚上回家,发现父亲和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气氛诡异地和谐,就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
“你回来了,”母亲说,“快洗手吃饭。”
桌上的菜比昨天丰盛了些,甚至有我爱吃的红烧排骨。
吃饭时,父亲说起他在西北的日子,说那里的风沙很大,冬天特别冷。说起他修的第一辆车,是一辆破旧的拖拉机,费了好大劲才修好。
我没怎么说话,只是低头吃饭。但我注意到母亲一直在认真听,偶尔还会问几句。
“你们…原谅我了吗?”饭后,父亲突然问。
母亲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人总要往前看。”
这不是原谅,但也不是拒绝。
我放下碗筷,说:“我去洗碗。”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能下床走动,有时候只能躺在床上。
母亲照顾他,好像这二十年的空白从未存在过。她给他煮粥,扶他出去晒太阳,晚上帮他按摩腿脚。
而我,依然保持着距离,每天按时上班,回家,然后回自己房间。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听到父亲房间里传来低沉的啜泣声。
门没关严,我能看到父亲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本日记,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母亲坐在他旁边,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背上。
“我这一辈子,做得最错的事,就是离开你们,”父亲说,声音哽咽,“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去死,也不会丢下你们。”
母亲没说话,只是轻轻拍着他的背。
“儿子恨我,”父亲继续说,“他有权利恨我。我不求他原谅,只希望他能过得好。”
“他不恨你,”母亲轻声说,“他只是需要时间。”
我站在门外,突然不知道该进去还是离开。最后,我轻轻关上了门,回到自己房间。
第二天是周末,我没有上班。早上起来,发现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手里拿着那块怀表,正在试图修理它。
“这表停了二十年了,”他看到我,微微一笑,“就像我的人生一样,停在了某个时刻。”
我在他旁边坐下,看着他笨拙地摆弄着表。
“你知道吗,”他突然说,“我每年你生日都会给你买礼物,然后放在家里。西北那个小镇,有个小杂货店,老板娘知道我的情况,每次都帮我挑适合你年龄的东西。”
“都买了什么?”我忍不住问。
“十三岁时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十五岁时是一个小收音机,十八岁是一块手表,不过比不上这个老怀表…二十岁时是一套西装,虽然不知道尺寸对不对。二十五岁时…”
他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后来我病了,没钱再买了。”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在我记忆中高大的父亲,现在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那些礼物,他从未送出,就像他的爱,藏在心里,从未表达。
“你想吃什么?”我突然问,“我去买菜,今天我做饭。”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眼睛亮了起来,“你会做饭?”
“会一点,”我说,“不过可能没妈做得好。”
“什么都行,”他说,声音有些颤抖,“儿子做的,什么都好吃。”
午饭我做了几个简单的家常菜,父亲吃得很香,一直夸我手艺好。
母亲在一旁看着我们,眼里闪着光,像是要落泪,又像是在笑。
吃完饭,父亲拿出那张结婚照给我看,照片背面的字迹依然清晰:“永远记得这一天。1987.5.12”
“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他说,“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母亲听了,转身进了厨房,但我看到她偷偷擦了眼泪。
父亲的病情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迅速恶化。
医生说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我请了长假,在家照顾他。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单独坐在院子里,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儿子,”他突然说,“我想和你说声对不起。”
“爸,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我想正式地说一次,”他坚持道,声音虚弱但坚定,“对不起,我不该离开你们。对不起,我让你们独自承担那么多。对不起,我错过了你成长的每一天。”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曾经很恨你。”
他点点头,“我知道。”
“但现在不恨了,”我继续说,“我只是遗憾,遗憾我们失去了那么多本可以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也遗憾,”他说,眼里噙着泪水,“如果可以,我愿意用剩下的所有时间,换回那二十年。”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冰凉粗糙,像是一块风化的石头。
“不用换了,”我说,“我们还有现在。”
父亲在冬天到来前的最后一个秋日离开了我们。
临走前,他把那本日记和照片给了我,还有那块已经修好的怀表。表盘上的指针重新走动起来,滴答滴答,像是在记录新的时光。
我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了老家的山上,和爷爷奶奶挨着。
回家路上,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爸这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离开我们,最幸福的,是能回来见到我们。”
我点点头,想起父亲日记中的最后一页,写着:
“能够回家,见到他们,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即使他们不原谅我,我也心满意足。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哪里,心里始终有个地方叫家。”
院子里的槐树又开始发新芽了,明年春天,它又会开满白色的花。风一吹,香气会飘得到处都是,就像记忆中的那个春天,父亲还在家的时候。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