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我知道的路遥

摘要：本来，我和路遥没有多少交集的。1988年暮春，我从故乡岐山县走进了西安市建国路71号陕西省作家协会。当时，我只是借调到省作协，在杂志社打工。从农村突然来到这个陌生而喧嚣的城市，我免不了有自卑感，因此，和省作协体制内的编辑、作家们大都不来往，不交流。在作协大院里

本来，我和路遥没有多少交集的。1988年暮春，我从故乡岐山县走进了西安市建国路71号陕西省作家协会。当时，我只是借调到省作协，在杂志社打工。从农村突然来到这个陌生而喧嚣的城市，我免不了有自卑感，因此，和省作协体制内的编辑、作家们大都不来往，不交流。在作协大院里，偶尔碰见路遥，也只是相互打一声招呼，擦肩而过。

路遥

那年九月，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来到了作家协会。王天乐和我一样，考进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王天乐住在路遥的工作室里，而我借住在《延河》杂志编辑王观胜的办公室。陈忠实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将王观胜的办公室命名为“半间屋”，我能住进“半间屋”已经很满足了。每天清早，我和王天乐一同骑上自行车去西北大学上课，下午上完课，我们一同回到省作家协会。王天乐和我一样，在农村吃了不少苦。他说，他家那两眼石头砌的窑洞的石头是他一块一块从山里头背下来的。脊背的皮都磨破了，血淋淋的，结了痂，痂未落，又背。他中学毕业后，由路遥出面协调，在铜川煤矿当了一名挖煤的工人。《平凡的世界》里打工背石头的孙少平，下窑挖煤的孙少平，就是依照王天乐为原型塑造的。我和王天乐相处得比较好，从王天乐口中知道了一些路遥的人生际遇。

1988年秋天，路遥已经完成了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作品在杂志上的发表和出版并不顺畅。《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面世后，没有得到预期的好评。路遥很自信，依然按照他原有的思路奋笔疾书，可是，他难免焦虑。路遥不是喜怒于色之人，读者和评论家的反响看似没有影响他的心态。一个成熟的男人，成熟的作家，是不会被他人左右自己的情绪的，路遥有坚定的信念，有他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最终，他付出了牛马般的劳动，完成了《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

1988年秋天的路遥，在休养生息中，也在等待中，等待《平凡的世界》赢得鲜花和掌声，他因此也有时间和我们聊天。他给我和王天乐描绘着作家协会的未来。他说，他要办一份文学报，要再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杂志，要扩大专业作家队伍(当时，省作协有十个专业作家)。路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有野心的；如果他没有野心，就写不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有一天晚上，在路遥的写作室，我和路遥、王天乐以及《延河》杂志的编辑姚逸仙聊到了凌晨一点多。聊到兴奋处，姚逸仙回家提来了一瓶城固特曲，端了一碗他腌的萝卜片。我们四个人，一人拿一片腌萝卜片，吃着萝卜片，喝着白酒，继续闲聊。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路遥有肝病，也不知道，路遥是否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都端着茶杯喝酒。路遥一张嘴，就是一大口，他喝得很坦然，很豪迈。他对我呡酒的样子很不屑。他说，关中人就是不行，陕北人扛着梯子串门子，关中人谁敢。路遥说的是实情，关中的小伙子再胆大，也不敢为一个女人而如此冒险。路遥所说的串门子就是约会。夜深人静，小伙子扛着木梯，到了相好家的院门前，搭着木梯，上了土墙，翻墙进院，和相好的行云雨之欢。路遥观察到的是关中和陕北的文化差异，也是关中人和陕北人性格的不同之处。就拿我们岐山人来说，干任何事之前，先要估摸后果，镰刀提在手里，还没有割一把麦子，先要迈开步子量一下，有几亩几分，能不能割完。而陕北人只要想干就出手，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都是这样的人。干任何事，他们心中只有目标，而不盘算过程。

大多时候，我们和路遥相聚在“半间屋”。路遥进来的时候，衣服口袋的左右两边分别装一包“红塔山”。那时候，“红塔山”是最高档的香烟之一，大多数烟民是抽不起的，而路遥只抽“红塔山”。说起抽烟，王天乐曾经在我面前抱怨过，他说，路遥没有烟抽，就叫他去买，路遥从来没有问过买烟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王天乐说，他为路遥买烟，借来的钱有好几千块。每天晚上，路遥聊到凌晨两三点，才走出“半间屋”。路遥已经养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习惯，即使他不写作，晚上也不按时入睡。

路遥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

“半间屋”只有十多个平方，路遥和《延河》副主编董得理及王观胜他们几个常常坐在凳子上或床沿上，我无处可坐，只能窝在床上的一个角落里。我一句话不说，听路遥他们聊文学，聊文坛趣事。路遥的话题是柳青，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是雨果的《九三年》。从路遥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他精读的是柳青的《创业史》，关注的是俄苏文学。上世纪80年代初，正当大量欧美文学和南美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内的时候，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构思、准备。因为是创作长篇巨著，他不可能同时兼顾阅读，所以他对欧美现代主义作品阅读得并不多。有人将闲聊的话题引到陕西文学界，谈论某个作家时，路遥只是大口地抽烟，他偶尔来一个细节，虽不动声色，其语言之精道、幽默，令我们捧腹大笑。我觉得，路遥闲聊时的语言，比小说中的语言更有力度，更有色彩。

路遥在正式场合谈文学、谈创作，我一次也没听过。有一年，北京的“文讲所”在省作协办公楼举办讲座，路遥是主讲。他走出会场后，给我和王天乐说，写作有甚(啥)好讲的？写作就是埋下头写。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路遥和我们聊天时，语速不紧不慢，每句话随口而出，生动刻薄，尖锐深刻，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有一次，他说到了陕北的农民，说到了他的叔父，他说着说着，露出了憨憨的一笑，他的笑意味深长，有讥讽、有惋惜，也有同情。他对叔父的情感就在他的憨笑中。路遥说，叔父穿的开花棉袄，喝的稀溜溜的小米粥，却操心着国家大事。他说，他的叔父费心劳神，在院墙上做了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中国女排和外国女排比赛的成绩，每天要更新小黑板的内容，记录从《新闻联播》上听到的国内国外的新闻。路遥说起他的父亲，也是这种口气。他的父亲不知为什么，砍了生产队里的几棵树，被当地派出所叫去了。当地政府将电话打给了路遥，路遥当即回了陕北。同样，路遥一声憨笑，他说，他的父亲以为，路遥在省城里当上了省长，甚(什么)事都敢干，甚(什么)话都敢说。有那么一会儿，路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时候，不是那种低下头沉思的样子，而是抬起头，仰着脸，好像透过眼前飘动的烟，能看见什么景象。

抽烟思索的路遥

路遥对政治很敏感，他关注政治，研究政治。政治关乎民生，政治是文学作品不可回避的内容。为了写《平凡的世界》，路遥翻看了1975年至1985年的《人民日报》，对每一天发生的事，他都不放过。国内外每天发生的大事小事撞击着他。从小事中，从细节中，路遥对局势的发展能做出自己的判断。路遥去世后，有人叹息：路遥不只是一个好作家，他如果活着，做一个省长，其能力绰绰有余。

一天午后，我和路遥、王天乐在作协前院的水池旁边闲聊，我们站在水池栏杆的跟前，路遥双臂抱胸，突然陷入了沉思，不知他在想什么。这时候，从作家协会大门里进来了一个女孩儿，女孩儿二十二三岁，个头不高，一张白皙的圆脸。她走到路遥跟前说：“老师，您知道路遥老师住在哪里？”路遥只一瞥，没答声。女孩儿又问了一遍，路遥说，你进去问吧。女孩儿径直朝办公楼走去了。路遥给王天乐说，出去走走。兄弟俩走后，我回到了三楼的办公室，心想，路遥为什么不理那个女孩儿？那时候，我的爱人在作协的门房搞收发，有一天，来了一个操外地口音的人，他大约五十岁上下，担一副筐担，筐子的一头是被子和衣物，另一头是锅碗。我的爱人拦住他，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他要到省作协来当专业作家。他不知道专业作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我的爱人给他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进去。我这才明白了，不是路遥不愿意搭理文学爱好者。那时候，作家协会的大门是敞开的，每天都有业余作者或文学爱好者到作家协会来，找编辑，找名作家。像这种挑筐担的“文学痴”不是一个两个。你一旦接待了那样的文学爱好者，一整天，他会和你纠缠不清。路遥作为名人，有名人的烦恼，并非是他傲慢，不屑和业余作者交谈。

当时，省作协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将作协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卫生间改建为洗澡间。一天午后，我从三楼下来，想去洗个澡。进了一楼卫生间，我没有听见水响声，以为洗澡间没有人，一把拉开了门。我没有料到，路遥在里面。他正在给身上打香皂。我俩对视，使我很尴尬。本来，还想说一句抱歉之类的话，但我明显感觉到路遥在瞪我，我赶紧拉上了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到办公室，我想，路遥为什么要给我投来那样的眼神？——1990年的路遥，已经有了病态的体形，肚子大了，腰板很难挺直了。路遥不会为他并不美的体形自卑，这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神表述的也许是对我的做法的不满——没有敲门，就进了门；无论走到哪里，先敲门再推门，这是最基本的文明素养。我确实不该如此冒犯他的私人空间。

路遥住在作家协会后院家属楼的三楼。我只去过他家里一次。我是和王天乐一同去的。走进客厅，茶几上摊满了红枣。红枣不知放了多长时间，蔫了，皱了，上面浮着一层清晰可辨的尘埃，散发着甜而带酸的淡淡的味道。我和王天乐都没有坐。王天乐说，你看你，把日子过成甚(啥)了？路遥的妻子林达没有在家。我能感觉到，路遥的家里缺少烟火气，缺少生活气息。我只听说过全身心投入写作的路遥，有时候吃饭只用一块蒸馍一根大葱将就着，没有想到，一进他的家，会给人如此冷冷清清的感觉。

大约是在1990年秋天，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路遥来找我。我一看，他右手提一个塑料袋子，袋子里有一个搪瓷碗。路遥问我，积岐，你知道建国路附近哪里有岐山面馆？我说建国路顶头的尚勤路上有一家，是凤翔人开的岐山面馆，我吃过几次，味道还不错。路遥又问，远不远？我说，在商业医院北隔壁，很近的。路遥说，路远要吃岐山面，我去给她买一碗。我知道，路遥特别爱他的女儿路远。他曾给人说，他要从小培养女儿的贵族意识，要让女儿成大才。我说，我还没有吃中午饭，咱们一块儿去吃。于是，我和路遥来到了叫做“正大岐山面”的饭店。我和路遥每人吃了一碗。吃完，路遥给女儿带了一碗。路遥去付款时，知道我已经付过。他说，积岐，你可不要这样，我咋能吃你的？我说，就几块钱，谁付都一样。路遥说，可不是几块钱的事。回去的时候，路遥并没有用塑料袋子提饭碗，他担心臊子面汤洒出来，右手端着饭碗，左手用塑料袋子遮盖着饭碗，一副很小心的样子。他对女儿的疼爱，就在那一端一护的双手上。第二天吃中午饭时节，路遥又叫我去正大岐山面馆吃面。路遥已经知道了饭店的位置，他要吃面，是不必叫我一同去的。后来的事证明了，他这次叫我去吃面，是刻意为之。吃毕，我又去付款，路遥拦住了我。路遥说，积岐，你可不要这样。你今天付了款，我回去嘴就烂了。接着，他就把饭钱付了。我这才明白，路遥又叫我吃面，是为了付款。固然，几块钱是小事，可这几块钱里映现着路遥的品质。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次被拍为14集电视剧，在中央台播出。也许，由于播出的时间在晚上九点以后，比较晚，收视率并不高。有一天，路遥把我和姚逸仙叫到一块儿，说，给你们一个任务。他叫我们分别以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农民的名义给中央电视台写信，强烈要求中央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平凡的世界》。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要显得真实，不仅要用不同的笔迹，还要用不同的口吻来写，这和虚构小说差不多。我换了三种笔：圆珠笔、蓝墨水的钢笔和黑墨水的钢笔。我写了大半天，才写了十几封信。现在想来，路遥似乎预感到自己生命的限度，他似乎被生命追赶着，希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功，并享受这成功的荣誉。为了文学，路遥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是路遥。

我最后一次看见路遥，是在1992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向作协后院走，路遥背着一个包儿，从后院出来了。他走起路来，脚板抬得很低，步子迈得不大，显得有点沉，身子左右有点晃。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回陕北。我回头一看，他的背明显驼了。他走路的姿势和四十三岁的年龄难以匹配。他回延安没多久，就病倒了，再也没有回到建国路71号。

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2015年版）海报

在我读到的有关路遥的文章中,有人将路遥作为“陕军东征”中的一员主将来论述。其实，路遥和“陕军东征”没半毛钱关系。1993年，陕西的几个作家在同一年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也许，这只是巧合。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将这一现象概括为“陕军东征”。而路遥1992年11月17日就去世了。陈忠实活着的时候说过，什么“陕军东征”？文学创作不是上战场，你去征谁？你能把谁征服？如果路遥在世，也许会对“陕军东征”提出质疑的。在中外文学史上，流派纷争是很正常的事，但从没有哪个流派提出要征服谁，战胜谁。当时，有人提出“陕军东征”这一概念，只是把陕西作家的几部长篇小说捆绑在一起，为陕西作家集体亮相中国文坛而喝彩，并非为陕西作家的作品本身作定论。后来，有作家和评论家不断为“陕军东征”抱薪加柴，好像“陕军东征”真地征服了中国文学界。坦诚地说，这几部“东征”作品参差不齐，仍被人说道的，大概也只有《白鹿原》《废都》了。

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读得很少，而路遥的《人生》我是仔细读过的。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发表《人生》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写作。拿到《人生》，我迫不及待地读了一遍，当时感到《人生》很震撼。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人生》。在《人生》中，路遥写出了农村青年高加林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了他奋斗人生的煎熬和痛苦。高加林的励志其实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实现其野心。强烈的功利追求，使高加林在奋斗过程中忽略了道德追求和人格修养。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于连去市长家里做家庭教师，他问德·瑞那夫人，吃饭的时候，他坐在哪里？德·瑞那夫人回答于连，他和主人坐一个桌子。于连才答应了应聘。即使做仆人，于连也不失自尊。高加林和巧珍分手时，虽然内心也撕裂过，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爱他的巧珍，他的人格黯然失色了。另外，高加林的“成功”少不了权力的加持，并非只是奋斗的结果。高加林之所以能离开黄土地到了县城，还是得力于地区劳动局一把手的叔父，虽然他的叔父没有出面为他走后门，可他的叔父默认了县劳动局副局长的操作。对于权力，路遥是很清醒的。当民办教师的高加林被拿下，是权力的作用；高加林能走进城，也是权力的作用。对权力的操弄，路遥看似只是轻淡地写了几笔，可这几笔就使高加林的励志魅力减少了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