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驱动各个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社会。作为受技术与社会条件变化影响最大的实践形式之一，新闻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可以说，技术作为权力
20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驱动各个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社会。作为受技术与社会条件变化影响最大的实践形式之一，新闻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可以说，技术作为权力要素重塑了新闻业既有的新闻生产机制与传播模态，同时也逐渐催生出新的新闻运作理念与行业运营逻辑。数字新闻的流动发展使得一些产生于大众媒体时代的概念的解释力逐渐衰落，已经厘清的老问题被重新问题化，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真实”甚至“什么是新闻”。
数字新闻实质上并非传统新闻学的延续，而是新闻学学科的范式升级。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传播生态的背景下，新闻实践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新闻生产流程与传播方式的表层形态上，更触及新闻价值体系、社会功能定位与学科知识架构等深层维度，是当下新闻学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新闻学的范式转型仰赖数字新闻规范理论学说的建立，理论的建立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对新闻业变迁进行经验上的描述和勾画；以“技术”核心要素分析新闻业变迁的原因；对数字新闻后果意涵的分析。[1]以往学者似乎更多讨论的是第一个层面，缺乏对第二、三层面的分析。吴飞教授撰写的《数字新闻：理念、价值与秩序重构》（以下简称为《数字新闻》）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依托于“国家-社会-公众”的社会模型，《数字新闻》尝试通过描摹数字技术与中国社会的独特互动从而发展出理解技术和社会变迁，其颠覆了原有的知识框架进而形成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知识生产范式。《数字新闻》全书主要分为前后连贯的五个章节。第一章名为“理解媒介技术”，作者通过对媒介技术演进脉络进行哲学考察，进而阐释技术推动新闻场域变革的过程。接着第二章“数字新闻学的框架重构”和第三章“数字新闻与专业理念重构”则分析了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过渡阶段新闻学传统理论框架与专业理念的“变”与“不变”。第四章“人际关系与算法价值”，既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也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最后，第五章“数字新闻实践与数字文明”，则在构建数字文明这个宏观的背景下，解释了“建设性新闻”如何为未来的新闻业提供更多的可能。
一、起点：技术可供性
新闻始终由技术塑造，新闻业的演进始终与技术创新保持共生关系。[1]可以说，技术可供性构成了《数字新闻》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维度显示，媒介技术的迭代——从造纸术、印刷术到电报、电视——始终对新闻生产范式构成结构化影响。既有研究范式长期聚焦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结构制约分析，而数字时代的来临催生了认识论转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泛在化演进重塑了信息生态的拓扑结构，技术要素转而成为重构新闻业态的关键变量。作者在强调技术变革效能的同时，审慎夸大技术的力量，将这场新闻的变革看成是多重社会力量通过技术中介实现的再结构化过程。[2]技术化生存构成人类物种的本质特征。“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恩格斯认为工具制造标志着人类物种的技术化生存转向，这一论断为理解技术与人性的共生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基点。早在web2.0时代，“新媒体”与“媒介融合”概念的勃兴已引发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数字化平台的技术性关注，相关研究虽形成可观规模，却鲜少触及哲学层面的本质性探讨。近年来，随着技术哲学研究范式在国内学界的深化，人技关系、技术伦理困境及主体性消解等问题逐渐成为热点。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这些研究大量援引抽象理论框架，却多停留于形而上的概念移植，未能建立理论范式与经验场域的有效对话。
《数字新闻》通过建构跨学科认识论框架，将技术哲学范式系统整合于数字新闻研究领域，实现经验性案例解构与元理论阐释的辩证统一。作者以历时性视角梳理技术观的理论谱系，从海德格尔“解蔽”说揭示的技术存在论转向，到芬伯格“技术代码”概念指涉的技术理性批判，再延伸至斯蒂格勒“第三滞留”理论阐释的数字记忆本体论转向，梳理了技术观演变过程。[3]25-26事实上，作者一直围绕的主题是技术哲学的“人-技术”关系问题，即技术的本质。唐·伊德的技术中介理论揭示，技术既非纯粹的工具性存在，亦非自主的异化力量，这种关系呈现为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人类通过技术革新不断重塑周边环境，新环境反过来为旧环境重塑秩序，一切又回到本书讨论起点。那么，未来的技术如何影响新闻界的发展呢？埃森哲在《技术展望2024》中指出，人们身处巨大的技术变革之中，人工智能和其他颠覆性的技术正日益变得人性化。作者在本书中也多次提到了与之相似的技术人性化趋势理论，充分展示出其人本主义的媒介研究立场和媒介乐观主义。技术未来的走向或许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自由，自由，还是自由。
二、框架：交往行为理论
20 世纪90 年代齐格蒙特·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一词来描述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下，“变化”已成为新闻业的常态，在液态变化的新闻业中，该如何抓住不变的本质？或者说什么是不变的呢？“差异制造差异”，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个体通过信息处理机制来降低环境复杂性，个体对新闻的需要本质上正是这种认知机制在社会化维度的延伸与演化。作者认为公众对新闻业的期待并未被颠覆，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构建理性交往的公共领域，进而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3]30-61《数字新闻》中展现的突破性在于作者将“社交互动”确立为理论建构的元逻辑，通过结合数字技术特性与实践逻辑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框架构，阐释了数字新闻生态中“技术驱动下的新闻范式转型”与“新闻传统价值延续性”的辩证关系，即新闻业的变与不变。从其变化来说，新闻业的技术架构与价值系统正经历着深层的范式转型。一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视域下，数字新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关系性网络”。[3]140传统的新闻生产实践中，机构单向度控制信息筛选与流动，公众则被固化在传播链条的终端。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领域造成的业态颠覆，使这种福特主义式的新闻生产模式遭遇结构性瓦解。作者在书中援引了布伦斯提出的“望门人”概念，认为把关权力已从机构向网络转移。这种转变包含双重突破：其一是技术可供性带来的参与民主化；其二是传播逻辑从“控制”转向“涌现”。智能算法、数据基础设施等非人类行动元与多元人类主体能够对“弥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的主动性调查与检视……展开新闻协作互动，共享新闻资讯”，这或许就是哈贝马斯倡导的“理想言说情境”技术化在地实践。[4]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动摇了现代新闻业在近二百年时间里所享有的独特社会地位。其一，技术可供性的增强使得新闻制作从机构垄断转向分布式协作，界定新闻业的标准不再是记者的特有身份。新闻延迟性是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体系合法性建立的前提，多元行动网络的搭建，却使得所有的信息能够实现全球直播，这恰恰解构了传统新闻业的“真相仲裁者”角色。[3]110其二，价值共识断裂引发专业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新兴数字行动者对客观性、公共性等传统准则缺乏制度性认同，事实上，他们对情绪的追求远超对事实真相的追寻。这种偏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客观性的准则逐渐走向失落，进一步带来了新闻业逐渐丧失公信力的问题。[5]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作者转换了对“真实”的诉求，让“真实”并非单纯对客观真相即刻当下的描述，而是上升为一种对符号意义世界的沉思和理知。[4]从不变来说，新闻业对公共福祉服务的追求未发生本质动摇。布鲁默认为社会是由处于符号互动过程中的人类构成的，拥有对符号的共同定义与理解，是人类交往得以形成的基础。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有效运行建立在多元社会主体间的理性协商机制之上，在此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需以可验证的事实性信息（符号）作为对话基础，因此必然要求新闻专业主义——一套为绝大多数行动者所自觉接受和遵循的理念和法则作为保障。[6]新闻专业主义并未失效，相反，作者将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社会共同追求，在交往行为理论的的框架下，多元新闻传播活动主体以开放、真诚的态度展开交流，便可通过传播达成共识，实现理想的沟通。三、价值：人的主体性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传统新闻研究范式带来了空前的不确定性，对危机的感知，深刻地烙印在新闻从业者的日常例行工作中。在这种“危机性”话语中，当学界与业界同步陷入解构主义的认知陷阱时，其对新闻业根基的侵蚀强度将远超外部环境压力带来的挑战。[7]在范式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数字新闻》关注人的主体性，直面了智能化时代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最终回归了数字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既构成对抗工具理性扩张的认知屏障，也维系着信息文明时代公共领域的价值基准。《数字新闻》对主体性建构与实践能动性的理论聚焦，借鉴了芭比·泽利泽、克里斯·安德森等北美媒介生态学者所使用的文化研究和人类学路径。新闻和新闻业一直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在数字新闻业兴起前，新闻学的理论就经历了四个范式发展阶段，包括20 世纪早期的规范理论、冷战初期的实证主义范式、70年代的媒介社会学和世纪末的全球比较范式。新闻生态的变化让传统研究范式的阐释效能弱化，学者们尝试探索新闻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作为文化的新闻业和作为批评的新闻业”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想象。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追求对日常生活中的指意实践进行总体性理解，强调对文化循环整体过程的关注，强调受众/用户、生产者在阐释过程中的能动性。[8]“人之所以为人，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才能编织出胡为主题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共同的想象之中”，这种能动性实际上确立了人类作为认知主体与道德主体的双重属性，具体表现为自我反思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以及伦理判断的自主性。[9]传统新闻学基于客观性等原则，将新闻的本质锚定于客观事实的被动记录，文化研究则强调新闻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符号建构过程，参与主体并非机械复现现实，而是通过发挥能动性，对事件信息的选择和创造性组织来对“何为现实”进行积极定义的社会建构活动。[3]250作者在最后一章中，将构建数字文明的宏观愿景落脚到发展建设性新闻具体实践中，建设性新闻以提供解决方案且切实解决问题的最终目的不正是对主体能动的呼唤吗？值得注意的是，德克霍夫认为，技术的融合实质上建构了人机双向增强机制，并最终会演化出具有协同适应性的技术有机体。作者提及的人的价值绝非传统类人中心主义，而是以人与技术系统的和谐共生为前提的人类能动性的发挥。文化研究解释路径强调阐释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这实际上呼应了新闻生态民主化及去中心化的趋势。公共新闻领域内，新闻生产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来说，媒体的宗旨是将民众带入社会事务。民众协同生产的模式也意味着对新闻伦理的要求延伸为对公民素养的需求，生产者自身的责任将与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0]“民主是新闻的根”，民主的前提是独立、理性的公众，在观念的市场上寻求妥协与共识，这正是前文提到的作者搭建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的内涵所在。结语
“未来”是一个神奇的词，裹挟着混沌的秩序感。站在过去茹毛饮血的类人猿时代，不曾预见蒸汽会改写文明的经纬，也尚未察觉二进制代码将重组世界的基因。当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警醒人类警惕技术座架的统治时，他或许未曾预见数字技术将如此深刻地重构人类的意义生产机制。
那么，未来的新闻业将何去何从？作者曾将数字传播语境下的新闻业的未来比喻成“乡间小路”，其前进的方向可能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提供服务，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或许正如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一样，新闻业注定要在风暴中逆向凝视——既见证技术掀起的海啸，又守护那些被飓风卷走的记忆碎片与希望火种。
数字新闻学理论又应当如何对此做好观念上的准备？“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它”，实际上作者在《数字新闻》已中给出了答案——给“尚未”的人生以希望；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参 考 文 献]
[1]李艳红：《学科范式·创新路径·拓展传承——厘清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新闻记者》2021年第10期，第19-36页。[Li Yanhong: Disciplinary Paradigms, Innovative Paths, and Extended Inheritance: Clarifying Key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Digital Journalism,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No.10(2021), pp.19-36.]
[2]常江、田浩：《生态革命：可供性与“数字新闻“的再定义》，《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9-117+127页。[Chang Jiang, Tian Hao: Ecological Revolution: Affordance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Digital Journalism',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No.5(2021), pp.109-117+127.]
[3]吴飞、赵瑜、孙梦如等：《数字新闻：理念、价值与秩序重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Wu Fei, Zhao Yu, Sun Mengru et al.: Digital Journalism: The Concept, Value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4.]
[4 ]常江：《数字新闻的专业性：开放与介入》，《青年记者》2024年第7期，第72-75页。[Chang Jia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Digital Journalism: Openness and Intervention, Youth JournalistNo.7(2024), pp.72-75.]
[5 ]南塬飞雪、胡翼青：《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青年记者》2017年第16期，第12-14页。[Nanyuan Feixue, Hu Yiqing: The Crisis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Post-truth Era, Youth JournalistNo.16(2017), pp.12-14.]
[6 ]吴飞、孙梦如：《创新数字新闻理论以促进数字文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6期，第200-209+282页。[Wu Fei, Sun Mengru: Innovating Digital Journalism Theories to Promote Digital Civilization, Social Science FrontNo.6(2024), pp.200-209+282.]
[7 ]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第91-124页。[Pan Zhongdang, Lu Ye: Towards the Public: Revisi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No.10(2017), pp.91-124.]
[8 ]潘忠党：《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第4-16页。[Pan Zhongdang: The Persistence of Journalism in the 'Post-truth' Era: A Paratextual Rhetorical Perspective,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No.5(2018), pp.4-16.]
[9 ]常江：《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45-51页。[Chang Jiang: Cultural Studies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Digital Journalism,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No.4(2020), pp.45-51.]
[10 ]黄典林、安柯宣：《数字新闻学：文化研究何为？》，《新闻界》2024年第4期，第36-47页。[Huang Dianlin, An Kexuan: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What Can Cultural Studies Offer?, Press CirclesNo.4(2024), pp.36-47.]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