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中独女，12岁被骗到彰化受尽折磨，21岁回国但一生已完蛋

摘要：我是家中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按说也是受到了父母、哥哥和弟弟们的关爱。不敢说是父母的心头肉、掌上明珠，至少也是父母眼中最疼爱的小公主。

再娇贵的人，在历史中，真就如一粒微尘一样微不足道。

我是家中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按说也是受到了父母、哥哥和弟弟们的关爱。不敢说是父母的心头肉、掌上明珠，至少也是父母眼中最疼爱的小公主。

但是，我的一生，却过得极为不幸，12岁的时候受了欺骗，被骗离父母，来到台湾，结果在那里一下呆了9年之久，而这9年简直是地狱一般的经历。等我21岁回国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被摧残的面目全非，已经完蛋了！

唉，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父母生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我是1926年出生的，老家在庆尚北道永川郡。家里条件还算不错，作为渔民，但是父亲很会经营，他开了一家稍有规模的店铺，不但做渔网生意，还做鱼类、红枣等生意。因为生意有时候会比较忙，父亲为此还专门雇佣了两个人。

因为物质条件相对充足，母亲根本不用出去工作赚钱，所以她就专门相夫教子，管理家事。

此外，我们还有好几十亩的田产，家里没闲人去耕种，父亲就把田地出租给别人耕种，到了季节就收租子就行了。

一个小商人、兼小地主的父亲，就这样撑起了家里的物质需求。

因此，我出生后，不敢说养尊处优，但还算小康，没有受过太大的罪，也没吃过太多的苦。从父母给我取的名字就能看出，我叫李玉粉。到了11岁的时候，父母还专门把我送到永川郡南部小学，让我去上学念书。

当时，那所小学教授日语。我语感不错，学得很好。

父母属于比较开明的人，对我好好学习，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在我读第二年学的时候，我们家搬了一次家，因为生意的需要搬到了蔚山。到了那里之后，生意更忙起来，连妈妈都要加入其中了。

这时候，没了父母的管束，我就放纵地和附近的小伙伴们疯玩起来，过了一段十分美好的童年时光。

但是，诚如诗里写的：快乐总是短暂的。到了1937年，后来我知道那一年是日军挑衅侵略中国发动七七事变的时间。这年的9月16日，我被骗了。被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朝鲜同胞合伙骗了。

那天，我原本和几个小伙伴在玩耍。

那两个人，走到我们身边，对我说：

“你父亲在赵氏旅馆下棋，让你过去一下。”

那年，我虽然只有12岁，但是我个子长得高，看起来有15岁。

另外，平时，父亲经常会让我帮忙去做事。

而且，父亲也确实喜欢下棋。

所以，这些因素凑在一起，让一个只有12岁的我，由不得不信。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去赵氏旅馆找父亲。

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或者说，赵氏旅馆已经成了日本人用来祸害朝鲜女孩的魔窟。

我根本没有见到父亲，就被他们强行拉进去关了起来。

并且，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另外两个女孩。

都是附近的良家女子，正值青春，还只有17岁。

看来，这日本人是有预谋的。三天后，又被抓来一个女孩，来自晋州，名叫明兰。

我感到越来越恐惧，就哭求赵氏旅馆的老板放了我，可是换来的是一顿胖揍。然后，一下就关了三个月。吃喝拉撒，都被监督，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后来我常常不明白，同袍为什么要帮着日本人坑害自己的同袍，难道就是为了日本人给的钱吗？

过了三个月，那个抓我的日本人来到赵氏旅馆，把这里的五个女孩带走了，包括我。

我们先到釜山，然后乘船来到下关。为了让我们几个一路安生听话，那个日本人许诺说到了日本，就安排我们去工厂上班。到时候，我们可以自己赚钱，然后还能去上学。

这个恶毒的谎言，竟然让我们几个内心获得一丝安宁。

在下关，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地方，那里以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仓库。

仓库里，竟然还有很多朝鲜女孩子，后来知道加上我们5个，一共是38人。那个日本人说，让我们在这里先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日常用语，为了方便以后到工厂里工作需要。我们半信半疑，但是也只好听话学习，因为学不好，就会遭到殴打。

就这样，日本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新裙子，然后就开始学习简单的日语。大概学了半个月，日本人通知我们可以出发了。

我们被带到一艘装着军用物资的船上，船上本就有一些朝鲜妇女，加上我们后，就显得更多了。虽然拥挤，但大家也都忍着，因为船上有日军监视我们。

在海上漂了三天，我们抵达目的地。但是，直到下船那一刻，我们才发现，我们到的地方，根本不是日本，而是台湾。

我心里十分害怕，可是如今远离故国，身在异乡，根本无力反抗，只能听命于日本人的安排。

接着，我们被带进了一列火车，到了目的地后，我们被带下火车。

火车站来了几个日本人，他们带我们继续走，这次是步行。

走了很长一段路，到了目的地，我们被安排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那房子不像正常人家居住的房子，更像是一座寺庙建筑物。

房子里原本就住着一些妇女。

最可悲的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与我同行的朝鲜女孩们也不知道。

直到一个月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叫彰化。

我们住的那个房子门外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彰化慰安所。

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与我同来的三十多个女孩子，只有一小部分留下，其余又再次被带到了别处。比如，刚来当日，就有7个女孩被转运他处。接下来，陆陆续续一直在转运。

有送出去的，也有新送来的。

彰化慰安所的老板叫中村，是一个日本人，四十岁出头，在野蛮的日本人中，他稍微保留了一丝人性。听说我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便没有给我发日本警察署签发的接客用的许可证。因为，在日本人的慰安所，要求14岁才行。

虽然暂时幸免于难，但是命运的厄运也不过是延迟来到而已。该吃的苦，一样还是没有少。那个叫中村的老板，派给我更多的杂活，洗衣服、打水、扫地、做饭，等等。总之，十分劳累。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但是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后，我知道了。虽然我只有十二岁，还不懂男女之事，但是看到了、听到了，我感到莫名的害怕极了，结果在一天早上，我偷偷溜了出去，想逃跑。

可是，我是那么幼稚。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以为有问题就去警察署找警察就能解决。所以，我跑出去后，一路逃到了当地最近的警察署。我哭诉自己的遭遇，希望他们能够帮我，把我送回朝鲜老家。

可是，我等来的是一阵嘲弄般的大笑。因为，那警察署里的警察是日本警察，不过，为了例行公事，那日本警察以警察署的名义，还是给我的家乡去了一封调查信，朝鲜那边的日本警察就带着信去找我母亲，问他是否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可是，我的母亲被吓蒙了，我失踪后，遍寻不到，加上日本人当时蛮横，未知吉凶，生怕祸及家庭，竟然吓得摇头否认了。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彻底崩溃了，大哭起来。警察署里有个警察叫藤本，把我带回他家，让我做佣工保姆，扫地洗衣做饭看孩子，直到1942年，因为战事不断升级，藤本安排他的家人回日本，我以为我作为保姆也可以跟着离开。但是，我想多了！

藤本简直就是一个无耻混蛋！

把家人送走之后，他强占了我，我非常恼恨和悲伤。然后他没有任何怜惜之心，直接给日本军部打电话，让两个日本军人把我带走。就这样，我被带到了高雄的一处日军特攻队驻地，在距离驻地五里远的一个小学，被日军强占后，学校门口挂起了一个新牌子——特攻队慰安所。

我就被迫成了这个慰安所40余名慰安妇中的一员！

这才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前面的遭遇不过是序曲而已。

我们这些女人，在这里基本失去了人的属性，我们更像是一个个工具人。尤其是到了周六日的时候，学校门前就会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队伍。那些日本特攻队的士兵，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印章纸票。

我们这些工具人从上午9点，一直到12点，不能休息一刻。夜里部队回来，继续充当工具人，直到凌晨5点。一个工具人每天要遭受二三十名日军的糟蹋。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状况极不好，很多女子就会出现奄奄一息的情况。

每当这时候，老板就会让人把我们这些将死的工具人拉出去丢在旁边的小房子里，然后把新来的健康女子送进去。被拉出来的女子，原本就虚弱，还三五个人丢在一个小空间里，大家就那么挤着，而且还要接受惩罚，不给食物。如果不幸死了，日军就用卡车把那些死尸拉到山中，随便找个地方丢弃。

一个人，就这么死了。

没有一点价值。

连一只山中的野兔、野鸟都不如。

我渐渐感到害怕，以前是害怕被抓进来沦为慰安妇，现在则是害怕死掉，也像那样被抬出去丢在山中。同行的一个姐姐对我私下说：要想在这里活下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你得动脑筋，想办法。

这所谓的办法，就是尽量违心地去讨好日军，免得日军不满，遭到毒打和折磨。总之，为了活命，我渐渐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虽然我很糟糕，但在糟糕的处境中，我没有伤害过自己的同胞，并且还多次设法帮助她们。当时，我们吃的饭是份餐，每人一小份，不能互赠饭食，一旦被发现，赠饭和接受赠饭的两个人，都会遭到日军的毒打和惩罚。可是，每当一些姐妹同胞生病的时候，她们就会需要更多的饭食来补充能量和营养，这时候，我就会偷偷趁日军不注意，把自己碗里的饭食分出一部分，放在纸上，给她们吃。

我想：我们都是来自朝鲜，我们应该互相爱护。

大家也都如此，所以，彼此掩护着，都相安无事，努力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