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韵苏州｜苏州传世名著系列：《书谱》

摘要：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创造了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在中华文化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以人文荟萃著称的苏州，历代文人众多，著述卷帙浩繁。这些著述内容丰富、论题广泛，享誉中外，堪称中国文化经典。本系列文章以苏州传世名著为主题，展现苏州丰厚渊博

苏州传世名著系列

《书谱》

前言

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创造了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在中华文化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以人文荟萃著称的苏州，历代文人众多，著述卷帙浩繁。这些著述内容丰富、论题广泛，享誉中外，堪称中国文化经典。本系列文章以苏州传世名著为主题，展现苏州丰厚渊博的历史文化典籍，发挥经典名著在全民阅读中的引领作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成为涵养当代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资源。

文质合一

汉字在应用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书法。书法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之一，以其独特的美学意涵，又被称为“无言之诗”。艺术来自艺术家之手，如何学习鉴赏艺术作品，最有说服力的，当属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之后自己的总结。孙过庭的《书谱》，便是这样一部由书法家以书法形式创作的书法理论。

现存《书谱》虽仅三千七百余字，但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足以在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书谱》以草书写就，整幅作品俊拔坚劲，从最初的平缓，到中段以后的激昂，笔法随内容变化起伏，可谓是“书文合一”的典范。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形容的：“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

《书谱》成书在初唐，距今颇为久远，其篇幅尚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据文中有“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之语”，认为《书谱》并未完成，或者成书已经散佚。也有学者认为全文三千七百余字，按内容可分为六段，符合“六篇两卷”之说。还有学者认为现存《书谱》仅为成书的序言，书名题作“谱”，应该有较为详实的例证，现存部分没有例证，显然更像是“序”，并不具备资料参考性质。但不论如何，现存《书谱》对于书法史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因篇幅的争议而有丝毫的降低。

（《书谱》局部）

情法交融

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上承汉代隶书，下开楷、行、草各体，名家辈出，如皇象、钟繇、卫瓘、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都是对后世影响很深的书法家。但在当时孰优孰劣，却众说纷纭，尚未有统一标准。南朝梁武帝萧衍热衷文艺，对于书法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不迨”即“不及”，言下之意，钟繇要胜过“二王”。他评价的标准是，“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书法的好坏，不在单独的字形，而在行文的整体意蕴。

（王羲之《兰亭集序》神龙本局部（唐冯承素摹））

而到了隋唐，唐太宗李世民却尤好王羲之，不仅广为搜罗王羲之真迹，还亲自为《晋书》的《王羲之传》撰写赞辞。由于当时保存真品的手段有限，为防失传，李世民特命当时的书法家们临摹《兰亭序》，让这一书法杰作得以传承，同时也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不朽地位。

在多种因素的交汇下，唐初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孙过庭生活于这一时期，他的书法理论也因此产生了新的变化。虽然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但当时也有不少人秉持其他观点，《书谱》中引用了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四贤”即指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位杰出书法家，所谓“今不逮古”，意指“二王”不及“钟张”，理由是“钟张”的书法更朴质，而“二王”则较纤巧。孙过庭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仅以“古今质妍”这样刻板的标准去评价书法是不可行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风气、审美风格都会产生相应变化，拘泥于单一的标准反而会制约艺术的革新。孙过庭既肯定钟繇、张芝在“质”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认为王羲之、王献之的“妍”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因而他提出这样的鉴赏标准：“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文”与“质”二者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真正的佳作既有坚实的“质”，亦有与之相匹配的“文”。

（王羲之《乐毅论》拓本局部）

孙过庭对于书法艺术的见解极富洞察力，他认为文字书写一开始仅是“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书法艺术区别于一般的文字书写的本质，在于书写仅记录内容，而书法是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统一，通过汉字的结构、笔画以及运笔的力度等，实现书法家“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目的。从书法的形式上，或可见“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之奇景，但这并非光靠技法的纯熟便可达成，书法艺术最核心的部分是创作者的思想与品性，在书法中倾注的情感。孙过庭以王羲之的六幅代表作为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力证最上乘的书法必定是情与法的彼此交融，互相成就。

《书谱》中不仅有对前代书法家的评判，亦有对影响书法创作的各类因素的总结，最广为流传的便是“五合五乖”论。所谓“乖”，即指不利于创作的状态，“合”则相反。“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绚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间互为照应，简单而言，可分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纸墨”和“天气”是两个客观因素，因影响人的情绪，间接影响到书法创作。而“神怡务闲”“心遗体留”等余下的三组则是从创作时的心情好坏、是否有灵感等主观因素方面进行讨论。对孙过庭而言，书法创作者的情志是第一位的，所谓“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如果能够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具备，那么这样的书法作品必成佳作，而《书谱》本身就是一种印证。

此外，孙过庭还对王羲之的“平正”观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王羲之在《书论》中提及：“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即是说字体及书法的布局要追求一种适度的中和之美，而孙过庭将这种追求分为了三个阶段，“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也就是说学书法最初的“平正”与最后的“平正”是存在区别的，第一阶段的“平正”是合乎“规矩”，在技法纯熟后开始追求“险绝”，而在“险绝”的历程之后又再次回到“平正”，这时的“平正”是一种自发的选择，而非被动的接受，因此才能体现真正的“中和”之美，因而孙过庭认为王羲之最好的书法尽出于晚年：“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王羲之玩鹅图》宋马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书史留名

虽然这样一部杰出的书论出自孙过庭之手，但历史上对孙过庭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其《书谱》自署“吴郡”，生平只能从其好友陈子昂的两篇文章中探知一二。陈子昂在《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一文中，对孙过庭的一生，充满叹惋之情。在他看来，孙过庭是“有唐之不遇人”，命途坎坷，“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得禄值凶孽之灾，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堙厄贫病……志竟不遂。”不仅生不逢时，也未能善终，“遭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但即便如此，孙过庭却未曾沉溺于不公的命运，亦不曾醉心世俗名利，而是将心力尽付书艺，“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性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将期老有所述，死且不朽。”历史证明，他的才华是沙土中的真金，在书法史上留下熠熠光辉。正如陈子昂所言：“君不惭于贞纯，乃洗心于名理。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祭率府孙录事文》）

《书谱》中兼收包容的审美观念，既不否定初唐“尚法”的风气，又肯定情感表达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提倡书法既不应桎梏于技法，又不能因表情而失去章法。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极具开创性，尤其是《书谱》对创作者主观情感体验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之后张旭、怀素大草的倾泻张扬。

《书谱》篇幅不长，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是重要一笔，沈尹默在《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说：“唐朝一代论书法的人，实在不少，其中极有名为众所周知如孙过庭《书谱》，这自然是研究书法的人所必须阅读的文字。”魏晋时期，书法理论刚刚兴起，一些探讨类似人物品藻，各有偏重，而缺乏系统。而《书谱》则涵盖了书法艺术的本体论、创作论以及批评理论，可以说它的产生，是我国完整书法理论体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