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那天的雨，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像一整桶一整桶倾下来，砸在路面上，砸在屋顶上，像一支不肯停的鼓。

我把那天的雨，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像一整桶一整桶倾下来，砸在路面上，砸在屋顶上，像一支不肯停的鼓。

从县城出来时，车窗上一直泼水，雨刷在玻璃上来回刮，咔嚓咔嚓，像两把焦躁的扇子。

我开着那台二手面的，耗油不省心，发动机有点喘，过了江边的公路。

那条路紧挨着堤坝，年年修补，年年被水啃去一点角。

到了湾口的急弯处，前面一串车尾灯红着，像一溜儿小火苗，延到弯外。

我把车靠在道牙子边，拉起手刹，拎着军绿色挎包下车。

风带着雨往脸上糊，我缩着脖子，胳膊肘把挎包护在胸前，生怕里面的单据受潮。

那是我们公司拖了三个月的催款清单，老板一早拍我肩膀，笑着说：“老杜，这回得靠你了。”

我也笑，说：“放心，我去掰扯。”

话说得轻巧，心里明白，回家还要看媳妇的眼色，听母亲的叮嘱，儿子的作业本要签，哪样都不能落下。

前头有人喊：“塌方了，别过去！”

喊声混在雨里，有点被打散。

我正琢磨退不退，脚边“咚”的一声，一个人扛着相机，从副道上沿着草坡跑上来。

她穿一件浅灰的雨衣，帽檐压得低，手臂抱着一台黑相机，肩上斜挎一只旧帆布包。

雨打在她雨衣上，溅出一层雾，整个人像从水里冒出来。

她抬头看我，眼睛黑亮。

她说：“师傅，能借你的车送我到坝上吗？”

我愣了半秒。

我说：“前面不让过了，河水涨得快，稍等等。”

她说：“我得过去，堤那边还有村子没撤，我采访。”

我盯了她一下，又看了眼那相机，像看见一面小旗。

我说：“这会儿不安全。”

她笑了一下，不是逞强，是一种笃定：“记录就是责任。”

我没再讲道理，我知道这种人说服不动。

我把挎包往上一提，护得更实在些。

她又问一句：“你是本地人？”

我点点头。

她说：“那，能带我过去吗，我不熟。”

雨里我在心里叹口气，又听见自己说：“走吧。”

这句“走吧”在舌尖上，像压住了一颗钉子，有疼，也有准头。

我们从堤外的小道绕过去，那条路我小时候骑二八自行车常走，晴天两边一片黄亮的油菜，夏天水田里有蛙叫，如今只剩雨声。

风把树叶压得贴在枝上，像一只只湿透的手。

泥水没过脚面，鞋里咕唧作响，袜子一会儿就透了。

她问我：“你常走这条路？”

我说：“小时候常走，现在出来跑业务，也走。”

她问：“跑什么？”

我说：“建材，水泥钢筋，扛包，送货，催账，样样沾一点。”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

远处有喇叭的声音，断断续续，经风一折，像纸揉皱了。

到了小桥头，临时搭的桥板只有几块老杉板，铁钉钉得歪，水拍到板边，溅在脚踝上凉得一抖。

我侧身试了试，回头对她摆手：“慢点，小心。”

她点头，双手把相机护在胸口，肩膀一紧一松地往前挪。

我的帆布鞋被水一泡，凉意顺着脚背往上窜，像一条细蛇。

她脚下一滑，身子偏了一点，我伸手扶了一下她的背。

她没回头，小声说：“谢谢。”

这两个字不轻不重，像雨里的一粒糖，没化，却甜。

桥那边是村口，铁门半掩，门边立着一面红旗，雨一压，旗面贴在杆上，像条红鱼。

几位村干部在门里招手，示意我们快进来。

我看了她一眼，她眼里有一层急色，不是乱，是一种心里有数的忙。

我问：“你拍完就走？”

她说：“尽快。”

我说：“那行。”

她跑进门去，我没跟。

我知道我进去就会被人留下，身上这挎包、家里那口锅，都不许我添乱。

我在檐下站一会儿，打开挎包，摸出一只旧手电。

电池是昨天换的，灯头有点歪，是上次在仓库里夹过一下，光束偏着，可亮。

黄光从手电里吐出来，像一根细面条，抖。

挎包底下扣着一只蓝边搪瓷缸，里面装着一小包茶叶和两粒白糖，是母亲早上塞的，说“外头冷，喝口甜茶暖暖”。

我捏了捏缸，瓷胎结实，像我妈的心。

桥头忽然传来一阵喊声：“快撤，上游要放水了！”

声音带着风，像一把硬梆梆的梭子，往耳朵里捅。

我刚把手电塞回挎包，她从门里冲出来，帽檐掀开，露出一截湿漉漉的短发。

帆布包鼓鼓的，像一只被浸透的肺，她手里捏着一只铁壳胶卷盒，像宝贝似的。

她说：“走。”

我点头。

我们往回跑。

桥板湿滑，像一条摆尾的鱼，脚一落就滑一寸。

她先上两步，脚底一空，鞋子被水一裹，顺流就漂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没去捞，抬脚继续走。

她的脚白，雨一糊，像一块刚出锅的豆腐。

我把自己的帆布鞋脱了，塞到她脚边。

她看我一眼，利索地套上，鞋大，她的脚在里面空荡荡地打挺。

我光脚踩在板缝上，木刺扎进肉里，细细的疼，一点一点往上钻。

我想起小时候下河摸鱼，也是这么光脚，石头滑，水冷，心里却热。

我们抓着桥边的铁环，一步一步挪。

她背上的包滴着水，嗒嗒，像一只漏水的钟。

走到桥中央，上游那边“咣当”一响，像有什么闸门碰了一下，水面起了一层皱，像被人从下往上托了一手。

桥板吱呀，钉子有松动的声。

她往前迈一步，踩空。

整个人向左一翻，脚踝勾住桥边一条细铁丝，身子已被水拖下一半。

我反手一抡，把挎包带甩出去。

那一下，我脑子里空空的，只有那条带子像蛇一样伸长，时间被雨拉慢，手心湿，眼睛里都是水光。

带子抽到她手腕，她抓住，指节立刻白了。

她的身子被水拉扯，肩膀磕在板边，发出闷响。

我往后一拽，带子卡着我的掌心，像一把钝刀来回切。

背后有人影晃，听见有人喊：“拉！”

我咬牙，另一只手去摸桥侧的铁环，摸到，就使劲往后坐，把重心压低。

她上来一截，又滑下去一截。

她眼睛看我，像两盏小灯，亮，稳。

我说：“抓紧。”

她在雨里应了一声，字被雨打碎，意思明白。

我撑住，腿像钉子一样钉在板上，木刺更多，更深。

又是一拽，她的膝盖磕到板上，咚的一声，像敲了一记木鱼。

她趴住了。

我长出一口气，嗓子里像被烟烫过。

她的相机这时还护在胸前，扣环扣得紧，像一条小命。

我冲她摆手：“走。”

她点头。

我们勾着铁环回撤，路口的泥像锅里糊住的稠粥，脚陷进去一寸一寸拔。

我掏出手电，光柱一跳一跳，照出泥里的石子和一片叶子，叶子贴着泥，像一只趴着的青蛙。

赶到堤脚，镇上的救援队到了，几位穿橘色雨衣的队员抬着担架，胳膊粗实，脚步稳。

他们把我们护到一辆解放牌的大车旁，车斗里堆着棉被和热水壶。

有人递毛巾，有人递姜汤。

我接过锡壶，拧开盖子，一股姜味冲来，辣中带甜。

我把搪瓷缸拿出来准备倒，才看见缸沿上裂了一条细缝，像一根鱼刺，斜着一道。

心里咯噔一下，想到母亲早晨把缸擦了又擦的手势。

我把姜汤倒进缸，缝不漏，像被火锁住了。

她接过缸，双手捧着，指节瘦，甲缝里有泥，喝了一口，又递给我。

我从她刚碰过的那一侧抿了一口，姜汤顺喉落胃，暖气从里往外散。

救援队长问：“你们从哪过来的？”

我指了指临时桥。

队长摇头，叮嘱：“以后别冒险。”

她说：“我们尽量配合安排。”

队长摆手，让我们上车回镇上。

上车前，她拍了几张队员忙碌的背影，又拍了我握着搪瓷缸的手，快门咔嚓咔嚓，像一只小金属鸟在雨里抖羽。

回到镇上，他们安排我们在供销社的仓库里歇一下。

木门被雨泡得起皮，门口的价目表上“白糖”那一行被冲得发白，墙上还贴着“讲文明，树新风”的标语。

仓库里堆着麻袋，潮粮味混着一股子旧木头气。

我坐在麻袋上，脱袜子拧水，水顺着指缝滴在地上，溅成一朵一朵小花。

她蹲在旁边，用毛巾擦相机，小心翼翼，像在给小孩擦脸。

她把胶卷装进铁盒，铁盒掉在地上，叮的一声脆响，像一粒小石子撞到瓷碗沿。

我们没多说话，雨声、呼吸声、布料摩擦声，都成了安静的一部分。

我看她的侧脸，鼻梁挺，嘴唇薄，眼神有定力。

我忽然想起媳妇。

她这时候应该在街道缝纫店里踩踏板，哒哒哒，针脚密密的，心里也许正默念“平安”。

我翻了翻口袋，摸出BP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是家里公用电话亭的号。

我看了一眼，按住没回，心里平静。

她抬头看了看我笑，问：“怎么了？”

我说：“家里打电话，挺好。”

她点点头，把毛巾叠好塞进包，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今天谢谢你。”

我点头。

她顿了一下，又问：“你叫啥？”

我说：“杜为。”

她把这两个字放在嘴里滚了一下，点头：“我叫宋薇。”

我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像把一张小纸折了两折，塞进衣兜。

她走的时候，背影挺直，雨像被她从背上分开。

雨停在傍晚，云厚厚的，远处露出一条亮缝。

我拖着鞋，换了一双救援队给的塑料拖鞋，回了城。

楼道里黑，只有邻居门缝透出一条黄光，像一条从开水里捞出来的面，亮亮的。

我开门，门轴吱呀，母亲站在灶台边，手里拿着菜刀，菜板上摆着一截葱。

她说：“回来啦。”

我嗯了一声，换了湿衣。

媳妇从里屋出来，身上有肥皂和阳光混合的味道，眼睛先看我的头发，再往下看，到我脚。

她问：“鞋呢？”

我说：“借人了。”

她没追问，只把眼里那一点担心收回去，像把折好的衬衣推回柜子。

她说：“水开着呢，快洗手吃饭。”

儿子把本子从桌上推过来，抬头喊：“爸爸。”

我摸了摸他的头，手是凉的，摸出一条湿印。

饭桌上有炒土豆丝、蒸白萝卜，还有一碗葱花鸡蛋汤。

母亲把搪瓷缸从挎包里拿出来，看了一眼那条裂缝。

她问：“咋磕的？”

我说：“路上碰了一下。”

她用拇指肚轻轻擦了擦那道缝，说：“还能用。”

我点头。

饭后，母亲把票证柜门开了一半，用抹布擦了擦柜沿。

柜里已经没什么票证了，几张老粮本，一张泛黄的布票，还有两张老式油票，用线绳扎着。

母亲说：“留着给娃看，知道日子怎么改的。”

我说：“嗯，都是历史了。”

母亲说：“历史也要留。”

夜里睡得沉，梦里还是水声，只是轻了些，像有人在小声说话。

过了两天，我在仓库清点单据，门口有人敲门。

我抬头，她站在门口。

干净的衬衣，马尾扎得利落，眼睛还是那股定。

她笑一下，举起一个信封，说：“找你不容易。”

我站起来，心里先是一紧，本能地担心来者带麻烦。

她像看透了，把信封递来，说：“是照片，你留着，万一以后要用。”

我接过，里面几张黑白照片，纸硬，边角冷。

第一张是一个男人的背影，背着军绿色挎包，带子勒出一道斜痕。

第二张是一只手握着搪瓷缸，缸沿裂缝在光下露出一道白。

第三张是临时桥上那束黄光，手电头有点歪，光在雨里拉出细线。

没有脸。

我看着看着，眼睛酸。

她说：“我写了稿，发在市里的报纸上，写的是救援队和村民，没写你，放心。”

我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

我说：“你这……”

她摆手：“应该的。”

她停了一下，又说：“你有驾照吗？”

我愣了下，说：“有。”

九十年代末下岗那阵，我用攒下的一点年终奖去考了个驾照，红封皮被母亲夹在票证柜里，时不时拿出来翻。

她点头，说：“我有个朋友在国企下的物流公司，缺司机兼调度，比较稳定，你愿不愿意去试试？”

我心里一阵慌，想到老板拍肩膀的那句“靠你了”，想到媳妇那双不问不闹的眼，想到家里的花销。

我说：“这个……”

她看我，像看一团打结的绳。

她说：“先试试，不用担心面子，成不成看你自己。”

她指尖在桌上点了一下，轻。

我说：“谢谢。”

她笑：“顺手。”

她走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条被雨洗过的路，泥水退了，留下白白的痕。

她说：“等天晴，又是一条。”

我点头，心里跟着亮一下。

第二天，我去了那家物流公司。

院子里的白杨在风里拍叶子，办公室里放着一台黑白电视，角落里立着一面“先进集体”的红旗，旗角有一点磨毛。

面试的是姓任的科长，戴老花镜，说话慢，眼睛不慢。

他问我：“原来做啥？”

我说：“仓库发货，外勤催款，拉过货。”

他点点头，又问：“为啥想来？”

我说：“稳定。”

他说：“我们这儿累，夜里也出车，冬天冷，夏天热。”

我说：“能扛。”

他问：“谁介绍的？”

我递上一张名片，背面写着“宋薇，电视台”，手写四个字：“杜先生，试试。”

任科看了看，嘴角往上翘了一下：“老宋家的闺女，有本事。”

他把名片放到桌角，说：“明儿上班。”

我出门的时候手心都是汗，风从院墙上翻过来，白杨叶哗啦啦，像一阵小鼓掌。

回家，媳妇在阳台上晾衣服，一件件，从旧T恤到儿子的校服，洗净的衣服带着太阳的味儿。

我把事说了。

她“啊”了一声，嘴里轻轻吐出“好”。

她说“好”的时候，眼里有水，不是泪，是光。

母亲从里屋出来，手里捧着那只搪瓷缸。

她说：“我把缸沿又用开水烫了，不漏。”

我接过缸，那道裂缝斜着一条细线，从蓝边往内里走，到把手根部停住。

我把缸放在条几上，缸底当啷一声，像一粒石子敲了瓷。

头几个月，我跑短途，拉粮油和日杂。

天不亮就出车，路边的杨树一排排黑影，早市的笼屉冒白汽。

晚上回来，鼻孔里都是黑尘。

调度室的墙上挂着一只大表，表针总慢半格，任科说：“跟我们这活儿一样，永远慢半拍。”

我笑一下，说：“慢半拍，稳一点。”

她偶尔打来电话，问一句：“适应吗？”

我说：“挺好。”

她笑一声，像清水。

有一次，她来单位拍运输安全的片子，摄像机架在院里，太阳正好，杨叶亮得透光。

她穿一件白衬衣，袖口卷到小臂，站在车头边，冲我一点下巴。

她问：“还喝那缸茶吗？”

我说：“喝。”

她说：“好。”

她又瞄了一眼调度室门口的红旗，问任科：“这面旗是哪年的？”

任科探出半个身子：“九八年的。”

她点头，眼睛亮了半下。

后来有一年，单位对接了一个扶贫运输项目，要把山里的土豆和苹果往外拉。

路弯，坡急，晚上冷，玻璃上起霜花，天明时霜花像一朵朵白花从边往里退。

我带两辆车跑了三个月，回来时车斗里满满当当，苹果香熏得人心头软。

单位给我们挂了个牌，说“先进班组”。

那天她也到场，站在台下拍照，台上灯把她脸上一层淡影打亮。

散场后，她来我屋里坐。

母亲拿出搪瓷缸，倒茶，顺手把白糖罐推到她面前。

她笑着捏了一小撮洒在茶里，白糖下去，像小雪。

她说：“这缸好看。”

母亲说：“老了，哪比你们喝咖啡的杯子讲究。”

她摇头：“各有各的好。”

她捧着缸，手指沿着裂缝摸一圈，说：“这道缝，是个记号。”

母亲笑，说：“日子也有缝，缝住就不漏。”

她抬眼看我，我看见她眼里有水，不多，亮。

再后来，她成了电视台做专题的主创，名字常在广播和电视里被念到，声音绕在车厢，像一根金线悬着。

我与她很少说私事。

她偶尔问：“家里好么？”

我说：“好。”

她问：“儿子多大了？”

我说：“初中，写字比我像样。”

她笑：“那就对。”

她说话简单，像清汤，暖。

一次夜里，她赶稿在单位招待所住。

我当班，听见走廊轻响。

她从门里出来，手里拿着纸，低头照相机，说：“笔没水了。”

我把儿子送我的一支蓝壳钢笔给她，笔夹有一条细银线。

她在纸上一试，写下八个字：“山路不拒脚步。”

又停一下，补了六个字：“河水不拒倒影。”

她笑，说：“借用一下。”

第二天她把钢笔还我，笔夹上多了一道细细划痕。

她说：“对不起。”

我说：“没事，留个记号。”

春天来了，阳台上晒床单，风一鼓一鼓，床单像一张张白帆。

母亲在帆影下坐着，手里拿针线，给搪瓷缸把手绕一圈布条，说这样端茶不烫手。

媳妇把儿子的校服熨得平平整整，衣角一折一折，像把日子抚平。

我把那几张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摊在阳光下。

握搪瓷缸的那只手，手背上汗毛清楚，缸沿的裂缝像一条细河，阳光照上去，亮了一线。

我想起那天的雨，木桥，勒紧掌心的挎包带，那一瞬间像一颗钉子，钉在心里。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后有她用铅笔写的一行字：“水涨时，有人递来一根带子。”

我读了一遍，心里有暖气在升，慢慢散开。

我知道她是我的贵人。

但我也知道，那一刻，是我先把带子甩出去的。

这世道，给与得之间，不总分先后。

有时候你先伸手，有时候别人先伸手。

两只手在空中碰一下，就有了后来的路。

有一年，城里修大桥，把原来那段临时桥换成钢筋水泥，栏杆刷白漆，桥身下铺防冲石，稳。

我偶尔开车路过，会停一会儿。

手搭在冷凉的栏杆上，风把河面吹出一圈圈波纹，阳光铺一针一针上去，像有人在缝水。

我想起她第一次坐在我家的条几前，手指沿裂缝摸的样子。

也想起她在桥上抓住挎包带那一下，没喊救命，只抓紧。

我是不是个英雄？

不。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有母亲，有媳妇，有孩子，有票证柜，有搪瓷缸，有BP机震动时的一个激灵，有月底账单上密密麻麻的小方格。

我会自嘲，会叹气，多数时候，把肩往前一扛。

有人说：“你命好，遇上贵人了。”

我笑，说：“遇上是一种缘，握住是另一种能耐，咋说呢，八分靠自己，两分靠人递过来的那只手。”

说这话时，我会把搪瓷缸举一下，缸里的茶在阳光里轻晃，裂缝像一条细细的河，明明不漏，却像在静静流动。

夏天的一个午后，单位里来了表彰通知，说我们扶贫线路的运输安全零事故。

我在院子里晒车衣，阳光打在玻璃上，光点跳来跳去。

她来拍收尾，摄像机支在白杨树下，人不多，话也少。

拍完，她去食堂喝水。

母亲拎着搪瓷缸走过来，说：“姑娘，喝茶。”

她接过，笑，说：“谢谢阿姨。”

母亲说：“你那天在雨里，胆子真不小。”

她说：“不算胆子，是工作。”

母亲点头，说：“工作重要，命也重要。”

她笑，说：“记住了。”

她喝了两口，把缸还给母亲。

她的手指沿着裂缝又轻轻摸了一下，像摸一条老路。

有一次，她把我叫到电视台的小会议室，说要做一个关于城乡交通的专题，需要找一些驾驶员讲安全故事。

她问：“你愿意说吗？”

我说：“可以说实际的，教训的。”

她点头，说：“就说实际的。”

录制那天，灯打在脸上有点热，我有些紧张，手心出汗。

她在旁边冲我一点头，意思是别怕，我就稳了。

我说了几件路上遇见的小事，说到“心里有家，手下就稳”，台下的人笑，然后点头。

节目播出那天，邻居老王在修鞋摊上喊我：“杜为，你上电视了。”

我笑，说：“过一下镜。”

他拍我肩，说：“能耐。”

我说：“都是大家帮衬。”

老王摆手：“这话说得中。”

晚上吃饭，母亲把搪瓷缸往我这边推，说：“喝一口，润嗓子。”

我端起缸，缸沿碰到嘴唇，凉一阵，茶暖一阵。

那几年，手机开始普及，BP机慢慢退了场，公用电话亭挪到街角，玻璃被刻了几道疤，像一只老鱼。

建材市场搬到城外，老市场的空地后来成了一个小广场，晚上有人跳舞，音响里放“花好月圆夜”，孩子们绕圈追着跑，老人坐在木椅上扇扇子。

我偶尔晚上开车路过，停一会儿。

看广场灯一盏盏亮起来，看热气从小摊油锅里往外冒。

我心里常常会浮起一阵子感念。

那阵子，儿子上了高中，拿回一支奖状，说作文得了校级一等奖，题目是《一只缝过的缸》。

他写的是家里的搪瓷缸、裂缝、白糖和茶，还有一段是他在阳台上看母亲给缸把手缠布条。

我看了笑，说：“写得比我会说。”

他挠头，说：“都是你说的，我写下来。”

我看看他，心里软一块。

我打电话告诉她，说：“孩子作文得奖，写了那只缸。”

她在电话那头笑，说：“这就叫传承。”

她说的“传承”在我耳朵里不大，也不重，像一阵风，从窗户缝里进来。

我在车里，挂着挡，等红灯，窗外有晚霞，像被谁用手掌摁过一样，摁出几条橘红的纹。

红灯转绿，我心里也明白一件事。

这些年，我换过挎包带，把旧带子洗了，晒干，折起，塞在挎包夹层里。

每回摸到它，指腹上都会想起那天的水和桥板，以及她抓住的那一下。

那一下，把后面的许多年，架稳了。

有一年冬天，大雪后河面结冰，孩子们在岸边滑冰，笑声脆。

我和她去桥上取景，拍一组冬季交通的安全提示。

她站在栏杆旁，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鼻尖有一点红。

她问我：“怕不怕冷？”

我说：“习惯了。”

她笑，说：“人啊，都是这样，习惯了就稳。”

她又侧过头看河面，说：“你那缸还在？”

我说：“在啊。”

她说：“我有时候也会想着那缸。”

我说：“为啥？”

她说：“也许是它让我记住了那一天。”

我点头，说：“我也是。”

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心里是一枚小小的相机底片片段，像极了一条黑色的鱼。

她说：“那天的底片，我留了一段，没用，只是留。”

我看着那小片底片，心里像被点了一点火，暖和。

她把底片又塞回口袋，笑，说：“走吧，拍完回去喝茶。”

我说：“好。”

春又去，秋又来，年年换，工位没换，人心也没大变。

她后来做了更大的片子，跑更远的地方，有时发来一张照片，是荒野上的一棵树，是黄土坡上的一条路，是江面上一束晨光。

她在照片下写两个字：“平安。”

我回她：“顺利。”

我们是这样交流的，简简单单，像走在一条老路上，各自看两旁风景，偶尔相互招一招手。

母亲的生日那年整六十，亲戚朋友热热闹闹挤满屋。

她来了，手里拎了一篮子水果，水果上还沾着一两片叶子，青翠。

母亲笑着迎，拉她坐在条几前。

她坐下，还是那样端正。

母亲端上搪瓷缸，茶面上漂着几片薄薄的柠檬。

她低头喝一口，说：“好喝。”

母亲笑，说：“你要不嫌弃，缸留家里。”

她摇头，说：“留着，家里该有的样子，就该这样。”

母亲点头，说：“懂。”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牌匾，又看了一眼门框上那条小小的铅笔刻痕，那是儿子小时候量身高刻的。

她轻笑，说：“日子，就是在墙上多一条刻痕。”

我点头。

冬天的时候，她从外地回来，给我带了一支徽州墨条，说给儿子写字用。

我把墨条递给儿子，儿子把它放在木盒里，闻一鼻子，说：“香。”

我说：“好好用，别存坏了。”

儿子点头，说：“记得。”

这年春末夏初，城里组织了一场讲述劳动者故事的分享会，单位让我去讲。

我想了想，没讲艰难，也没讲辛苦，我讲了两样东西，一条挎包带，一只搪瓷缸。

台下静，灯下看得见每个人的眼睛。

我说：“有时候，命运像水，时涨时落，人心像堤，得有人垒，善意像灯，歪了也亮。”

台下有拍掌声，不响亮，也不短暂。

散场后，她在门口等我，笑着竖了下大拇指。

我笑，说：“瞎说。”

她说：“说得好。”

她转身要走，又回头：“你那条旧带子还在吗？”

我说：“在，夹层里。”

她说：“好。”

她走了两步，停下来，又说：“你把那带子拍一张给我。”

我笑，说：“行。”

晚上回家，我把旧带子平摊在桌上，灯光落在上面，布纹一根一根，边角磨得起毛，像一块被水洗得多了的布。

我用儿子的相机按了一下，咔嚓，声音像当年的雨夜。

第二天我把照片发给她，她回了两个字：“收好。”

我没回。

我把旧带子又折了两折，塞进挎包里，像把一条路，收在身边。

有一天，我去修车，修理铺旁边是个小卖部，玻璃柜里摆着牙膏、火柴、辣条，还有几只蓝边搪瓷缸，崭新的，边缘蓝得亮。

我看着它们，笑了一下，又没买。

我知道家里那只缸还在，把手上绕着母亲缠的布条，布条有点旧，旧得舒坦。

雨季又到了，天说变就变，午后乌云压下来，像有人把一个锅扣在城上。

那天我出车回城，刚过大桥，雨珠豆大豆大地砸，一会儿就成了帘子。

我把车靠到应急道，打了双闪。

雨刷在玻璃上用劲甩，咔嚓咔嚓，像当年。

那一刻，记忆和眼前像一张纸重叠了，线条对上，颜色却更稳。

我把手伸到挎包里，摸到那条旧带子，摸到搪瓷缸，摸到母亲给的白糖小包。

我心里说：“好。”

雨过了，天边裂出一条亮，像被谁用手指掰开。

我发动，挂挡，车子顺顺当当。

回到单位，任科从调度室出来，说：“雨真大。”

我说：“大。”

他说：“不过，还好。”

我说：“还好。”

他笑，说：“还好这两个字，真好。”

我笑，说：“是。”

夜里回到家，儿子在书桌前写字，媳妇在缝纽扣，母亲在看电视剧，电视里是黑白的老戏，唱一声长腔。

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说：“今天雨大，记起了那天。”

她回：“我也在看雨。”

我又发：“好。”

她回：“好。”

我们这样简短。

但有时我觉得，这简短里有光，有温度，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那一天，也连着以后的很多天。

屋里灯暖，窗外雨霁，窗台上搁着搪瓷缸，缸沿的裂缝在灯下像一条细银鱼，安静地卧着。

我伸手把缸转了半圈，让那道裂缝正对我。

我端起，喝一口。

茶香在舌尖铺开，一层一层，像把一个个日子按顺序码好。

我放下缸，站起来，到窗口看一眼夜色。

楼下小广场还有几个人没散，老歌的旋律平稳，像一条宽厚的河。

我想到一句老话：“路，咋走咋有。”

我轻轻说了出来。

声音被夜收了，像一句话收进一个人的心里。

第二天清晨，我在院子里热车，天还是灰的，院墙上爬着的牵牛花开了两朵小蓝花，像两只小喇叭。

我把挎包摆正，摸了摸旧带子，又摸了摸搪瓷缸。

任科从值班室探出头，哈欠没打全，问：“走啦？”

我说：“走啦。”

他摆手：“一路顺。”

我点头。

车子出了院门，街角的早点摊刚点火，油锅里滋啦，锅上冒汽。

我想起她说的“记录就是责任”，又想起我说的“稳定”。

我心里平平静静。

稳定不是不动，是在动中不乱。

责任不是喊，是在紧要处把带子甩出去。

那天阳光很好，很像很多天的阳光，一样的亮，一样的热，可我知道，它穿过了那道裂缝，落在我的手上，落在我现在要去的路上。

我挂挡，松刹，往前。

影子从一个路口挪到另一个路口，像从一个日子走到另一个日子。

终究，人活在这样的挪动里，慢慢知道每一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想，这就够。

午后，我在县界的收费站短暂停靠，喝了口茶。

茶温刚好。

我把缸放在仪表台，裂缝那一面向外。

我看着它，觉得心里也有一样东西，不完美，不锋利，却靠谱。

也许，那就是命运真正的样子。

晚上收车，院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杨树叶子在灯下像一群小手，把风接了一下，又放走。

我给她发了一张照片，是仪表台上的那只缸。

她回了一个字：“稳。”

我又发了两个字：“谢谢。”

过一会儿，她回：“彼此。”

我把手机放下，走进屋，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那只缸。

缸不说话。

裂缝也不说话。

可它们都在，像老路，像桥板，像那条勒疼掌心的旧带子，没走，没散，安安稳稳。

故事说到这儿，不必再多。

窗外的光，正好落在缸沿的裂缝上，亮了一线，细，稳。

来源：热心青山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