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11月11日，一架来自中国的飞机在绕地球大半周之后、渐渐飞抵美国纽约的上空，远处、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依稀可见，飞机上 施燕华默默注视着地面上这个越来越清晰的陌生世界，新奇而又不安的感觉袭上心头。快接近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飞机上的人员就开始广播了，
施燕华，中国外交领域的杰出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美外交官之一。
1971年11月11日，一架来自中国的飞机在绕地球大半周之后、渐渐飞抵美国纽约的上空，远处、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依稀可见，飞机上 施燕华默默注视着地面上这个越来越清晰的陌生世界，新奇而又不安的感觉袭上心头。快接近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飞机上的人员就开始广播了，他说很快就要到纽约了，我要告诉先生们女士们、下面有四百多个记者在等着你们，他怕我们吃惊，哎哟、有这么多记者，后来就是从飞机上接近机场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纽约这个大机场全都是汽车，主要是黑的，红红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在太阳底下闪烁着光，自己看着觉得像玩具汽车一样从上面看过来。这是施燕华第一次来到美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前往联合国，作为外交部重点培养的第一批翻译人才、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施燕华感慨万千。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在亚非国家之间交流的加深，外交人才缺乏的问题也随之突显了出来，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做出指示、制定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施燕华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施燕华和同期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外语，因此进入大学之后选择什么专业、就成了他们的首要难题。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选什么好，有的人说法语特别好听，法国文学怎么样、自己说也不错，另外一个同学跟自己说、那时候正好是要超英赶美，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都是需要英文的，好、学英文吧，就是脑袋一拍，就这样就填了英文第一志愿，后来就分配到英文专业去了，这些就是内容上是有很多这种巧合的事情，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学了英文了。这里是北京的外交部街，也称石大人胡同，是东城区东南部一条东西向的街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外交部一直设立在此，1965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的施燕华作为实习生被招进了这里。我们去的时候，门口是两扇大红门，红门上面有那个、自己就叫它窝窝头，叫门钉，看上去好像觉得很敬畏的，又有解放军站岗，进去都要看证件的，自己觉得这个真是到了一个大衙门去了，进去之后看看也不怎么样，一个小院子，就一幢旧的楼，黑乎乎的，木头地板走起来嘎吱嘎吱响，那是我们部领导上班的地方，就是那么几个楼，一个小院子，倒也安静，完全不像有的人想的、一个大衙门那种感觉。进入外交部，施燕华被分在了翻译室笔译组，负责为一些电文和信件进行初级翻译，这一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访华，欢迎宴会菜单的翻译工作交到了施燕华的手中，一份宴会菜单、不过二三十个单词，施燕华很快完成了任务，可是几天后、当施燕华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宴会时，却遭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到了大会堂坐下来 自己也去，突然看见外宾巴基斯坦外长在那儿笑，自己想这是干什么呢、自己坐在他对面，他的旁边是我们一个老翻译，他们两个都笑了，自己觉得有点怪异这个笑，后来说小施啊、怎么罐焖鸭变成受伤的鸭子了，自己说开什么玩笑、一低头一看真的、就差一个字母，一个A（braised）变成U了，就变成bruised，就变成受伤的了，那时候自己真觉得无地自容，因为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国宴，这是国家的，不是说你张三李四，他谁知道这是你施燕华捅的篓子呢，所以一生当中自己总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细致的，这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翻译室的人出来，直到现在一些年轻人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人。这次失误让施燕华对自己所从事的翻译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严谨的同时、还要多动脑筋。自己是听老同志说，建国初期，我们同缅甸先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要派大使，结果缅甸大使的名字叫吴敏登，头一次请示上去写的是登记的登，后来又请示上去又是伦敦的敦，马上给周总理发现了，说名字要统一，因为这在外交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后来就形成我们这个，所以外国人的名字的翻法都有个统一的标准，都要查的，不是说你随便瞎翻的，一个是它要严格、是吧，你要完整准确；另一方面呢、它也不是说，你必须是一字对一字，一字对一字有的时候就会出笑话的，中文跟英文的文化不一样、它那个字不是完全能够对应的，所以他有一次要给外国使节放电影、挑来挑去他说挑一个艺术片吧，就挑了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来在翻它的说明书的时候、总理办公室专门打电话过来，《梁山伯与祝英台》你不要这么翻，不要照字面翻、你要翻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说了一半故事、人家都知道了，原来是个爱情悲剧，所以他也给我们一个榜样，翻译虽然是政治上的翻译、也并不是说你必须是对号入座，不能特别死、还是要看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未停止重返联合国的努力，从1950年开始、几乎每届联合国大会都会展开是否恢复中国席位的辩论，每次都因美国的阻挠而未获通过，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数量大大增加，再加上中美关系的解冻、1971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最终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提案。10月26日下午，外交部接到了来自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急电，作为电文翻译的施燕华、首先得到了这条消息。他的秘书长叫吴丹是一个缅甸人，马上就发电报过来，把决议给我们看了，这个决议就是我们跟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协商确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要恢复我们席位，完了就要求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现在还没结束，所以你一旦恢复了、你就得去参加。虽然收到了联合国的邀请，但是要不要派代表团去参加会议、却成了当时困扰外交部的一道难题。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领导怎么决定，后来才知道在外交部领导层、外交部觉得有点犹豫，因为实际上我们对联合国这么多年我们并不了解，一直没参加嘛，所以要是现在一去、马上就要进入他们就是要讨论 安理会，什么各种委员会，还要表决，觉得怕，怕我们承担不下来，所以呢主张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去还是不去，两种观点各有道理、相持不下，正当大家左右为难之际、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席说不行，发展中国家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好容易恢复了中国的席位，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你还不去、你就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了，说马上组团。毛主席的话、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很快“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各项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11月2日、中国赴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名单确定，施燕华和丈夫吴建民也被列在了名单之内。当时他们上面领导要组团了，组团里面就去不了、少不了翻译，要有法文翻译，要有英文翻译，而且英文翻译是比较重要的，需要一个老同志、带个年轻同志，因为一个老同志，自己去实际上就开始翻初稿、打字，然后再兼口译，还有老同志专门是改稿、给自己定稿的，他们觉得自己跟吴建民两个比较合适，一个英文一个法文，又照顾，两个都照顾到了，所以领导通知我们的时候就开玩笑，英法联军要打到纽约去了。当天晚上，施燕华和代表团的同事一道被安排前往红都服装店制装，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被派往联合国常驻的代表团，国家在制装上对代表团成员给予了特殊待遇。做服装，就是给我们标准都提高了，因为是到美国去、两千块钱，那么要做服装、买这么多东西没那么多布票，所以我们这个布票也不要，可以就是直接去买，从头到脚，从袜子、到里面的内衣内裤，棉毛衫、棉毛衫、毛衣、西服统统换个新，我们那时候都挺穷的，衣服都穿的不是很那个，所以一下子拿到这么多东西，简直不知道怎么花，但是说实在的、颜色比较单一，因为还是在“文革”当中嘛。第二天晚上，施燕华夫妇俩突然接到外交部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通知二人火速赶往中南海。晚上很晚的时候、十点多钟把我们叫去了，是中南海一个小的会议室，桌子都是长的，下面一排一排的，大家就坐在那儿，后来总理进来了、总理显得很高兴，因为这在中国外交上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所以他坐下来他说要认识认识，把代表团的名单拿来，一个一个点了 叫名字，点到自己的时候、自己是倒数第二个，外交官里面自己是、职务是倒数第二个，施燕华、他想起来了，他说我们见过，看到上面单子上是团员，哦、还是团员，你到纽约去好好争取入党，就是给自己这么一个嘱咐，所以自己后来还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后来在纽约入的党。1971年11月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带领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各国使节，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成员送行，成员们绕场一周、随后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来源：铁面人解读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