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朔三年（663 年）八月，唐朝将领刘仁轨率领水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日本、百济联军展开决战，唐军以 “焚烧敌船四百余艘、斩首万余级” 的绝对优势大胜，彻底粉碎了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此战不仅奠定了唐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更迫使日本放弃对抗姿态，转向

白江口战后的东亚格局：663-664 年李治赐名 “日本” 与唐朝对日本的羁縻外交

龙朔三年（663 年）八月，唐朝将领刘仁轨率领水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日本、百济联军展开决战，唐军以 “焚烧敌船四百余艘、斩首万余级” 的绝对优势大胜，彻底粉碎了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此战不仅奠定了唐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更迫使日本放弃对抗姿态，转向主动求和。同年十一月，日本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请罪，唐高宗李治借此机会，正式赐给日本 “日本” 国名（此前日本称 “倭国”），并允许其恢复派遣遣唐使。《旧唐书・日本传》明确记载，这一系列外交举措 “非单纯怀柔，实为羁縻之策，以恩威并施，固东亚秩序”。从白江口之战的军事胜利，到赐名、允派遣唐使的外交布局，唐朝通过精准的博弈，将日本纳入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开启了双方近二百年的和平交流篇章。

一、战前博弈：日本染指朝鲜半岛与唐朝的战略底线（660-663 年）

白江口之战的爆发，并非偶然的军事冲突，而是日本试图挑战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与唐朝形成战略对抗的必然结果。早在战前数年，双方围绕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两国，已展开激烈的外交与军事博弈。

1. 日本支持百济，对抗唐朝与新罗（660-662 年）

朝鲜半岛在 7 世纪中叶形成 “百济、新罗、高句丽” 三国鼎立的格局，其中新罗长期与唐朝结盟，百济则联合高句丽对抗唐朝，而日本为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选择支持百济，试图通过百济牵制唐朝。显庆五年（660 年），唐朝派苏定方率军平定百济，俘虏百济王扶余义慈，百济残余势力逃往日本，请求日本出兵援助。

日本天智天皇（当时为中大兄皇子）认为这是 “介入朝鲜半岛事务” 的绝佳机会，于显庆六年（661 年）派遣阿倍比罗夫率领两万日军、百余艘战船前往朝鲜半岛，帮助百济残余势力复国，并在百济故地设立据点，与唐朝支持的新罗军队对峙。龙朔二年（662 年），日军又增兵一万，试图通过军事优势逼迫唐朝退出朝鲜半岛，这种直接挑战唐朝战略利益的行为，彻底触碰了唐朝的底线 —— 唐朝将朝鲜半岛视为 “东亚秩序的核心屏障”，绝不允许其他势力染指，双方的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

2. 唐朝的战前准备与战略部署（662-663 年）

面对日本的军事介入，唐高宗李治迅速调整战略：一方面，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领唐军水军进驻熊津江（今韩国汉江），加强对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控制；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新罗，协调唐军与新罗军队的作战计划，形成 “水陆夹击” 的态势。

刘仁轨深知日本水军的优势在于 “船只数量多、士兵勇猛”，但弱点是 “船小、战术落后、缺乏统一指挥”，因此制定了 “火攻战术 + 分割包围” 的作战方案 —— 唐军战船多为大型楼船，配备强弩、抛石机与火油，适合远距离攻击与火攻；同时，刘仁轨提前勘察白江口地形，利用江口狭窄、水流湍急的特点，限制日本战船的机动性。这些战前准备，为白江口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白江口之战：唐朝的军事胜利与日本的战略转向（663 年）

龙朔三年（663 年）八月二十七日，白江口之战正式打响。日本、百济联军拥有战船千余艘、士兵四万余人，唐军仅有战船一百七十余艘、士兵两万余人，从兵力上看，日军占据绝对优势，但唐军凭借战术与装备优势，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战役过程：火攻破敌与联军溃败（663 年八月）

战斗初期，日本水军依仗船只数量多，采用 “群狼战术”，试图以密集冲锋突破唐军防线。刘仁轨则下令唐军战船 “列阵迎敌，强弩齐发”，利用大型楼船的高度优势，向日军战船发射火箭与火油。日军战船多为木质小船，一旦被火油引燃，瞬间火势蔓延。

随后，刘仁轨抓住日军阵型混乱的时机，下令唐军战船分兵三路，对日军战船形成 “分割包围”—— 左路唐军截断日军退路，右路唐军攻击日军侧翼，中路唐军正面推进。日军战船在狭窄的白江口内无法灵活转向，被唐军焚烧四百余艘，士兵或被烧死、或溺水身亡，斩首万余级，百济残余势力首领扶余丰逃奔高句丽，日军残部狼狈撤回日本。

《旧唐书・刘仁轨传》详细记载了此战的惨烈：“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百济诸城皆降。” 白江口之战的胜利，不仅彻底平定了百济叛乱，更让日本意识到与唐朝的军事差距，被迫从 “对抗” 转向 “求和”。

2. 日本的战略恐慌与求和决策（663 年九月 - 十月）

日军撤回日本后，天智天皇得知战败消息，陷入极度恐慌 —— 他担心唐朝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因此紧急下令在日本西部的筑紫（今九州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加固城池、训练军队，同时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此时，日本朝廷内部形成两种意见：一派主张 “继续对抗，联合高句丽反击唐朝”，但多数大臣认为 “唐军实力远超日本，继续对抗只会招致灭国之灾”；另一派主张 “主动请罪，向唐朝求和，避免战争波及本土”。最终，天智天皇采纳了求和意见，决定派遣使者前往长安，以 “请罪” 为名，试探唐朝的态度，寻求与唐朝建立和平关系。

三、外交博弈：日本请罪与李治的羁縻布局（663-664 年）

龙朔三年（663 年）十一月，日本使者小野田守率领使团抵达长安，正式向唐高宗李治请罪。这次请罪并非简单的 “认错”，而是日本在军事失败后，寻求在唐朝主导的东亚秩序中获取合法地位的外交尝试；而李治则通过 “赐名、允派遣唐使” 等举措，实施羁縻政策，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

1. 日本请罪：谦卑姿态与利益诉求（663 年十一月）

小野田守在长安太极殿朝见李治时，表现出极度谦卑的态度 —— 他首先呈上 “请罪表”，承认日本 “此前援助百济，冒犯大唐天威，实乃罪过”，并表示日本 “愿弃对抗之心，永为大唐藩属，遵守东亚秩序”。

但在谦卑姿态背后，日本暗藏两大利益诉求：一是 “请求唐朝不要进攻日本本土”，确保国家安全；二是 “请求恢复与唐朝的文化交流”，继续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此前因日本支持百济，唐朝曾暂停与日本的官方交流）。小野田守在请罪表中特意提到：“日本远在海东，仰慕大唐文明，愿派使者学习典章制度，以补本国之短。”

2. 李治的羁縻回应：赐名 “日本” 与允派遣唐使（663 年十二月 - 664 年正月）

李治深知，白江口之战已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野心，此时若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反而会增加日本的抵触情绪；若能以 “恩威并施” 的方式，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更有利于维护唐朝在东亚的长期稳定。因此，他对日本的请罪作出了三点回应：

（1）赐名 “日本”，确立日本的藩属名分（663 年十二月）

李治正式下诏，将日本的国名从 “倭国” 改为 “日本”。此前，中国对日本的称呼多为 “倭国”，“倭” 虽无明显贬义，但带有 “偏远小国” 的意味；而 “日本” 意为 “太阳升起的地方”，既符合日本的地理位置，又带有尊重的含义。

这一赐名举动，看似是 “礼遇”，实则是唐朝羁縻政策的重要一环 —— 通过赐名，唐朝确立了 “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命名权”，明确了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旧唐书・日本传》记载，李治在赐名诏书中强调：“倭国远慕王化，遣使请罪，朕嘉其诚，赐名日本，望其永遵臣礼，守海东之安。”

（2）允许恢复派遣遣唐使，加强文化羁縻（664 年正月）

664 年正月，李治下诏允许日本恢复派遣遣唐使，规定 “遣唐使每五年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需携带国书与贡品，按朝贡礼仪入唐”。同时，唐朝为遣唐使提供 “沿途食宿、翻译服务”，并允许遣唐使参观长安的国子监、寺庙、工坊，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技术。

李治的这一决策，蕴含深刻的羁縻逻辑：通过文化交流，让日本深入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从 “制度认同” 到 “文化认同”，最终形成 “对唐朝的政治认同”，减少日本未来对抗唐朝的可能性。正如《旧唐书・日本传》所评：“允派遣唐使，非仅为文化交流，实为以文羁縻，使日本心向大唐，不生异心。”

（3）要求日本协助唐朝平定高句丽，履行藩属义务（664 年正月）

作为允许恢复交流的条件，李治要求日本 “协助唐朝平定高句丽”—— 当时高句丽仍在对抗唐朝，李治希望日本能从海上牵制高句丽，或提供高句丽的情报。日本为获取唐朝的信任，立即答应这一要求，派遣使者前往高句丽，试图劝说高句丽向唐朝投降（虽未成功，但履行了藩属国的 “协助义务”）。

四、羁縻政策的效果：东亚秩序的稳定与唐日交流的开启（664 年后）

李治对日本的羁縻外交，取得了显著效果 —— 它不仅稳定了战后的东亚秩序，更开启了唐日之间近二百年的和平交流，成为唐朝东亚外交的成功典范。

1. 东亚秩序的长期稳定（664-755 年）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彻底放弃了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专注于国内改革（如大化改新，全面学习唐朝制度），不再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唐朝则在平定高句丽（668 年）后，确立了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新罗成为唐朝的藩属国，东亚形成 “唐朝为核心，日本、新罗为藩属” 的稳定秩序，这一秩序持续近百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755 年）。

2. 唐日文化交流的繁荣（664-894 年）

恢复派遣遣唐使后，日本先后派遣了十八批遣唐使（其中正式遣唐使十六批），大批日本留学生、学问僧涌入唐朝，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如三省六部制）、文化艺术（如书法、诗歌）、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建筑技术）。唐朝的《唐律疏议》《礼记》等典籍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制定法律、礼仪的依据；唐朝的长安城布局，也被日本模仿建造了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

这种深度的文化交流，不仅推动了日本的发展，更强化了日本对唐朝的 “文化认同”，使日本成为唐朝文化在东亚的重要传播者，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东亚霸主地位。

3. 唐朝羁縻政策的示范意义

对日本的羁縻外交，成为唐朝处理与周边部族、国家关系的 “范本”—— 唐朝此后对新罗、吐蕃（初期）、回纥等，均采用 “恩威并施、文化羁縻” 的策略，通过军事威慑、政治册封、文化交流，将周边势力纳入朝贡体系，实现了 “以最小成本维护最大范围稳定” 的战略目标。

五、历史评价：白江口战后外交博弈的深远影响

后世对 663-664 年唐日外交博弈的评价，多认为这是唐朝 “军事胜利与外交智慧结合” 的典范，对东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唐朝：确立东亚霸主地位，开启和平交流

白江口之战的军事胜利，让唐朝在东亚树立了绝对的军事权威；而赐名、允派遣唐使的外交举措，则让唐朝以 “非军事手段” 巩固了霸主地位，避免了长期战争带来的国力损耗。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唐之服日本，非仅靠白江口之胜，更在战后之羁縻 —— 以赐名示恩，以遣唐使示信，恩威并施，使日本心服，此非雄主不能为也。”

2. 日本：放弃对抗转向学习，实现制度革新

对日本而言，白江口之战的失败虽是 “耻辱”，却也让日本认清了与唐朝的差距，转而以 “学习者” 的姿态融入东亚秩序。通过派遣遣唐使，日本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推动了大化改新的深入，实现了从 “奴隶制社会” 向 “封建社会” 的转型。日本近代史学家内藤湖南指出：“白江口之战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它让日本放弃了对外扩张的幻想，专注于内部改革，而唐朝的羁縻政策，为日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

3. 东亚：形成以唐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维护长期和平

唐日外交博弈的结果，推动了东亚朝贡体系的最终形成 —— 唐朝作为宗主国，日本、新罗等作为藩属国，各国通过朝贡、册封、文化交流，保持着稳定的关系。这一体系的形成，维护了东亚地区近百年的和平，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东亚历史上的 “黄金时期”。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