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客观的说，《白鹿原》的格局比《平凡的世界》高太多了！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这一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和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忠实身处这样的时代浪潮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尤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这一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和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忠实身处这样的时代浪潮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尤其是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像一道光照进了他的文学世界，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创作之窗。

在这个过程中，陈忠实思考着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艰辛。他看到了封建制度对民族的束缚，那些腐朽的思想和观念，如同沉重的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也看到了民族在不断剥离这些腐朽东西时所承受的剧痛，每一次的剥离，都是对传统的挑战，对习惯的打破，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挣扎。

陈忠实将这种思考融入到《白鹿原》的创作中。他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展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白嘉轩作为封建礼教的坚定捍卫者，他的思想和行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体现着封建礼教的规范和要求。而黑娃、白灵、田小娥、白孝文等新一代的反抗者，他们则代表着新兴的思想和力量，他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民族在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过程中的挣扎与奋斗。

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白嘉轩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屹立不倒，成为封建礼教最忠诚的捍卫者。他身为白鹿原大家族的族长，一生都在践行着乡村的仁义礼智孝，将儒家文化的理念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祠堂，对于白嘉轩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是封建礼教的象征和传承的核心。在这里，他主持着各种庄重的仪式，从祭祀祖先到惩戒族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着传统的规矩和礼仪。他深知，祠堂不仅是家族的精神寄托，更是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场所。通过祠堂的威严和族规的约束，他试图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深深植入每一个族人的心中，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坚守的，什么是必须摒弃的。

白嘉轩对族规和乡约的执行可谓是一丝不苟，毫不留情。当田小娥与黑娃的事情发生后，他视田小娥为败坏风气的妖孽，坚决不肯容忍。在他看来，田小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封建礼教的规范，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他不顾众人的求情，毅然决定在祠堂对田小娥进行严惩，用刺刷抽打她的身体，试图以此来告诫其他族人，不要轻易触犯礼教的底线。他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或许被认为是维护家族尊严和乡村秩序的必要手段，但从现代的视角来看，却显得过于残酷和无情，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

面对时代的变革，白嘉轩却显得异常固执和保守。他无法理解新思想的冲击，也不愿接受社会的变化。在他的心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真理，就是一切，任何试图挑战或改变这种文化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当白鹿原上出现了新的思潮和变革的迹象时，他感到无比的困惑和愤怒。他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这些变化，维护旧有的秩序，但他的努力却显得如此的无力和徒劳。

朱先生，这位关中大儒，宛如白鹿原上的一座灯塔，散发着儒家文化的光辉，成为儒家文化在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个活的化身。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文化的精髓，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朱先生一不求名，二不为利，以教书育人为生，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名利的心。他远离政治的喧嚣和纷争，专注于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在他的眼中，知识和道德是最为重要的，而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他在白鹿书院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传授他们儒家的经典和思想，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

国难当头之时，朱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展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他深知，国家的命运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作为一名儒家学者，他有责任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积极参与禁烟运动，努力劝说人们戒除鸦片，摆脱毒品的危害。他还亲自参与修县志的工作，希望通过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追求，以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尽管朱先生有着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学问，但他却难以阻挡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新思想的兴起，儒家文化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影响力。朱先生所坚守的儒家传统，在时代的浪潮中显得越来越格格不入。他的努力和付出，虽然赢得了一些人的尊重和敬仰，但却无法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就像一位孤独的守望者，看着自己所珍视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悲哀。

黑娃，这个《白鹿原》中极具个性的人物，宛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以其独特的反抗姿态和曲折的命运，成为了书中一道引人深思的风景线。他从白鹿原的土地上走来，带着长工之子的身份烙印，内心却燃烧着对命运的不甘和对自由的渴望。

黑娃的反抗意识，犹如一颗深埋在心底的种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芽、生根。他对白嘉轩那挺得笔直的腰杆充满了天然的敌视，在他眼中，那挺直的腰杆不仅仅是白嘉轩个人的姿态，更是封建宗法权威的象征，是束缚他自由的枷锁。这种敌视，源自他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洞察，他不甘心被命运安排，不甘心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于是，他选择了反抗，选择了与传统的决裂。

与田小娥的私奔，是黑娃反抗的第一步。这一行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白鹿原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家族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和田小娥走到了一起。在他看来，田小娥是他追求自由爱情的象征，是他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突破口。他们的爱情，虽然充满了坎坷和磨难，但却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娃内心深处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

投身农协运动，黑娃的反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砸祠堂、毁乡约，将白嘉轩的腰杆打断，这些激烈的行为，是他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有力控诉。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打破旧有的秩序，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然而，他的反抗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革命的失败让他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之中。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后，黑娃最终选择了拜入朱先生门下，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儒家弟子。这一转变，看似突然，实则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渴望着被认可，渴望着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可以重新做人的可能。他希望通过学习儒家文化，洗去自己身上的罪孽，获得内心的安宁和救赎。

田小娥，《白鹿原》中那个充满争议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宛如一朵在黑暗中绽放的花朵，美丽却又脆弱，她以身体为武器，向封建礼教发起了无畏的抗争，却最终走向了毁灭，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

田小娥的一生，是被压迫、被欺凌的一生。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却拥有着出众的美貌和独立的个性。然而，在那个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她的美貌却成为了她的原罪，成为了男人觊觎和玩弄的对象。她被父亲卖给了年迈的郭举人，成为了他的小妾，从此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屈辱之中。

在郭家，田小娥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她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要忍受郭举人的变态折磨。郭举人将她当作养生的工具，让她用身体为自己 “泡枣”，这种侮辱性的行为，彻底摧毁了田小娥的尊严和自信。而郭举人的正房太太，也对她百般刁难，让她在郭家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

与黑娃的相遇，让田小娥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黑娃的年轻、强壮和热情，点燃了她心中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她不顾世俗的眼光，毅然与黑娃私奔，回到了白鹿原。然而，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得到祝福，反而遭到了整个白鹿原的唾弃和排斥。白嘉轩以族长的身份，禁止他们进入祠堂，将他们视为家族的耻辱。鹿三也以断绝父子关系为要挟，让黑娃放弃田小娥。

面对这样的困境，田小娥并没有屈服。她开始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向封建礼教发起了反抗。她与鹿子霖的暧昧关系，既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报复。她利用鹿子霖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打破白鹿原上的传统秩序。

而田小娥与白孝文的感情，则是她反抗的进一步升级。白孝文是白轩的长子，是未来族长的继承人，他的身份和地位，让田小娥看到了挑战封建礼教的机会。她主动勾引白孝文，与他发生了关系，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白嘉轩，也让白孝文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田小娥的反抗，虽然勇敢，但却注定是徒劳的。在那个强大的封建礼教面前，她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她的身体，成为了她反抗的工具，也成为了她被攻击的弱点。最终，她被鹿三用梭镖刃刺死，结束了自己短暂而悲惨的一生。

田小娥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女性的悲剧。她的命运，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也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奈和悲哀。

白孝文，《白鹿原》中一个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人物，他的人生轨迹犹如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从备受瞩目的族长之子，逐渐堕落为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他的转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以及在时代变革中个体命运的无常和无奈。

作为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从出生起就被寄予了厚望。他被视为白鹿原未来的族长，肩负着传承家族荣誉和维护封建礼教的重任。在白嘉轩的严格教导下，他从小就接受着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学习礼仪、遵守规矩，努力成为一个符合封建礼教标准的人。

然而，白孝文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对自由和个性的渴望。他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逐渐失去了自我，变得压抑和沉闷。直到田小娥的出现，如同一束强烈的光照进了他黑暗的世界，彻底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反抗意识。

与田小娥的感情，成为了白孝文人生的转折点。他不顾家族的反对和社会的舆论，毅然与田小娥走到了一起。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范，也让他失去了父亲的信任和支持。白嘉轩在祠堂当众惩罚了他，将他逐出了家族，这让白孝文陷入了绝望和痛苦之中。

被家族抛弃后，白孝文开始自暴自弃，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他卖地拆房，吸食大烟，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他的堕落，既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失去了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变得自私、冷漠和残忍。

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在鹿子霖的帮助下，白孝文进入了保安团，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在这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诱惑的世界里，白孝文逐渐学会了迎合和算计，成为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朋友和亲人，甚至亲手杀害了曾经的兄弟黑娃。

白孝文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曾经塑造了他的行为准则和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当这些规范和观念与他的内心欲望发生冲突时，他又选择了背离和反抗。

比较研究

于丹：同样写农村，《白鹿原》的格局比《平凡的世界》高太多了！

陕西评论家李星敏锐指出，陕西作家的众多代表作中，一个显著共性是能够站在时代前沿，高瞻远瞩地审视作品中的土地、人民和历史。陈忠实对故乡关中平原怀有深厚感情，这份情感在《白鹿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以浓烈的“乡土情结”描绘关中平原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景观，这里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关中儿女世代相传的文化源泉。

在《白鹿原》里，陈忠实展现出对中国农村、农民及民族的深沉情感。他站在人类文明和思想的高度，通过文化反思和艺术审美，深入探索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揭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著名学者于丹特别喜爱《白鹿原》，她曾在书籍《历史的回访》中写道：同样是写乡村，《白鹿原》的境界层次，超过《平凡的世界》太多。《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均为现实主义乡土题材小说，且都荣获过茅盾文学奖，在乡土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三位作家出身农家，深谙乡村人民生存的艰难和精神困境，但因地域文化差异，作品风格各异。八百里秦川，北接黄土高原，南临秦岭，优越自然条件使其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以“关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生长、绽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关中人，陈忠实便是在这片充满“仁义”的热土上成长起来，并将儒家传统观念贯穿于《白鹿原》。可以说，《白鹿原》处处打上儒家印记，甚至将儒家文化中一些迂腐观念也刻画得入木三分。相比之下，于丹认为《平凡的世界》在格局上稍逊一筹。

《平凡的世界》侧重于描绘陕北农村的艰苦生活与人们的奋斗历程，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与不屈精神，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代表，展现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奋进。但从整体架构和文化深度挖掘来看，它与《白鹿原》存在差距。《平凡的世界》更多聚焦于个体命运的起伏和奋斗，通过描写孙少安创业的艰辛、孙少平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等情节，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理想的执着。然而，其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探讨不够深入系统，未能像《白鹿原》那样，将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家族观念、社会变迁紧密交织，形成宏大且深刻的叙事体系。

在人物塑造方面，《平凡的世界》的人物形象相对较为单纯，孙少安、孙少平兄弟身上更多体现出坚韧、善良、勤劳等美好品质，虽刻画细腻，但缺乏《白鹿原》中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比如白孝文，从一个备受瞩目的族长继承人，因堕落而险些丧命，后又能戒掉鸦片，在官场中狠辣却又在亲情面前展现柔情，其性格的复杂程度远非《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可比。

从叙事手法来讲，《白鹿原》以冷峻笔触，冷眼旁观书中人物命运，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滋味；而《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下笔情感丰富，常将自己的情感倾向赋予笔下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客观性和深度。于丹认为《白鹿原》在格局上超越《平凡的世界》，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宏大的历史观构建以及复杂人物群像的塑造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