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聂开始说，“政府有五个收入来源。第一，有土地税；第二是一年收入超过一百元的要纳税；第三是进、出口税；征税的办事机关设在这个地区的路口上，税率视对物品的需求而异。纸烟和酒的税相当重。最后，我们从出售救世债券得到一笔进项。

1

我还想了解这个年轻的政府的其它方面。

财政是怎样的？军队的防御体系如何？怎样促成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合作？

一、两天后，聂、宋和人民运动的领导者彭真，到招待所来向我谈这些问题。

聂开始说，“政府有五个收入来源。第一，有土地税；第二是一年收入超过一百元的要纳税；第三是进、出口税；征税的办事机关设在这个地区的路口上，税率视对物品的需求而异。纸烟和酒的税相当重。最后，我们从出售救世债券得到一笔进项。

“土地税比战前低25%。我们执政七个月来总收入累计约三百四十万元，支出只有三百万元，包括我们军队的费用。”

“政府的主要支出是什么？”我问。

宋回答，“一般有以下四个方面:军队费用，薪水和政府机关的开支，教育，给被服、武器弹药工厂的贷款。"

他解释说薪水是象征性的，他自己是每月十八元，而县级的是十二元。

实行累进税率视个人支付能力确定。

他说，“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我们谈话时，小鬼送来梨子，站在一旁听话，这里的同志友爱是令人愉快的，一个通讯员带给聂一份日报，一张四开纸油印的报，不但登当地新闻，也有日本人向汉口推进的发展趋势的综述，是从八路军司令部每日播发的无线电新收听来的。

我继续提问题:“人民运动有什么新发展吗？”

这是彭真分管的，他回答说:“我们抵抗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全依靠人民，我们正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在每一个村庄，就象在军队的每一个连队一样，有一个救亡室，人民聚集在那里读书、唱歌、排戏。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要清除乡村和县的官员中的贪污分子。我们进行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是需要时间的，过去，贪污是那样地流行，有时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也有不廉洁的。这些案件在地区人民法院审理，贪污金额超过五百美元的枪毙；少于五百美元的监禁。

“各个地方的军队指挥员奉命以各种方式帮助农民。军队帮助他们播种，收割，政府提供种子，我们有少量的土壤专家，指导农民栽种何种谷物。

“人民酬答军队的相助，与军队合作。他们协助切断铁路，割断和收集电话线，搜集敌人情报，防范间谍，捕获敌军在行军或战斗中失散人员，他们还为我们的军队提供歇宿的便利。"

聂插了一句，“我大概没告诉过你，现在我们有一个中央采购局，从日本占领区买我们需要而没有能力制造的东西，如无线电装置等。这些东西按价供应我们自己的消费合作社。彭同志还没有告诉你，目前被占领的村镇的人民也与我们合作，许多人给我们送来税款，虽然他们并不在我们管辖之下。"

聂又谈了过去五个月期间进行的战斗。

这些是快速运动的纵队进行的游击战的老故事，闪电般地袭击小股警备部队，缴获武器、弹药，接着再快速地撤回，偷袭铁路线，打击汽车运输队，袭击行进部队的侧翼和后卫。

每天总是在什么地方有战斗。

他说，五台的这支部队，现在完全是在当地补充和训练的新兵。

我在冬季见过的八路军徐海东的旅已开往南边。

村自卫团现在既是一支在训练中的部队，也执行日常任务。

他的司令部有一个局领导自卫团的工作。

他没有透露现在他手下军队的数字，我估计接近十万。

这个区域已经被划分为若干个军事防卫区，每个区的指挥员负责本区的防御和对区内交界线上的日军的攻击。

聂最后说，“我在这儿的使命，是在人民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基地，即使一旦处于日本人控制下，人民仍怀有希望，继续反抗日本人的统治。我也有攻击敌人后方的任务。”

在执行这两个任务上他似乎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三个人起身要离去时，我拦住了他们。

“聂同志，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能这样成功地取得与地主的合作？"

他们笑了，聂回答:“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是我们的同盟。地主担心如果日本人战胜的话，他们将失去一切。他们也是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有民族和国家的自尊。我们阐明合作的基础和意义，指出，如果他们减租减息，他们将和农民有较好的合作。事实上，哪儿的地主这样做了，农民协会就促使他们的会员及时地偿清债。”

在我准备入寝时，我回味着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这儿的一千到一千五百万人民正在进行着一项庞大的共同生活的试验。

唯一的强制力量是对外来统治的恐惧。

在这种富有同情的，公平的关系中一起工作得越久，其价值和利益就变得越明显。

也许到了没有日本人的压力时，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造成深刻的印象，使人们长久地继续下去，这就将发展为现实的乌托邦的中心。

这是很激励人的想法。

2

在延安，我曾在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理查德·布朗大夫的窑洞住过一夜，他们先我几天到这儿，在家距此二十英里的医院工作。

聂通知他们我来到了，第二天， 布朗大夫前来拜访，白求恩由于一个截了下肢的病人情况危急没能来。

理查德·布朗大夫是一位具有社会意识，有强烈的意愿去解除人的苦难的人。

他在归德(今河南商邱)听到关于在五台进行的社会试验的传闻，就请假前来，志愿为八路军服务。

他抛弃了舒适生活，通晓中国话，了解中国人民，医务熟练，他可以为这支被孤立的军队的数千名伤兵作出无以估量的贡献。

他来的那天，聂提议我们到华北的佛教圣地，五台地区驰名的寺庙去观光。

一个附加的吸引力，是他答应在途中到五台军事学院去访问。

我们一行人愉快地骑马跑了十五英里。

同行的有聂，宋省长，布朗大夫，四个小伙子和几个参谋人员。

六月末阳光灿烂的一天，我们骑马走在松林覆盖的，两边小山之间沐着日光的山谷里，似乎远离了战争、死亡和破坏。

不一刻，我们来到这条小路的转弯处，军校的学生们进入了眼帘。

他们排成两行，队伍延伸到我们视力所及的那一边。

聂和我下马检阅了队伍，司令官孙毅陪同检阅。

学生有七百人，都是从山西、河北的一些大学来的，也有从地方部队的干部中派来的，他们正在完成为期四个月的课程。

我们沿着笔直的，穿着蓝色的制服，每人持一支来复枪和全副野战装备的队列前慢慢走过时，学生们结实的体魄，脸上的机敏和智慧，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四个月来他们每天最少用二个小时爬山，象钉子一样结实。

检阅完，我们看着他们排成三列纵队走向他们的营房，愉快的行军进行曲的歌声震响了村庄。

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热情，忠实，自我约束，受过合作原则的教育，充满了以自我牺牲的榜样率领人民前进的志愿。

在抵达寺庙区城之前。

我们又停下来参观当地制造的手榴弹和自动步枪。

手榴弹是土豆捣碎机型的，似乎在中国军队里是标准的，同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品同样有效力。

自动步枪是与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同型的，又重又笨拙。

当地的金属材料质量不好，比用好钢更费料。

步枪的有效射程是一百五十米，对山区的游击队来说是足够了。

进了寺庙的山谷好象入了美妙的仙境，奇异精巧的中亚细亚建筑层层嵌在山坡的两侧或山顶上。

朱红色的墙和屋顶上绿色、黄色的瓦给景色增添了光辉。

这儿不但有佛教寺院，也有蒙古和西藏的喇嘛的神殿。

我们走近象鸟巢一样筑在山谷的村庄时，人民团体在整队。

聂显然把我们的来访通知了寺院主持和和尚，他们已准备了接待。

其后几小时完全是异国情调。

我们参观一个又一个庙宇，直到我已记不清数目了。

在每一处，庙里的乐师们穿着绿色，褐色和黄色的长袍，伴着哀伤的曲调，迈着有序的步子，面对着坐在当中的主持或和尚吹奏怪异的象风笛一样的乐器。

这里有茶和甜食，有时是一顿正餐。

这一天我们吃了六顿饭，我真希望这些能分开在我五个月的旅程中吃。

我们登上一百零八级的菩萨顶寺庙，达到了高潮，受到了大喇嘛阿旺亦喜的欢迎。

他穿着一件鲜艳的橙色长袍，外罩刺绣的丝绸橘色短上衣，还戴着一顶圆形无边便帽。

他手里拿着一串木制的光滑的、圆的念珠，在迎接我们时，手里拨弄着珠子。

他是西藏人，矮个子，宽额头，古铜色皮肤。

他不会说汉语，是新近从拉萨来的。

他招手示意我们随他到会客室，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

穿褐色长袍和绿色短外衣的侍从们端来了食物。

谈话的翻译次数是奇特的。

欧阳将我的话译成汉语，好在大喇嘛的近侍中有一个会讲汉话也会讲蒙古话，后者把蒙古语翻译给另一个能说藏语的人，再由他译给大喇嘛听。

大喇嘛的答话也要经过同样麻烦的翻译过程。

望着翻译者的脸面，注意各种语言的发音和不同的音调是挺有趣的。

汉语是这四种语言中最好听的。

谈话大半是些客套，但大喇嘛发表了这样的有意义的意见:他说，“西藏和蒙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和蒙古人应该和汉人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事实上，五台的喇嘛组成了“蒙古和西藏的自卫团”，以各村的自卫团为模子，甚至佛教徒也有救国会，虽然他们信仰的教义使他们不能参与战斗。

我们告辞出来，绕道下山，途中在罗堠寺停下来，观看一个人造的巨大的、开放的荷花的花瓣和叶子。

和尚一声令下，里面出现了一座受尊敬的观音，地板下有一种机械动作的装置，其效果是戏剧性的，无疑深深地感动了信徒。

我们抵达活佛的家镇海寺时，天色已晚，就在那里过夜。

据接待我们的住持说，此时活佛不在这里，在汉口。

活佛曾在国外广泛地旅行，他必是一位有文化和艺术修养的人，他的宫殿似的家里，不仅藏有来自中国和蒙古的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欧洲画廊的油画。

室内陈设兼有东方和西洋款式。

优美的花圃装饰着层层梯形地，寺庙后的一条幽谷里有一个荷花池，大朵粉红色和淡紫色的荷花似乎有些矫揉造作。

活佛也是个讲实际的人，这所建筑物有暖气——大概方圆几百英里之内，它是唯一有这种设备的。

我们对这里的豪华表示公开的惊讶时，聂和宋出声地笑了。

在我们到达以前，他们小心地向我们保密，我们的反应使他们象两个孩子似地开心。

那夜，我们睡在铺着上等席子的炕上，盖着凫绒毛的被子和开司米的被单。

外边，微风吹过松树林沙沙作响。

这可能是战争吗？

4

第二天回程，我们在一个有十三名日本俘虏的小村庄停留。

人们微笑着告诉我们说这些日本“客人”正在做功课。

在一个向阳的院子里，他们各自坐在临时的桌子后面的小凳上。

院子的一头，一个中国军人站在黑板前，用日语对他们讲话。

人们告诉我，讲的是合作社会的基础理论。

他们做笔记，表现很有兴趣。

所有的人都显得健康，吃得很好，都是兴致勃勃的。

有两个军官，其余都是士兵。

周围没有卫兵，显然他们没有被严格管制。

我们返回时，白求恩大关正在司令部。

他身材高大，瘦削，头发和胡子灰白，看起来很疲乏。

由于他首创了在战地输血，使得他在西班牙享有盛名。

我曾经听说他脾气很大，假如是真的，大概是由于他那无穷的精力和要干事的欲望。

我的印象他是个有大勇，有深刻信念的人。

虽然他曾随身带来大量的医药品，但已经快要用完，他急着要搞到更多的。

他给我开了一个单子，后来我转交给了在汉口的国际红十字会。

他对我说，“我觉得我一生的使命是在这里，这个地区有两万伤兵，分散在七所医院中。我打算巡视每一所医院，帮助建立可能的、最好的治疗方法。然后，我要组织一所战地医院，在主要的战役中跟随军队。”

诺尔曼·白求恩忠实地履行了他的使命。

十八个月后，他在这个地区牺牲了，因为缺乏那时他是如此关切地要为军队搞到的药品。

聂和我讨论我和小伙子们进入河北的路线。

只有欧阳，刘和汪洋将陪我离开这里，金决定留在五台。

这儿有两家报纸，他决定参加其中一家的工作。

向东去有几条路线，最短的是经由阜平，我们最后选定了这条路。

目前，从一个游击区尽快地转移到另一个游击区似乎是明智的，可以多花些时间观察每个游击区的活动。

这次，又有一个骑马的巡逻队护送我们，七月一日我们骑马向东而去。

告别这样友好的环境，肩负着如此重任的人是令人伤感的。

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为了中国，或许也是为了西方，正在开创一条新路。

在河岸边，一群人正等着向我们挥手送行。

在政府官员培训学校的外面也有一大批人。

在地方政府的驻地，聂荣臻和宋劭文也来和我们握别。

差不多两年之后，当我写到这些时，他们仍在五台山，为中国守着这块战略要地，开创一条新生活之路，其政治方面是近乎纯粹的民主政体，而它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则是接近耶稣的故乡提倡的合作的。

近午，我们到达了跨越长城山脉的通道的顶峰，歇息片刻眺望脚下的小山和平原的全景。

山的东侧突然降下一、二千英尺，然后就是一片杂乱的山丘，山丘的东端山逐渐减少。

进入了河北平原。

毫不奇怪日本人没有侵入这个石头城墙的后面。

这个通道是如此狭窄，小路如此陡峭，一支小部队就可以给进攻的敌人造成极大的损失。

我们牵着牲口，沿着崎岖艰难的小路下山，向河北和山东走去。

这也是约两千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过的地方。

那时他富有哲理地说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