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带微笑，内地里的灵魂却面目狰狞！84年前，一个个南京人倒下，尸骨渐成山，血流满山河，不论是看文献记载还是当时留存下来的图片，都让人心痛不已，也胆寒不已！南京大屠杀是当时南京人的噩梦，是整个中国的痛。而日军的残酷面目有多惹人憎恨，那些国际友人对南京人伸出的援手
面带微笑，内地里的灵魂却面目狰狞！84年前，一个个南京人倒下，尸骨渐成山，血流满山河，不论是看文献记载还是当时留存下来的图片，都让人心痛不已，也胆寒不已！南京大屠杀是当时南京人的噩梦，是整个中国的痛。而日军的残酷面目有多惹人憎恨，那些国际友人对南京人伸出的援手便越显得难能可贵。当日军在南京城横行霸道，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之时，一位来自德国的商人，约翰拉贝，却在竭尽所能地帮助无辜的南京平民百姓。
拉贝在南京生活期间，南京大屠杀爆发。他自己的住宅用来收容难民，救治了600多位平民。除此以外，身为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他还组织其他国际友人一起行动，拯救了超过250000中国人民的性命！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拉贝的身份竟然那么特殊。他除去是一名商人外，还是一名德国纳粹。那么，拉贝当时究竟在怎样的情况下，冒着一定生命危险，作出与南京人民同进退的决定的？约翰拉贝，189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早亡，丢下拉贝、母亲以及两个尚且年幼的妹妹艰难生活。而拉贝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不得不帮助母亲一起承担起养活家人的重担，初中毕业后，十几岁的他便过上了终日为生计奔波的生活。为了生活，他尝试很多活计，当过出口商行的伙计，也曾不远万里去往英国在莫桑比克的一家极富盛名的公司工作数年。或许也正因为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让他后来与中国产生了不解之缘。
拉贝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09年，当时他还是一个17岁的大小伙子。由于受到公司派遣，前往德国开在北京的一家分公司担任销售的职位，之后不久，他便就职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北京分公司。好几年时间，拉贝一直往返于德国与中国，但由于受到国际行形势的影响，一战之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一度跌入冰点，甚至直接断交。于是拉贝只能携妻带子踏上返回德国的路，一直到1920年，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才在西门子公司的派遣下，重新回到中国，继续未尽的事业。回到中国后，拉贝先是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五年，随后转入天津，担任西门子公司天津办事处的负责人，1931年，由于受到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弗理德伦德尔的邀请，拉贝又从天津辗转去往南京，至此开始他不同寻常的一段人生之旅。南京身为一座千年古城，文化底蕴丝毫不逊于北京。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几年间，拉贝毫无意外地便爱上了这个南方古城。拉贝到南京之后，暂时先住在了一处预租的房子内，一直到1934年，才搬进了小桃园10号（今天的小粉桥1号）。
小桃园10号光占地面积便约有1905平方米，是一栋西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洋楼。拉贝在南京工作生活期间，小桃园10号便是他的办公室兼住宅区。在北平工作的夫人和女儿闲暇时光，也会到小桃园10号小住一段时间。拉贝是一个细心且善良的人。西门子在南京分公司里有不少人是和他一样，从德国远渡重洋来到南京工作，甚至还拖家带口的。孩子在中国，教育的问题就得解决。一群只会说德语的小孩，想要融入当地的学校，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能够解决西门子公司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拉贝便计划在南京创办一所德语学校，但最终还是因为经费不足，而不得不向德国驻华大使馆求助。德国驻华大使馆虽说答应了给拉贝提供援助的事情，但却又提出了一个要求：拉贝身为学校的董事长，必须要加入党组织才行，只有这样，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才会同意拨发经费用于学校建设。拉贝少年时期便长期漂泊在外，不怎么经常回到祖国，因此，对于“纳粹党”到底是做什么的，他心中并不清楚。为了成功修建学校，拉贝并没有多加考虑，便答应了这一要求，1934年的3月1号，拉贝加入了德国纳粹党，德语学校得以修建，但多年之后，拉贝的生活却因此而跌入地狱。
1937八月份，南京正是炎热的时候，拉贝像往年一样去往北戴河看望妻子和女儿顺便度假。但8月15号这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远在北戴河的拉贝听闻这个消息之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毅然决然地返回南京。妻子尽管心中都十分担心，但也依然支持着丈夫的决定。但这一回，拉贝返回南京的路，却并不像往常那样顺利。战乱使得很多交通线路被破坏，南方的不少人在南京被轰炸时，选择逃亡北方，更加剧了混乱。从北戴河赶回南京，平常只需要两天时间，但这一回，拉贝却足足用了10天的时间。刚抵达南京的办公室，他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大使馆不久之前才发过来，通知德国公民如无特殊原因尽快撤离南京的一则公文。但拉贝既然选择从北戴河赶回南京，便不会再轻易回去，他选择了留守。或许拉贝当时的这个选择，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毕竟，当灾难快要在南京降临的时候，很多南京本地的有钱人家，都已经收拾家当，前往武汉避难，留守在南京的，大多都是走不了的平民。而拉贝不过是一名外国人罢了，甚至于说，他的母国德国与侵占中国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友好朋友”的关系。
但拉贝并不想思考那么多，面对日军轰炸，救下更多南京市民，是他当时唯一的想法。于是，拉贝开始用最快的速度在自家院子中修筑防空洞。由于日本与德国在不久之前刚刚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便也成为了盟友。因此，拉贝修建防空洞时，与别处格外不同。他先是在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上画着带有德国纳粹标志的“卐”，随后将帆布四角分散开，撑在院子中，确保日军即便是驾驶飞机，在高空中也能准确获知一则信息：这里是德国纳粹住的地方，自己人，勿轰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拉贝一直在忙着修建防空洞。他期望着这些能够在战时真正起到作用，保护无处躲藏的南京平民。1937年9月20日，拉贝再一次收到了来自德国大使馆的强硬通知，他们一再声明，将于第二日再一次对南京实施轰炸，忠告像拉贝这样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以免被炮弹伤及。德国大使馆在发布完这次忠告后，便要将使馆区搬去上海了。对拉贝来说，其实这是一次撤离的好机会，但他却再一次坚定地选择了留守南京。
不久之后，拉贝所在的西门子公司上海总部的人听说他没有跟随大使馆一起迁往上海时，直接写了一封加急的信件给他，希望他能为了自身安危考虑，赶紧从南京撤离；而德国大使馆甚至都已经租好了船，等在港口，专门用来撤离德国公民。可拉贝任凭别人怎么劝，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拉贝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地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这样，我便更不能辜负这些信任我的人了。”拉贝修建防空洞的时候，原本预计所能容纳的人数，大概在十来个人，但是真等灾难来临的那一刻开始，他才发现，自己修建的这些防空洞，容量远远不够。日军空袭之下的南京城，被掩映在一片炮火中，像是末日来临一样。在这里，平民百姓似乎看不到生的希望，他们任人宰割，所以，当看到拉贝修建的防空洞之后，他们像是垂死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拼命往里涌。
即便是在这种堪称混乱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防空洞中，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最安全的地方，都留给了老弱妇孺，青壮年男子，一律只能站在防空洞的边缘。死亡当前，自然也有一些人，不愿意遵守拉贝定下的这个规则，但拉贝的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他用中、英、德文三种语言，将触犯规则的后果告知所有人，你不愿意遵守我的规则，那么今后你将不能再进入我的防空洞。在拉贝的极力约束下，原本只能容得下十来个人的防空洞，硬生生地挤进了三十多个人。用拉贝的话来说，“三十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随着来防空洞避难的人越来越多，拉贝不得不想尽办法，修建第二个、第三个防空洞。尽管他的住宅上方有着“卐”这个等同于“免炸金牌”的一大块帆布存在，但是要想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在短期之内完成这份工作，难度依然还是非常大。日军尚且还没有完全占领南京前，不断的空袭，让很多南京市民的生命时刻暴露在危险中。而拉贝修建的防空洞，安全确实有保障，但容量却是有限的。因此，为了能够尽量减少战争给平民带来的上海，南京金陵大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采取了行动。他建议在南京设立难民区，考虑到拉贝“纳粹党”的特殊身份，他还建议让拉贝来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最终，这一提议获得不少人的赞同，而拉贝本人，想到自己的特殊的身份能够保护更多的南京平民，他几乎是二话不说便应下了这个主席的职位。于是，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以及鼓楼医院等合计约为4平方公里的土地，结合拉贝的纳粹身份，修建了25个日本人不敢轻易轰炸的安全区。事实证明，这个扩容的难民收容所，修建的非常及时。12月12日，南京城破前，收容所以及拉贝的房子很快便被附近闻讯赶来的难民挤得满满当当。即便是小桃园10号的院子已经几乎人头挤人头，脚跟挤脚跟，但依然还是不断有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拉贝听着那些急促的敲门声以及苦苦的哀求声，心中五味杂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方小院，是他们生的最后希望了。拉贝有记录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他非常清晰地形容了当时的心境：“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
就这样，拉贝这个不大的家，在最多的时候，来投宿的人达到了602人，其中还没有加上长期服务于拉贝的勤杂工、与拉贝关系更亲近的西门子公司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难民不断涌入，拉贝和那些也选择留守南京的部分西门子公司的员工，以及家中原本就雇佣的中国佣人，几乎都忙得脚不沾地。办公室、储藏室、甚至是厕所，但凡只要是能容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家里的房子实在是站不下，剩余的人就只能站在之前拉贝修建的防空洞下面，再没有地方待的，便只能站在露天的院子里。但即便是院子，也比外面要安全很多，大家也都没有怨言。12号夜晚来临之际，所有人都需要休息了，拉贝便和佣人一起将提前准备好的稻草和芦席等物件分发给众人。当所有难民经过一天的拼命奔逃，尽管耳边听着的是日军接连不断的炮声，但身心俱疲之下，他们还是沉沉地睡了过去。拉贝也想睡，他已经有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从日军空袭南京，他开始修建防空洞，建立安全区，他就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看着小桃园中他救下来的那六百多号人，拉贝心中的压力终于减轻不少，他觉得自己可以稍微安心睡去了。想到南京城中其余24处安全区，入睡之前，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感觉：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然而，事实却正好与他相反。在12月13号的凌晨，日军终于还是攻入了南京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也拉开了血腥的帷幕！
临睡前，拉贝觉得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再次醒过来时，他却发现风云已变色。当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带上一名日语翻译驾驶着车辆外出，想要与日军部队展开交涉时，他发现，南京街头，已经不再是他生活了6年的南京城了：街上几乎到处都躺着已经死亡的平民，日军不断在城市中穿行，商店被洗劫一空。拉贝从来不知道，原来人类的鲜血能将大地染得那么红，南京这座城，也能变得那么乱。看着成片成片倒地不起的南京平民，拉贝几乎是瞬间便红了眼眶。这也促使着他行动的决心：尽己所能救下更多的人。他们在街上遇到了一批100人的日军先遣队，几人分头行动，希望他们能够宽恕已经放下武装的士兵。先遣队的日军成员虽然丧心病狂，但也必须得给拉贝以及他背后的纳粹党一个面子，便应下了这件事情。于是，拉贝他们一路上便又救下了将近600名的中国士兵。
但，南京城破后的第二日，随着大量日军不断涌入城内，难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起来，拉贝的救人之路，也举步维艰。因为，当时即便是有拉贝这个纳粹党人做担保的安全区，日军也依然不会放过，他们会检查每一位住在安全区的男性公民，检查他们的身体是否有长期使用枪支以及训练的痕迹，一旦发现可疑之处，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日本人也会将这人带走。为了检查方便，日军将每100名男子捆成一排，并全部包围，发现谁反抗便一刺刀刺过去，将对方刺死。拉贝看见之后，气愤地要和日军理论，但日军却一点不做理会。在这过程中，有上千名男子被日军押送到护城河边用机枪扫射而死。眼看着日本人像是拖动物一样将活生生的人拖走，这残酷的一面，在拉贝的脑海中一直留存，一辈子都忘不掉。日军入城之后的几天，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残忍杀害，屠杀、抢劫、焚烧，这类行为每天都在上演，拉贝筹建的收容所，人越来越多了。
可这些南京市民躲进了拉贝家，却并不意味着这里就是十足安全的地方。日军依然偶尔会趁着拉贝不在家的时候，骚扰躲在小桃园的难民。在修建安全区之前，拉贝是有借助自己的名义将这件事情形成两份报告，一份上交给南京政府，另一份则由美国出面转交给日本大使的。在经过多方磨合之后，日本最终也应下了承诺：倘难民区不驻扎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故意加以袭击，并接受了当时画出来的安全区地图。但是，事后人们才发现，在日军手中所持有的南京城布防图上，却并没有很明显标记出哪里是安全区。也就是说，日本当时应下了拉贝修建安全区，并承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便不会故意加以袭击的承诺，不过是面子功夫罢了。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承诺早就被抛到脑后了。因此，当拉贝不在家的时候，在家中躲避的难民，依然还是要面临被日军杀害的生命危险。拉贝后来在日记中的内容，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
好在，多数情况下，只要他拿出德意志的国旗，日军依然还是会被震慑到。拉贝在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继续进行救治难民工作的同时，也不曾忘记给躲在自己家中的那些难民做心理纾解。他总是会安慰大家说：你们不要害怕，小粉桥、南京金陵大学等都会尽量保护好大家的。就算是平常外出，拉贝也总是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拉贝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南京整个城市被血腥气沾染的那一个多月中，小桃园10号内的任何一位难民，都完好无损地进来，完好无损的出去！南京城破后，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日军枪杀、坑杀无数无力反抗的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举行杀人比赛。死亡人数根据后来统计数据达到30多万人，其恶行罄竹难书。但在小桃园，以及其他难民收容所，靠着拉贝独特的“纳粹”身份，总共有近25万人被护在了他的羽翼之下！那个面积能达到南京城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是在拉贝以及其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成立的，25万南京平民在枪林弹雨中才得以保有一命，拉贝可以说是南京，是中国的大恩人！
南京大屠杀事件过后，留给这座城市的创伤，或许只能靠着时间来慢慢抚平。而约翰拉贝，这个当灾难来临时愿意留在南京，与南京市民同进退的德国商人，也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1938年1月，拉贝收到了西门子总部的命令，要他离开南京回到德国。可拉贝回国之后不久，他便被捕了。拉贝干了什么事？回国后，他的待遇更上一层楼，开始担任总厂出任人事部部长，但不久前在南京的那段独特的经历，让他做出了“异常”的举动。他开始到处做报告，呼吁德国出面制止日本的不人道行为，甚至还非常胆大地给当时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寄了一封自制的日军在南京期间实行暴行的报告。但德国当时与日本可以说是盟友关系，怎能忍受拉贝“污蔑盟友”呢？于是，德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将拉贝逮捕下狱。不过好在拉贝是西门子的肱股之臣，西门子总裁花费高价，将拉贝保释出狱。可出狱后，拉贝日常生活却要时刻受到监视，电话不能打，信件不能写。这就算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更是成了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一种群体。
纳粹这个身份，在二战结束前，在世界范围内，应当都算是相当“拉风”的，毕竟希特勒让纳粹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但拉贝一直未曾用这个身份做过哪怕一件坏事，反而利用这个身份，救下了众多无辜的平民。可当战争结束后，拉贝纳粹的身份却成了原罪。因为这个身份，拉贝被同盟国逮捕下狱了，一直到1946年6月，拉贝才在不断上诉中，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可出狱之后的他，要面临的，却是困顿异常的生活。那段时间，拉贝以及家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他们露宿街头，只能收集野果，给孩子们加餐。有时候有好心人施舍，一家人才能靠着干面包度日，甚至有段时间，连面包都没得吃。这样的生活，拉贝过了足足两年。1948年时，拉贝在德国的遭遇被传去了中国。得知消息后，南京市民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募集到了1亿元法币，辗转汇到拉贝的账户中；南京市市长沈怡直接便托关系，在瑞士购买了整整四大包的食物寄到了拉贝的家中，这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因为，德国战败后，在食品上的管制就非常严格，有时人们手中有钱，但是却买不到食物。除此以外，沈怡还代表南京市民向拉贝发出了邀请，邀请拉贝来中国安享晚年。当初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25万中国公民，晚年中国愿意竭尽所能让他们一家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但拉贝拒绝了南京政府的邀请。一来，家人都已经回到德国，他年纪已经大了，也不想再外出奔波；二来，他这一辈子，从十几岁便一直在外奔波，也该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可有时命运就是这样无情。风波刚过，人生跌宕起伏一辈子，刚要迎来幸福晚年生活的拉贝，却在德国西门子办公室内忽然中风倒下。1950年1月5日，这位伟大的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拉贝虽然走了，但是其实他与他的后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却还没有断。1996年时，由于家人没有多余的钱财缴纳管理费，拉贝位于德国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的墓园成为了一座荒坟，后来，拉贝的墓碑被他的家人捐献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最终得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他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拉贝对中国的恩，始于上个世纪，而中国人对拉贝的感恩，则从上个世纪延续到这个世纪。
去年疫情来临时，一个名叫托马斯的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写信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写信求援，请求中国政府帮忙救助他的家人以及患者。中国政府在得知这份特殊的求助之后，没有丝毫犹豫就行动了起来。最终，那一批药物，以免费赠送的形式，送到了托马斯的手中。这个名叫托马斯的医生，全名托马斯拉贝，正是拉贝的孙子。何为“善始善终”？拉贝一家或许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回答。南京大屠杀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人记得那份刻骨铭心的痛，但其实这种在特殊时刻给予中国无私帮助的人，其实更应该被所有人铭记，并感恩。
来源：无忧无虑的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