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10月25日夜，汉口江滩的雾气夹着焦糊味弥散开来。汽笛一声声催促，木箱顺着跳板滚进船舱，人群推搡着想挤上最后几条渡江的小船；远处火光闪烁，弹片打在铁皮屋顶，碎响像急雨。谁都明白，这座江城已撑不住了。

1938年10月25日夜，汉口江滩的雾气夹着焦糊味弥散开来。汽笛一声声催促，木箱顺着跳板滚进船舱，人群推搡着想挤上最后几条渡江的小船；远处火光闪烁，弹片打在铁皮屋顶，碎响像急雨。谁都明白，这座江城已撑不住了。

其实从夏天开始，战局就一路往下滑。5月，日军沿着长江水路步步东逼，8月，九江失守，武昌、汉口、汉阳的防线被压缩到不足百公里。薛岳在万家岭咬碎106师团，给了国人一丝安慰，却没能改变大的态势。

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地图上看，武汉像一道横梁，挡在长江中下游的咽喉。桂系、粤系、滇军、川军都拉过来拼命，中央军也丢下“德械师”硬撑。拼到10月，兵力火力都被磨得七零八落，城市却仍要面临抉择：守，还是撤？

答案并不完全由前线决定。12日，日军以七万陆军、五百艘舰船从大亚湾抢滩，四天夺下广州。南大门被推开，德式炮楼、商埠仓库、黄埔旧址全落进敌手。粤军主力多在武汉，留守的本地部队只能退。广州一失，武汉立即成孤城。

撤退命令传到第九战区司令部，陈诚整夜没合眼。他负责的兵站、医院、弹药库全在外环，稍慢一步就会被包围。可就在各部向西撤移的间隙，他忽然发现珞珈山的指挥所里灯火未灭——蒋介石仍在山上。

“怎么回事？委员长怎么还没走！”陈诚抓起电话直拨侍卫处。听筒里传来林蔚低沉的声音：“委员长他说，还不到时候。”只有这一句，没半点商量余地。

不得不说，蒋介石此刻的纠结并不难理解。武汉会战打了四个多月，他想留下一个“与城市共存亡”的姿态，但又清楚若被围住，后果不堪设想。陈诚很清楚这一点，他担心的不是面子，而是大局。

白天，他把徐永昌叫来，语速极快：“老徐，您是元老，说的话他肯听。请马上去劝，一旦日军封锁长江，谁都走不了。”徐永昌沉默片刻，转身上车，车灯一亮消失在雨幕。十里外的武大珞珈山，正处于炮火的盲区。

半夜两点，侍卫室发来电报：指挥所即刻转移。蒋介石换上呢大衣，从简易掩体走出，对随员只说了一句：“走长江，去重庆。”其余再无多言。码头灯火闪烁，他踏上汽艇，江风裹着硝烟扑面而来。陈诚收到回电时，人猛地靠在椅背，长舒一口气。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掩护主力和难民渡江，第九战区在汉阳布下数百门野炮，边打边撤。58师奉命殿后，从夜里三点撑到翌日午后，全连仅剩一排活口，却拖住日军十个小时。武昌长江大桥尚未竣工，唯有军舰、汽艇和木船承担了全部转运。数据显示，三天之内，军政人员两万余、伤兵近万、民众十五万被送往对岸，再西行入川。

城防一松，日军先遣队午后抵达汉口江畔。残墙、弹坑、黢黑的街巷，这座昔日“东方芝加哥”只剩残破。日军记录官在笔记里写：“除零星狙击，无大规模抵抗。”然而他看不到，白马山、随枣、宜昌的新防线正迅速筑起，拉锯战才开场。

从战略视角衡量，武汉的得失与其说是军力对决，不如说是综合国力的消耗战。五个月里，日军伤亡近十五万，飞机损失一百余架，仍被迫调动舰队沿江护航，后勤线拉长到二千公里。这些数字说明，武汉虽失，没有白守。

遗憾的是，城沦之日，普通市民更多只记得家园化为瓦砾。有人在汉口江堤边捡到一页日记，写于十月二十日：“昨晨起，空袭警报，午后市场仍开，米三百文，烧饼一百文，不知明日价几何。”短短几行，将乱世心境刻得透彻。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西迁重庆，军事重心转到大后方的山地纵深。陈诚继续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整补部队，扼守宜昌。林蔚则随侍卫室进入重庆，负责统帅安全。蒋介石在南山官邸部署远期规划，他依旧相信：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史家后来评论，武汉撤守并非简单失败，而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典型案例。存粮、兵员、工业设备能够完整转移，为后续的反攻积攒了弹药。也有人质疑指挥失当、火力分散，但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或许这已是最现实的抉择。

战火终有熄灭之日。1938年秋夜，长江滚滚东去，汽艇尾波划开水面，溅起的浪花裹着火光，映在江心像一条燃烧的线。武汉城后，是山河的持久抵抗；江水前，是尚未写完的抗战篇章。

来源：雍亲王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