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溯曾国藩早年在湘乡白杨坪的岁月，读书二字不仅是他对抗“天赋平庸”的武器，更像一根被岁月反复打磨的麻绳——一头拴着曾家“耕读传家”的祖训，一头系着他藏在心底的“不甘”。他从未被邻里称作“神童”，反而因一篇《论语》要比同窗多背十几遍，落下“曾钝儿”的戏称。有一回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曾国藩传奇》（第61~65章，共100章）

第六十一章 早年苦读书

回溯曾国藩早年在湘乡白杨坪的岁月，读书二字不仅是他对抗“天赋平庸”的武器，更像一根被岁月反复打磨的麻绳——一头拴着曾家“耕读传家”的祖训，一头系着他藏在心底的“不甘”。他从未被邻里称作“神童”，反而因一篇《论语》要比同窗多背十几遍，落下“曾钝儿”的戏称。有一回私塾先生抽查《论语·学而》，同窗王二虎站在堂前，背得行云流水，末了还故意转身冲曾国藩扬了扬手里的经书：“宽一，你要是背不下来，不如跟先生求个情，明天再查你？反正你慢，先生也习惯了。”

满室同窗的哄笑声像针一样扎在曾国藩心上，他攥着皱巴巴的经书，指节泛白，脸颊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一个字——他不是没下功夫，天不亮就蹲在灶房门口，就着灶火的微光背书；晚上就着油灯默写，纸都用了厚厚一叠，可那些字句偏像调皮的蚂蚱，总也抓不住。放学后，他躲在私塾后的老樟树下，把经书摊在膝盖上，反复念“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眼泪一滴滴砸在纸页上，晕开“孝悌”二字，模糊了墨迹，也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心里翻来覆去地问：为什么别人一眼就能记住的话，我却要磨上半天？难道我真的比别人笨吗？

那天傍晚，父亲曾麟书提着布包寻来，布包里是母亲江氏刚蒸好的红薯，还带着灶膛的余温。曾麟书蹲下身，把红薯递给他，又捡起一片落在经书旁的樟树叶，叶脉清晰如网：“宽一你看，这树叶的纹路，是不是要一片一片仔细数才能看清？别人看树叶，只看它绿不绿，你却能把纹路记在心里，这不是笨，是细。咱们曾家种了几辈子地，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浇水，都得摸透庄稼的脾气，读书也一样，急不得。”他说着，用手指顺着叶脉划：“就像这纹路，少看一笔都不成，读书也得这样，一字一句都要嚼透。”

曾国藩咬着温热的红薯，甜意顺着喉咙滑进心里，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忽然就散了。从那以后，他把“细”字刻进了读书里：每篇文章背会前，先逐字逐句拆开来查——“学而时习之”的“习”，先生说“是复习”，他却翻出父亲珍藏的《说文解字》，指尖在泛黄的纸页上划过“习，数飞也”，原来“习”不是简单的重复，是像小鸟练飞一样，摔了再试，试了再摔；遇到“吾日三省吾身”，他就真的在床头贴了张纸，每天睡前勾划：今日对先生是否恭敬？对同窗是否友善？是否偷懒没背书？有一回漏勾了“友善”，第二天特意找前一天拌嘴的同窗道歉，说“我昨天不该跟你抢书桌，是我不对”。

白杨坪的腊月冷得钻心，曾家的书房是土坯墙，窗户糊的旧纸破了好几个洞，寒风灌进来，油灯的火苗晃得人眼晕，像随时要灭的星。曾国藩坐在冰冷的木椅上，手里的毛笔冻得发僵，写不了几个字，墨汁就结了冰碴，他便把毛笔揣进怀里，用体温焐热了再写，胸口的衣襟很快被墨染黑；手脚冻得发麻，他就把脚伸进书桌下的草编筐里，筐里垫着母亲缝的旧棉絮，棉絮里还裹着晒干的艾草，暖得带着草木香。有天夜里，江氏起夜时看见书房还亮着灯，推门进去，发现儿子趴在桌上睡着了，脸贴着写满“恒”字的纸，手里还攥着毛笔，指缝里都沾着墨。她悄悄拿过自己的棉袄，轻轻盖在儿子身上，又把铜炉里的碎木炭换成新的——她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学而时习之”，但她知道，儿子在“熬”，她能做的，就是用棉袄和炭火，陪他熬过这寒夜。

写字更是曾国藩的“硬骨头”。初学柳公权《玄秘塔碑》时，他总写不好“竖”画，要么歪歪扭扭像风中的草，要么粗细不均像断了的木。有一次，他因为写坏了第五张“永”字，气得把毛笔扔在桌上，骂自己“没用”，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一团墨。曾麟书听到动静走进来，没有捡笔，反而拿起一张废纸，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竖”，边写边说：“你看这竖画，要像田里的禾苗，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直。你写字时，手腕要稳，心气要静，就想着这一笔是在田里插禾苗，要让它稳稳地立在土里，不歪不斜。”他说着，把纸推到曾国藩面前：“你试试，心里想着禾苗扎根的样子。”

曾国藩吸了吸鼻子，重新捡起笔。他深吸一口气，盯着纸上的格子，手腕悬起，慢慢落下笔，心里默念着“禾苗扎根”——笔尖触纸时轻顿，往下行笔时稳着劲，收笔时轻轻回锋。这一次，竖画虽然还不算完美，却比之前直了许多，像刚插在田里的禾苗，透着股韧劲。那天夜里，他写了整整三十张“永”字，纸堆在桌角像小山，直到天快亮时，才终于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竖画挺拔如禾，横画匀净如扁担，撇捺舒展如柳叶。他举着纸对着窗外的微光看，嘴角忍不住翘起来，忽然明白：所谓“功夫”，就是把一件事重复到极致，哪怕天赋不如人，只要肯下笨劲，总能摸到门道。

到了农忙时节，曾家要种两亩水稻，曾国藩白天跟着父亲插秧，腰弯得像弓，直起来时要扶着腰杆揉半天，指尖被泥水泡得发白，晚上却依然坚持读书。有一回，他在田里插秧，看见父亲把歪了的秧苗扶正，忽然想起白天学的《孟子·滕文公上》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直起腰问：“爹，劳力者就只能被人治吗？咱们种庄稼这么辛苦，难道就该受委屈？”曾麟书擦了擦额角的汗，指着田里的秧苗：“你看这秧苗，要是没人浇水、没人除草，就长不好；可要是浇水太多、除草太急，也长不好。劳心者就像管庄稼的人，要想着怎么让秧苗长得好，怎么让种庄稼的人有收成——不是要治劳力者，是要帮劳力者。你现在读书，将来若能做些事，就要记着田里的辛苦，想着让百姓能安稳种地，这才是读书的真意。”

这番话像一颗种子，在曾国藩心里扎了根。后来他官至两江总督，在江南推行农桑、治理水患时，总想起父亲的话——他让人丈量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让人修水渠，解决旱涝问题；甚至亲自去田里看稻子的长势，跟农民讨教种稻的技巧。而早年读书时养成的“笨功夫”，更成了他一生的底色：办湘军时，他从零开始学军事，一本《孙子兵法》翻得纸页发黄，批注写了密密麻麻；推洋务时，他不懂机器，就跟着外国技师学，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吭声，连外国技师都称赞他“比年轻人还肯学”。

曾麟书常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邻里聊天，说起曾国藩时，眼里满是骄傲：“我家宽一虽不如别家孩子机灵，却有一颗‘恒心’，做什么事都能钻进去。他背一篇文章要比别人多花十倍功夫，可背会了就忘不了；他写一个字要练几十遍，可练会了就写得稳。这孩子，将来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差。”而曾国藩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渐渐接纳了自己的“钝”——他不再怕别人说他慢，因为他知道，自己走得慢，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每一步都朝着“明事理、有担当”的方向，从未偏过。

七律·早年苦读

早年读书多刻苦，一篇文章诵百遍。

冬夜挑灯寒侵骨，手脚冻僵仍苦研。

天赋非高凭恒力，意志坚定志不迁。

父言“此子有恒心，日后必能成大贤”。

第六十二章 科举路漫漫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像湘乡山间的羊肠小道——满是碎石子和荆棘，走一步磕一下，却被他用“坚持”踩出了一条路。从十六岁第一次走进长沙府试的考场，到二十八岁金榜题名，十二年里，他经历了五次落榜，听过的嘲讽能装满一箩筐：乡绅李老爷见了他就摇着扇子说“曾家世代务农，哪出得了读书人？”；同窗张秀才更是拍着他的肩膀笑“涤生，你要是能中举，我就把我家的砚台吃了！”；连村口卖豆腐的王婶都私下跟人说“宽一这孩子，太实诚，不是读书的料”。可他每次都把这些话藏在心里，转头就把经书翻得更勤，纸页边缘都磨出了毛。

道光六年，十六岁的曾国藩第一次赴长沙府试。出发前三天，母亲江氏就开始连夜缝蓝布长衫，领口绣了朵小小的梅花——那是她攒了半个月的布料，白天要喂猪、做饭，只能晚上就着油灯缝，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个小口，就用布条裹着继续缝。她把长衫递给他时，眼里满是期待：“宽一，梅花耐寒，你去考试，也要像梅花一样，别怕冷、别怕难。”曾国藩摸着长衫上软软的梅花，心里暖烘烘的，把父亲整理的备考笔记塞进书袋，坐了两天的牛车才到长沙。

考场在长沙府学宫，红墙黑瓦，透着股威严。他走进号房时，心怦怦直跳——号房只有一张小桌、一把小椅，连转身都费劲，桌上还留着上一场考生的墨渍。可他觉得，这巴掌大的地方，就是通往未来的门。他坐下来，拿出经书，刚想再背一遍，就听见隔壁号房的考生在跟人说笑，说“这题我早就会了，考中秀才稳了”。曾国藩攥紧了笔，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可放榜那天，他在榜单前站了一个时辰，从榜首看到榜尾，眼睛都看酸了，也没找到“曾国藩”三个字。风卷着地上的落叶，吹得他衣角乱飞，他攥着蓝布长衫的领口，梅花的针脚硌得脖子生疼，忽然觉得那朵梅花像个笑话——母亲的心血，父亲的期望，自己的苦功，难道都白费了？他失魂落魄地走出城，坐在湘江边的石阶上，看着滔滔江水，眼泪忍不住往下掉，把口袋里父亲给的干粮都浸湿了。

回到白杨坪，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饭都不吃。江氏端着热粥站在门口，敲了半天门也没动静，眼圈红了，却没敢哭——她怕儿子听见更难受。曾玉屏拄着拐杖走进来，把一本泛黄的《曾氏家谱》放在他面前，手指在“曾玉屏”三个字上划过：“你看看，咱们曾家迁到湘乡后，七代人都是农民，我年轻时种庄稼，遇到旱年颗粒无收，也没说过‘不种了’；你爹考了十七次才中秀才，有一回落榜后，在田里哭了一场，第二天照样早起种地、晚上读书。落榜算什么？大不了再考一次！”

曾麟书则拿着他的试卷，坐在油灯下逐字逐句分析。试卷上的墨字已经有些模糊，考官在卷末写的“气弱辞平，无丈夫气”格外刺眼。曾麟书指着“民生疾苦”的段落，轻声说：“宽一，你写‘百姓苦’，可苦在哪里？是没饭吃，还是没房子住？去年湘乡大旱，李阿婆家的稻子全枯了，她每天天不亮就去山里挖野菜，挖不到就饿肚子，晚上只能睡在漏风的草棚里；镇上的张小贩，顶着烈日叫卖，赚的钱还不够交苛捐杂税，最后只能把女儿卖给人家当丫鬟。你把这些写进去，文章就有血有肉了，考官才能看见你的心。”

从那以后，曾国藩开始“接地气”的读书：春天跟着父亲去田里，听农民说“天旱要挖渠，不然稻子活不了”，他就蹲在渠边，看农民怎么铲土、怎么引水，记在小本子上；夏天去镇上的粮铺，看粮商给百姓称粮，有的粮商缺斤短两，百姓敢怒不敢言，他就悄悄记下粮商的名字，心里想“将来要是能做事，一定要管管这些事”；秋天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听老人讲乾隆年间的灾年，百姓卖儿卖女换粮食，他就攥紧拳头，在本子上写“要让百姓有饭吃”。

他把这些都写成短文——《挖渠记》里写农民顶着烈日挖渠，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停，“他们不是不怕累，是怕稻子死了，一家人没饭吃”；《粮铺叹》里写百姓被坑了粮，却只能忍气吞声，“不是他们懦弱，是没处说理”；《灾年忆》里写老人说“要是有好官，百姓就不用受苦了”，他在文末批了“我要做这样的好官”。有次先生看了他的《挖渠记》，在文末批了“有仁心，能忧民”五个字，他把这篇文章贴在书桌前，每天都看一遍，心里的志向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

道光十二年，二十二岁的曾国藩再次赴长沙府试。这次他不再紧张，走进号房后，拿起笔就写——开篇写去年湘乡大旱，李阿婆挖野菜的样子，“她的手又黑又瘦，指甲缝里都是泥，挖了半天只挖到几根枯草”；中间写农民怎么挖渠引水，“他们光着脚踩在泥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却没人喊累”；结尾写“为官者当知百姓之苦，当为百姓谋利，不然读再多书，也只是个空架子”。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终于在榜单中游看到“曾国藩”三个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想起母亲绣的梅花，想起父亲的试卷分析，想起李阿婆的野菜，这六年的苦，终于没白吃。

消息传回白杨坪，曾家像过年一样热闹。江氏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炖了汤给曾国藩喝；曾玉屏特意去镇上买了红纸，写了“喜中秀才”贴在门上；邻里们都来道贺，李老爷也来了，笑着说“宽一这孩子，果然有出息”。曾国藩捧着鸡汤，看着家人的笑脸，心里暗暗想：这只是开始，我还要考举人、考进士，还要做能为百姓做事的官。

中秀才后，他进入岳麓书院求学。岳麓书院是湖南最顶尖的书院，学子们大多是官宦子弟，穿着绸缎衣服，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只有他穿着粗布衣服，带着湘乡口音，像个“异类”。有次几个富家子弟故意把他的经书扔在地上，踩着书皮说：“粗布衣服的乡巴佬，也配来岳麓书院读书？你知道这书院的学费有多贵吗？你家卖十亩地也付不起！”

曾国藩弯腰捡起经书，拍了拍上面的灰，一字一句地说：“书院是读书的地方，不是比衣服的地方；读书看的是肯不肯下苦功，不是家里有没有钱。我穿粗布衣服，一样能背会经书；我带湘乡口音，一样能读懂圣贤书。”他说着，把经书抱在怀里，转身就走，留下富家子弟们愣在原地。

后来他和郭嵩焘、刘蓉结成“经世学社”，每周聚在岳麓山的爱晚亭讨论天下大事。有一次，他们讨论“如何应对流民问题”，郭嵩焘说“流民是因为没地种，官府应该分给他们土地”；刘蓉说“流民是因为有贪官，应该严惩贪官”；曾国藩则说：“流民之所以乱，是因为没饭吃、没地方住。官府要做的，不仅要分土地、惩贪官，还要教他们种地、给他们种子，让他们有活路。就像我家乡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有粮吃，就不会乱。”他的话得到了同窗们的认可，郭嵩焘拍着他的肩膀说：“涤生，将来你要是能掌权，一定是个好官。”

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赴京参加乡试。临行前，江氏给他缝了件棉袄，棉袄的夹层里塞了些晒干的红薯干和花生，说“路上饿了就吃，别舍不得买饭，身子要紧”；曾麟书把家里仅有的二十两银子塞给他，又把自己用了十年的砚台包好，砚台上刻着“勤能补拙”四个字：“这砚台跟着我考了十几次试，现在给你，祝你能中。”

他坐了半个月的船到北京，第一次看到京城的城墙时，心里又震撼又自卑——城墙又高又厚，砖缝里都透着威严，街上的人穿着光鲜，说着他不太懂的官话，他却穿着粗布棉袄，手里攥着红薯干，像个闯入者。可走进考场时，他想起母亲的棉袄、父亲的砚台，想起李阿婆的野菜，拿起笔就写。乡试题目是“君子喻于义”，他写道：“君子之‘义’，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是帮百姓挖渠的手，是给百姓称足粮的秤，是让百姓不受欺负的胆——读圣贤书，就是为了行圣贤事；做君子，就是为了帮百姓。”

放榜那天，他在榜单上看到“曾国藩”三个字时，激动得跳了起来，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这是曾家自迁湘以来的第一位举人！他立刻找了家驿站，写了封信回家，信里只写了八个字：“儿中举了，勿念。”可写完后，他又哭了——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还有会试、殿试在等着他，他不能停。

中举后，他留在北京备考。北京的冬天比湘乡冷得多，他租的房子在胡同深处，没有炭火，晚上只能靠跺脚取暖，脚都跺麻了也不管用。有次他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去琉璃厂的书铺看书，书铺老板见他每天都来，还总带着干粮，就给了他一个小炭炉：“读书人不容易，你就在这儿看，炭我给你添。”他在书铺里读了三个月的书，把《四书五经》又翻了一遍，笔记写了厚厚两本，砚台里的墨磨了又磨，都快把砚台磨平了。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当他站在金銮殿上，接受道光帝的召见时，心里忽然想起了母亲绣的梅花，想起了父亲的砚台，想起了长沙府学宫的号房，想起了岳麓山的爱晚亭——那些苦熬的日子，那些被嘲笑的时光，终于开出了花。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做个好官，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不辜负百姓的期待。

七律·科举路

科举之路十余年，多次落榜志不偏。

总结经验改文章，赴考次次信心满。

不馁不骄持以恒，终登进士列朝班。

若非坚持心中志，怎得功名入仕官。

第六十三章 京官勤履职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第一次走进翰林院时，他特意摸了摸红墙——墙皮光滑，透着皇家的威严，可他的手却有些发颤。他是湘乡来的“外乡人”，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连穿什么补服、见上司该行什么礼，都要偷偷问同僚；看到其他翰林穿着光鲜、谈吐优雅，他更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有次同僚们聚在一起聊天，聊起京城的名园，他插了一句“湘乡也有好看的山”，结果被人嘲笑“乡巴佬没见过世面”，他涨红了脸，半天没说出话来。

可他没被这些难住，反而把“勤”字当成了突破口。他给自己定了一套雷打不动的作息，连幕僚都私下称他“曾苦行僧”：每天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先在书房里静坐一刻钟——桌上放着一碗清水，他盯着水面，直到水面平静无波，心里的杂念也跟着散了；然后开始读《论语》《孟子》，每读一段，就停下来琢磨其中的道理，还会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悟，比如读“其身正，不令而行”，他就写“为官者要先正自己，才能让百姓信服”；卯时（凌晨五点到七点），他开始写日记，把前一天的言行举止都记下来，反思自己的不足——“今日和同僚说话时语气太急，不够谦和，明日要改”“处理公文时有些敷衍，没仔细核对，明日要重查”；辰时（上午七点到九点），他准时到衙署上班，从不迟到，哪怕冬天雪下得很大，牛车走不了，他就步行去，路上摔了一跤，裤子都湿了，到了衙署后，先烤干裤子，再处理公务，一点也没耽误。

刚任翰林院检讨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前朝的奏疏和典籍。这份工作在别人看来枯燥无味，很多人都敷衍了事，把奏疏堆在一边，随便写个“已阅”就交差。可曾国藩却做得一丝不苟：每一份奏疏，他都会仔细核对文字，遇到模糊不清的地方，就跑到内阁档案库去查原始资料，有时为了一个字的对错，要跑好几趟——有一次，他整理万历年间的奏疏，看到“漕运粮米十万石”，其中“石”字模糊不清，像“斗”又像“石”，他就去档案库翻找当年的漕运记录，查了三天，才确认是“石”；每一部典籍，他都会写下详细的批注，记录其中的治国理念、民生政策，比如读《大明会典》里的“荒政”部分，他就批注“今日可仿此设粥棚、发粮米，救济灾民”。

有一次，他在整理嘉靖年间的奏疏时，发现一份戚继光关于“东南倭患”的奏折，里面详细记载了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方法——“选兵务选朴实农民，忌选游滑之徒”“训练先练心，再练技，让士兵知为何而战”“作战要灵活应变，不可墨守成规”。他如获至宝，不仅把奏折抄下来，还在旁边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今日太平军作乱，亦可仿此选兵——农民朴实忠义，易训练；练心可教以家国之理，让士兵知保卫家乡；作战需灵活，不可学绿营兵墨守成规。”后来他办湘军时，真的按照这套方法选兵、练兵，湘军的军纪和战斗力都比绿营兵强得多。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要修订《大清会典》，翰林院需要派人协助整理“礼仪篇”。这部分内容繁琐到让人头疼——大到皇帝祭天的流程，要走多少步、拜几次、用什么祭品，小到官员上朝时的站位，谁站在左边、谁站在右边、离皇帝多远，都要一一核对，还要参考《礼记》《大明集礼》等古籍，很多人都找借口推脱，说“这活儿太细，容易出错”。

曾国藩却主动请缨，他对上司说：“礼仪是朝廷的脸面，也是治国的根本。百姓看朝廷，先看礼仪是否周全——礼仪周全，百姓才会觉得朝廷有章法、可信赖；礼仪混乱，百姓就会觉得朝廷无章可循，心生疑虑。整理这份内容，是我们翰林院官员的责任，不能怕麻烦。”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几乎天天泡在典籍库里。为了弄清楚皇帝祭天的“燔柴礼”，他特意去天坛实地考察——天坛的看守见他穿着翰林补服，还以为他是来巡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来查礼仪的，就笑着说“您真是个认真的官”。他围着祭天台转了好几圈，看祭天台的高度、台阶的数量，还向看守请教“燔柴时用什么木、烧多少、什么时候烧”，看守告诉他“用松柏木，烧九根，要在祭天开始前烧完，寓意‘上达天听’”；为了核对官员上朝的站位，他拿着《大清会典》的初稿，在翰林院的院子里模拟上朝的场景，让同僚们配合他演练——他让一个同僚扮演皇帝，其他同僚扮演不同品级的官员，按照初稿上的站位站好，然后自己拿着尺子量距离，“你站得太近了，应该再往后退一步”“你站错了，二品官应该站在一品官的右边”，同僚们一开始觉得好笑，后来见他这么认真，也都跟着配合。

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亲王上朝时是否需要向军机大臣行礼”，查了《大明集礼》《大清会典则例》等五本古籍，还专门去请教礼部的老官员。老官员说“以前亲王是不需要行礼的，可最近几年有些亲王自己要行礼，也没人管”。曾国藩觉得这样不行，礼仪不能随意改，就又去查《大清会典》的原版，终于在乾隆年间的版本里找到记载“亲王位次在军机大臣之上，无需行礼”，才最终确定下来。

最终，他整理出的“礼仪篇”，因内容详实、条理清晰，被上司赞为“近十年最完善的礼仪文稿”，还被印成小册子，发给京城的官员参考，很多官员都说“有了这本册子，再也不用怕礼仪出错了”。

曾国藩在京官任上，不仅“勤”，还“谦”。他知道自己出身寒门，在京城没有人脉，遇到不懂的问题，从不碍于面子，总是主动请教。刚任礼部侍郎时，他对朝廷的“祭地礼”不太熟悉，不知道祭品的摆放顺序——五谷杂粮要放在左边还是右边？牛羊猪三牲要怎么摆？就多次去请教礼部尚书倭仁。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家，一开始对这个“湖南来的年轻侍郎”有些冷淡——他觉得曾国藩出身寒门，学问可能不如自己，就每次只简单说几句，不怎么愿意多讲。可几次接触后，他发现曾国藩每次来请教，都带着笔记本，把不懂的地方一条一条列出来，比如“祭地时五谷的摆放顺序”“三牲的处理方法”，听完解答后，还会追问“为什么要这么摆”“有没有古籍依据”，渐渐对他刮目相看，觉得他“不仅谦虚，还肯动脑”。

后来倭仁还把自己珍藏的《朱子语类》刻本借给了他，说：“你是个肯用心的人，这本书你拿去读，里面有很多关于‘礼’的论述，对你整理礼仪有帮助，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曾国藩拿到书后，如获至宝，每天都读一个时辰，还在书里写满了批注。

对待同僚，曾国藩更是“诚”字当头。有一次，翰林院的同僚张穆因为父亲去世，没钱回家奔丧，急得在办公室里哭——他家里穷，父亲是个小官，没留下多少积蓄，京城到他家乡很远，需要不少路费，他借了好几个人都没借到。

曾国藩知道后，立刻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五十两银子——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俸禄，然后挨家挨户去说服其他同僚捐款。有个同僚说“张穆和咱们非亲非故，没必要这么帮他吧？咱们的俸禄也不多”。曾国藩说：“咱们都是远离家乡来京城做官的人，谁没个难处？今天张穆有难处，咱们帮他；将来咱们有难处，别人也会帮咱们。再说，他父亲去世，他连家都回不去，心里得多难受？咱们不能看着不管。”

最终，他帮张穆凑了两百两银子，张穆拿着银子，眼泪都掉下来了，说“曾大人，您真是我的恩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情”。后来张穆官至御史，还常常提起这件事，说“没有曾大人，我都没脸见我父亲最后一面”。

还有一次，年轻翰林张之洞因为写错了奏疏里的“钦天监”为“钦天台”，被咸丰帝斥责，说“连官名都能写错，太不认真了”，张之洞心里又羞愧又沮丧，连班都不敢上，躲在宿舍里哭。

曾国藩主动找到他，手里拿着自己早年写坏的文稿——文稿上有很多涂改的痕迹，有的字写错了，就划掉重写，有的句子不通顺，就圈起来修改，纸都快被改烂了。他笑着说：“你看我这些文稿，写错的字还少吗？当年我写《敬陈圣德三端疏》时，初稿里错了三个关键字，被先生骂了一顿，说我‘不认真，会误事’。我当时也很沮丧，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可后来我想，犯错不可怕，怕的是犯错后不敢面对、不肯改正。你再把奏疏改改，仔细核对几遍，下次一定能做好。”

张之洞看着曾国藩的文稿，又听了他的话，心里的沮丧渐渐散了，重新振作起来，后来还成了晚清的名臣，他常说“曾大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曾国藩在京官任上，最让人敬佩的还是他的“敢言直谏”。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下诏求言，希望大臣们多提意见，说“朕初即位，愿闻直言，以匡朕之不逮”。可当时的官员们都怕触怒新帝，要么说些“陛下圣明，天下太平”的空话，要么提些“增加科举名额”“修缮京城道路”的小事，没人敢说真话。

只有曾国藩，写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三个问题：一是“谨于小而忽于大”，对礼仪细节抓得紧，比如祭祀时的服饰、站位，要求得很严，却忽视了民生疾苦，比如南方的水灾、北方的旱灾，没及时派人去救济；二是“厌闻直言而喜听谀言”，喜欢听大臣们说奉承的话，比如“陛下英明，远超历代先帝”，对批评的意见却很反感，有大臣提意见，就被斥责“妄议朝政”；三是“刚愎自用而不纳群言”，做事独断专行，比如决定修建颐和园，大臣们说“国库空虚，应先救济百姓”，他却不听，坚持要修。

写这道奏折前，幕僚劝他：“大人，这道奏折太尖锐了，万一触怒陛下，后果不堪设想，您还是改改吧，少说几句批评的话。”曾国藩却摇摇头说：“身为臣子，就该为君上着想，为百姓着想。君上有过错，臣子不提醒，就是不忠；百姓有疾苦，臣子不反映，就是不仁。我不能为了自保，就不说真话。”

奏折递上去后，咸丰帝果然大怒，把奏折扔在地上，说“曾国藩好大的胆子，竟敢教训朕！”，还下令要治他的罪。多亏祁寯藻等大臣求情，说“曾国藩虽然言辞激烈，却一片忠心，他说的都是为了朝廷好，陛下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咸丰帝这才消了气，还把曾国藩叫到宫里，说“你敢说真话，是个忠臣，朕不怪你”。

十余年的京官生涯，曾国藩住的房子很普通，在胡同深处，院子里只有一棵老槐树，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桌子上还有划痕；江氏常说“你都当侍郎了，也该换套新家具，买个大院子”，他却说“家具能用就行，院子大小没关系，钱要花在该花的地方——帮同乡、捐书院、救济百姓，这些才是该花的”。他的俸禄大多用来做这些事，自己却过得很简朴，每天的饮食只有三菜一汤，衣服都是旧的，一件蓝布长衫能穿好几年。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京官十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升官，是明白了‘勤勉’和‘忠诚’的道理。勤勉能让你把事做好——不管多小的事，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做好；忠诚能让你把人做好——不管面对谁，只要心怀忠诚，就能赢得尊重。这两条，一辈子都不能丢。”

七律·京官勤勉

京官十载勤履职，早起读书再办公。

夜晚日记思言行，同僚相处守谦容。

国家大事敢直言，哪怕触怒圣颜容。

为官坚守儒家道，不恋虚名重实功。

第六十四章 理学养身心

曾国藩与理学的缘分，像一场恰逢其时的春雨——在他迷茫于“读书为官究竟为了什么”时，悄悄滋润了他的内心。道光二十四年，他刚任翰林院侍讲，在同乡好友郭嵩焘的引荐下，拜访了时任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家唐鉴。

出发前，他特意换上了自己最整洁的蓝布长衫，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心里却满是忐忑——唐鉴是京城有名的理学权威，门下弟子多是官宦子弟，学问渊博，而自己只是个从湖南来的普通官员，连理学的基本框架都没摸透，怕唐鉴不肯见他，更怕自己说不出像样的话。

唐府的大门很朴素，没有雕梁画栋，只有一块写着“唐府”的木牌。管家把他领进书房时，他看到唐鉴正坐在书桌前读《朱子语类》，桌上摆着一杯清茶，冒着热气。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朱熹的画像，画像下写着“格物致知”四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

唐鉴见他进来，放下书，笑着说“你就是曾国藩吧？嵩焘跟我说过你，说你是个肯认真的人”。曾国藩连忙行礼，说“学生曾国藩，拜见唐大人”。

刚坐下，唐鉴就问他：“涤生，你治学多年，认为治学的根本是什么？”曾国藩愣了一下，回答：“学生认为，治学在于读经，在于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只有中了进士、当了官，才能光宗耀祖，才能为家人做事。”

唐鉴摇了摇头，指着桌上的《朱子语类》说：“不然。治学的根本不在于功名，而在于‘义理’，在于‘经世致用’。读经不是为了应付科举，是为了明白圣贤的道理——圣贤说‘仁’，是让你爱人；说‘义’，是让你做事合乎情理；说‘礼’，是让你待人恭敬；说‘智’，是让你明辨是非；说‘信’，是让你诚实守信。明白这些道理，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是为了用这些道理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说着，拿起《朱子语类》，翻到其中一页：“你看朱熹先生说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说人不能有一点欲望，是说不能有贪念、恶念——比如做官不能贪钱，待人不能有恶意。朱熹先生在福建当官时，遇到灾年，百姓没饭吃，他亲自去灾区分发粮食，还挖渠引水，帮百姓种地，这就是‘义理’的实践——不是只在书里说，还要在做事中做。”

曾国藩听着，心里忽然亮了——他以前读书，只想着科举、升官，却从没思考过“读书是为了什么”“做官是为了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做官是为了用道理帮百姓做事。他忽然想起早年在白杨坪，父亲说的“读书要为百姓做事”，原来这就是“义理”。

那天离开唐府时，唐鉴送给了他一本《朱子语类》，还叮嘱他：“每天读一个时辰，读完后静坐反思，想想自己今天有没有做到‘仁’——有没有爱人？有没有帮人？有没有做到‘诚’——有没有说假话？有没有骗人？不要只读书，要把书里的道理用到生活里。”

从那以后，曾国藩每天都会抽出两个时辰研读《朱子语类》。一开始，他觉得理学的道理太抽象，比如“格物致知”，他总也理解不透——什么是“格物”？怎么“致知”？有一次，他看到院子里的老槐树，就想“格物”是不是就是观察槐树？他就每天观察槐树，看槐树的叶子怎么长、树皮是什么样、什么时候开花，可观察了半个月，也没“致知”，气得他把《朱子语类》扔在桌上。

可转念一想，唐鉴说“修身像磨剑，要慢慢来，不能急”，他又捡起书，重新读。后来他才明白，“格物致知”不是只观察事物，是要从事物中明白道理——比如观察槐树，要明白“槐树要扎根深才能长得好”，做人也一样，要根基稳才能行得正；观察农民种地，要明白“种地要勤劳才能有收成”，做事也一样，要勤劳才能有结果。

他还按照唐鉴的建议，开始“静坐省身”。每天晚上，他都会坐在书桌前，闭上眼睛，排除杂念，反思自己当天的言行：早上和同僚说话时，是不是太急躁了？有个同僚提意见，自己没听完就反驳，这是不“仁”；处理公务时，是不是有敷衍的地方？有份公文没仔细核对，就签了字，这是不“诚”；面对诱惑时，是不是动了贪念？有个商人送来一盒名贵的茶叶，自己收下了，这是有“人欲”。

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乡送来一块名贵的端砚——砚台石质细腻，上面刻着精美的花纹，是难得的好砚。同乡说“大人现在是翰林，需要好砚台写字，这点小意思，您收下”，其实是想让他帮忙谋个官职。曾国藩一开始很心动——他的砚台已经用了好几年，砚台边缘都磨平了，早就想换一块好的。

可晚上静坐时，他想起唐鉴说的“廉洁是为官之本”，心里很是羞愧：“我怎么能因为一块砚台，就违背为官的原则？同乡想谋官职，应该靠自己的本事，不是靠送礼。我要是收了砚台，就是贪念，就是‘人欲’，就离圣贤越来越远。”

第二天一早，他就把砚台还给了同乡，还严肃地说：“为官要廉，这是圣贤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不能违背。你想谋官职，就去参加科举，或者靠自己的本事做事，只要你有能力，朝廷自然会重用你。”同乡见他态度坚决，只好把砚台拿走了。

除了“静坐省身”，曾国藩还按照理学的要求，制定了自己的修身准则——《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合称“五箴”。

写《立志箴》时，他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写才能体现“志”的重要性。直到有一天，他看到窗外的老槐树——不管风吹雨打，都牢牢地扎根在土里，枝繁叶茂，忽然有了灵感，写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他把“立志”比作船的舵、马的衔，没有志向，人就会像没舵的船一样，在水里漂泊不定，像没衔的马一样，在草原上乱奔，最终一事无成。

写《有恒箴》时，他更是结合了自己的经历。早年读书时，他因为没有恒心，多次放弃过练字——有一次练了半个月，觉得没进步，就不想练了，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才坚持下来。他在《有恒箴》里写道：“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还在旁边批注：“练字如此，治学如此，为官亦如此——做任何事，都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不然再容易的事也做不成。”

这些“箴”，他不仅写在纸上，还贴在书房的墙上，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读一遍，时刻提醒自己要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他因为处理公务太忙，忘了读“箴”，晚上静坐时想起，就罚自己抄了一遍《立志箴》，说“不能因为忙，就忘了自己的准则”。

曾国藩还把理学思想融入到为官和治军之中。任两江总督时，他的养廉银每年有两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够买好几套大院子、好几车金银珠宝。可他大部分都捐给了书院和慈善机构——他捐钱给岳麓书院，让书院能多招些寒门子弟；捐钱给慈善机构，让机构能给流民发粮、发衣服。

幕僚劝他：“大人，您也该为家里留点钱，将来子孙后代也好有个依靠。您现在过得这么简朴，子孙们将来可能会受苦。”他却摇摇头说：“理学讲‘克己奉公’，我的钱来自朝廷，来自百姓——朝廷的钱是百姓交的税，我不能把百姓的钱留给自己。家里的子孙，只要肯读书、肯吃苦，就不会没饭吃；要是不肯读书、不肯吃苦，就算留再多钱，也会坐吃山空。”

他自己的生活也很简朴，每天的饮食只有三菜一汤，菜都是普通的青菜、豆腐，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加一道肉；衣服都是旧的，一件蓝布长衫能穿好几年，袖口磨破了，就让江氏缝补一下再穿；江氏想给他做件新的锦缎衣服，他说“不用，粗布衣服穿着舒服，也能做事”。

在治军时，他更是用理学思想教育士兵。湘军刚组建时，士兵大多是农民，不懂什么是“忠义”，只想着当兵能挣饷银，有的士兵还偷偷抢百姓的东西。曾国藩就在湘军里设立了“讲书堂”，每天让幕僚给士兵讲解《论语》《孟子》里的道理——幕僚讲“仁者爱人”，就说“你们要爱百姓，百姓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饷银是百姓交的税，不能抢百姓的东西”；讲“舍生取义”，就说“你们当兵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国家，就算牺牲了，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义’”。

有一次，一个士兵因为想家，偷偷逃跑，被抓回来后，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会被斩首。曾国藩没有惩罚他，而是把他叫到讲书堂，给他讲“忠”和“孝”的道理：“你想家，想回去照顾父母，这是‘孝’，是好事；可你当了兵，就要保卫国家、保卫百姓，这是‘忠’。你想想，要是太平军打过来，你的家乡会被烧，你的父母会被欺负，你就算回家了，也保护不了他们。只有咱们把太平军打败了，国家安稳了，你的家乡才能安稳，你的父母才能安全。这就是‘忠’能保‘孝’——忠于国家，才能孝于父母。”

那个士兵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说“大人，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跑了，我要跟着您好好打仗，保卫家乡”。后来他成了湘军里的勇将，每次打仗都冲在前面，还多次救了战友的命。

曾国藩曾在日记里写道：“理学不是空洞的道理，是实实在在的做人做事的方法。它能让你在得意时不骄傲——就算当了大官，也知道自己的本分；能让你在失意时不沮丧——就算遇到困难，也知道该怎么坚持；能让你在面对诱惑时不动心——就算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官，也知道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能让你在遇到困难时不退缩——就算再难，也知道该怎么解决。”

正是因为有了深厚的理学修养，他才能在靖港战败后重新振作——那时湘军打了败仗，士兵死伤很多，他又急又愧，两次投水自尽，都被手下救了起来。他坐在江边，看着滔滔江水，想“不如死了算了”，可想起理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想起自己的志向，就又重新振作起来，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打败太平军，还要为百姓做事”，然后重新整顿湘军，制定新的战术。

也能在天津教案的骂声中坚守本心——那时天津发生教案，百姓和洋人冲突，杀了几个洋人，洋人要求清政府严惩凶手，还索要赔偿。曾国藩负责处理这件事，他知道要是严惩百姓，百姓会骂他；要是不满足洋人的要求，可能会引发战争，百姓会更苦。他最终决定严惩凶手、赔偿洋人，结果被百姓骂“卖国贼”，连他的同乡都骂他“丢湖南人的脸”。

他心里很痛苦，晚上静坐时，想起理学“舍生取义”的道理，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为了避免战争，保护百姓，就不再在意别人的骂声，说“只要能让百姓不受战争之苦，我就算被骂‘卖国贼’，也值得”。

晚年病重时，曾国藩躺在床上，还让幕僚给他读《朱子语类》。当听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时，他嘴角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自己这一生，虽然没有成为圣贤，却一直在按照理学的道理做人、做事，一直在为百姓做事，这就够了。

七律·理学修养

一生推崇程朱理，静坐省身每日行。

克制欲望存天理，修身养性重德行。

为官治军融理学，忠义诚信记心中。

品德高尚人敬仰，面对困境亦从容。

第六十五章 办勇初受挫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丁忧时，接到了清廷的圣旨——驿站的官员骑着快马，拿着黄色的圣旨，一路喊着“圣旨到——曾国藩接旨”，跑进了曾家的院子。那时他还在给母亲江氏守灵，灵堂里的白幡还没撤下，香炉里的香还冒着烟，他穿着孝服，跪在地上接旨，听到“着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抵御太平军”时，心里猛地一震。

驿站的官员走后，他站在母亲的灵位前，看着母亲的画像，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娘，儿子还没给您守完孝，就要去办团练了。可现在国难当头，太平军都打到武昌了，要是不抵抗，湖南也要遭殃，百姓也要受苦。您常说‘做人要担当’，儿子不能只守着家里的孝，还要守着天下百姓的孝。”他对着灵位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红了，然后擦干眼泪，对家人说“我明天就去长沙”。

第二天，他收拾行囊，带着几个亲兵，坐牛车赶往长沙。牛车走在湘乡的小路上，他看着路边的田地——地里的稻子刚种下，绿油油的，可他知道，要是太平军打过来，这些稻子会被烧，这些田地会被毁，心里更觉得责任重大。

刚到长沙，他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招兵。当时的绿营兵军纪涣散到了极点——他们不训练，每天在营里喝酒、赌博，还欺压百姓，抢百姓的粮、占百姓的房，有的甚至还抢百姓的女儿，百姓们一听到“当兵”就害怕，躲都躲不及。曾国藩想招募朴实的农民，觉得农民老实、能吃苦、有忠义心，可一开始，连一个报名的人都没有。

他在长沙城门口设了招募点，摆了一张桌子，挂了一块写着“招募乡勇，保卫家乡”的牌子，从早到晚，只有三个人来咨询，还都是想混饷银的游民——一个游民说“我当兵就是为了喝酒，你要是管酒，我就来”，曾国藩听了，摇着头说“我这里不是酒馆，是团练，是保卫家乡的，你走吧”。

他没办法，只好带着亲兵，去湘乡的乡下挨家挨户拜访。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找到村里的老农李老爹，想说服他的儿子参军。李老爹一听是“当兵”，立刻把大门关了一半，说“曾大人，俺们知道您是好人，可当兵太危险了！前几天从武昌逃过来的人说，太平军杀人不眨眼，俺邻居家的老张，就是因为反抗太平军，被太平军杀了，房子也被烧了。俺就这一个儿子，要是他死了，俺养老都没人管，俺不能让他去”。

曾国藩没有走，而是站在门外，耐心地说：“李老爹，我知道您担心儿子的安全，我也心疼您。可您想想，如果咱们不组织起来抵抗，太平军迟早会打到湘乡来，到时候您的房子会被烧，您的稻子会被抢，您就算想养老，也没地方养。办团练，就是为了保护咱们的家乡，保护咱们的家人——咱们的乡勇，不是绿营兵，不抢百姓的东西，每个月还有二两饷银，要是您儿子牺牲了，我会给您发二十两抚恤金，还会让村里给您分粮食，保证您老有所养。”

李老爹沉默了，他看着院子里的稻子，想起邻居老张的惨状，心里很是犹豫。曾国藩又说：“李老爹，我也是湘乡人，我的家也在这里，我也不想让家乡被毁。我向您保证，我会和乡勇们一起打仗，一起保卫家乡，绝不会让他们白白送死。”李老爹想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说“俺信您，俺让儿子跟您去”。

就这样，曾国藩走了一个月的路，跑了十几个村子，终于招募到了一千二百个农民，都是像李老爹儿子一样朴实的人——他们有的是为了保卫家乡，有的是为了挣饷银养家，还有的是因为家人被太平军杀了，想报仇。曾国藩把他们编成队伍，教他们基本的拳脚功夫，还给他们讲保卫家乡的道理，士兵们都很听话，训练也很认真。

可招到兵后，紧接着就是“筹粮饷”的难题。办团练需要粮饷——士兵要吃饭、要穿衣、要武器，这些都需要钱，可湖南藩库早就空了。曾国藩去藩库申请粮饷，布政使徐有壬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茶杯，慢悠悠地说：“曾大人，现在湖南到处都是流民，藩库早就没钱了，百姓也捐不出粮，您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他说着，还挥了挥手，叫人把曾国藩“请”了出去，态度傲慢得很。

曾国藩知道徐有壬是不想帮他，可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他先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凑了五百两银子——这是他给母亲办丧事剩下的钱，也是家里仅有的钱；然后去拜访湖南的乡绅，希望他们能捐款支持。

可很多乡绅都怕太平军打过来，怕捐了钱也白捐，不愿意出手。有一次，他去拜访长沙最大的乡绅刘万顺——刘万顺家里有良田千亩，商铺数十间，是长沙最有钱的人。刘万顺见他来，表面上很热情，给他倒茶、让座，可一听是要捐款，就立刻哭穷：“曾大人，您有所不知，去年湘乡大旱，我的田里没收成，商铺也亏了钱，现在家里也很困难，实在捐不出钱。您还是找别人吧。”

曾国藩知道刘万顺在撒谎——他早就听说刘万顺最近还买了新的田地，怎么会没钱？可他没有生气，而是给刘万顺讲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刘老爷，您家的良田、商铺，都是在太平日子里才能保住。如果太平军打过来，您的良田会被抢，商铺会被烧，您的家人也会有危险，到时候您就算有再多的钱，也没用。现在捐些钱支持团练，就是在保护您的家产，保护您的家人——团练强大了，就能打败太平军，您的家产和家人才能安全。”

他还说：“如果您愿意捐钱，我可以向朝廷奏请，给您加个‘候选同知’的官衔。‘候选同知’虽然是个虚衔，可也是朝廷认可的官，您走在外面，别人都会尊敬您，您的名声也能传扬出去，这对您家的商铺也有好处。”

刘万顺听后，心里动了——他虽然有钱，可没有官衔，总觉得在官员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有机会得个官衔，还能保护家产，觉得很划算。他想了想，说“那我捐八千两银子，您可别忘了给我奏请官衔”。曾国藩笑着说“您放心，我一定奏请”。

其他乡绅见刘万顺都捐了，也纷纷跟着捐款——有的捐五百两，有的捐一千两，还有的捐粮食、捐衣服。曾国藩终于筹到了第一批粮饷，共三万两银子，还有一批粮食和衣服，士兵们终于能吃饱饭、穿暖衣了。

可麻烦还没结束。长沙的绿营兵见曾国藩招募的乡勇都是农民，就嘲笑他们“土包子，不会打仗”，还故意在湘军的营外挑衅。有一次，几个绿营兵喝醉了酒，闯进湘军的营里，把营里的“湘军”旗帜拔了下来，扔在地上用脚踩，还嘴里骂着“土包子的旗帜，也配挂在这里”，然后又打伤了两个正在训练的乡勇——一个乡勇的脸被打肿了，一个乡勇的胳膊被打断了，疼得直哭。

曾国藩知道后，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想到绿营兵会这么过分，不仅嘲笑乡勇，还动手打人。他立刻派人把这几个绿营兵抓了起来，按照湘军的军纪，打了他们三十大板，打得他们哭爹喊娘，还说“以后再敢来挑衅，就打得更重”。

可绿营兵的将领鲍起豹不仅不道歉，还带着三百多个绿营兵，拿着刀枪，围了湘军的大营，要求曾国藩放人。绿营兵们在营外喊着“放人！放人！不然就踏平你们的大营”，声音很大，震得湘军的帐篷都在晃。

当时湘军只有一千多人，而且大多还没经过系统训练，手里只有简单的拳脚功夫，根本不是绿营兵的对手——绿营兵有刀有枪，还经过训练，真打起来，湘军肯定吃亏。幕僚们都劝曾国藩：“大人，咱们还是把人放了吧，不然他们会动手的，到时候咱们的士兵会受伤，团练也会散了，得不偿失。”

可曾国藩却坚定地说：“军纪是兵的根本，如果连欺压百姓的绿营兵都治不了，将来怎么带兵打仗？怎么保护百姓？今天就算拼了命，我也要维护军纪！要是我放了他们，他们以后还会来挑衅，还会欺负咱们的士兵，咱们的团练就再也立不起来了。”

他一面让人把大营的大门关上，加强防守——让士兵们拿着木棍、锄头，守在大门后，准备应对绿营兵的进攻；一面派人去巡抚衙门告状，希望巡抚骆秉章能来调解。

骆秉章一开始不想管，觉得这是曾国藩和绿营兵的矛盾，管了会得罪人。可看到绿营兵围营的场面越来越大，街上的百姓都来看热闹，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影响自己的官位，只好亲自来调解。

骆秉章骑着马，来到湘军大营外，看到绿营兵拿着刀枪，气势汹汹，就对着鲍起豹说：“鲍将军，湘军是奉旨办的团练，是为了抵御太平军、保卫湖南的，你这样围营，是抗旨！要是朝廷知道了，你担得起责任吗？”

鲍起豹见骆秉章来了，心里有些害怕，可还是嘴硬：“大人，是曾国藩先打我的人，我只是来要回我的人。”

骆秉章又对曾国藩说：“曾大人，绿营兵不懂事，您就高抬贵手，把人放了。现在太平军还在作乱，咱们还要一起对付太平军，不能内部先闹起来。”

曾国藩知道骆秉章是想息事宁人，也知道现在不是和绿营兵硬碰硬的时候，只好点了点头，说“可以放人，但鲍将军必须公开道歉，还要赔偿受伤乡勇的医药费，不然我不同意”。

鲍起豹没办法，只好公开道歉，还赔偿了五十两银子的医药费。这件事之后，曾国藩明白，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地方官员不配合，绿营兵处处刁难，在这里办团练，很难有大的发展。他和幕僚们商量后，决定把团练大营移到衡州。

在衡州，曾国藩终于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衡州的官员对他很客气，还帮他找了一处大院子当大营；百姓们也很支持他，有的百姓还主动来给湘军送粮、送菜。

他扩大招募士兵，把乡勇扩充到五千多人，还从湘乡、邵阳等地招募了一批懂水性的农民——因为太平军有战船，湘军也需要水师，懂水性的农民能当水师士兵。他给士兵们买了刀枪、弓箭，还请了武术师傅教他们功夫，士兵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强。

为了买到好的洋炮，他派人去广东——广东离外国近，能买到洋炮。派去的人花了十万两银子，从外国商人手里买了两百门洋炮，洋炮威力很大，能打很远，比湘军原来的弓箭厉害多了；为了建造战船，他请了十几个经验丰富的工匠，在衡州的湘江边建了船厂，还亲自去船厂查看战船的建造进度——工匠们说“战船要坚固，不然容易被太平军的战船撞坏”，他就让人在战船的两侧加了厚厚的木板；工匠们说“战船要灵活，不然容易被太平军的战船包围”，他就让人在战船的尾部加了两个船桨，让战船能更快地转弯。

他还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写在布告上，贴在大营的每个角落，让每个士兵都能看到：“不许扰民，不许抢百姓的东西，要是抢了，就打五十大板；不许临阵脱逃，要是逃了，就斩首；不许欺负百姓，要是欺负了，就罚做苦役一个月。”

有一次，一个士兵因为饿了，偷了百姓的一只鸡，被曾国藩知道了。他立刻召集全军，把那个士兵带到大家面前，说“咱们是保卫家乡的团练，百姓是咱们的亲人，咱们的饷银是百姓交的税，怎么能偷百姓的鸡？这是忘本，是违反军纪！”然后下令把那个士兵斩首。其他士兵都吓坏了，再也没人敢违反军纪，有的士兵还主动帮百姓干活，比如帮百姓插秧、收割，百姓们都夸“湘军是好兵”。

看着越来越壮大的湘军，曾国藩站在衡州的湘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心里充满了希望。江风吹在他的脸上，带着水汽，他忽然想起了母亲的话“做人要担当”，想起了父亲的话“读书要为百姓做事”，想起了自己在母亲灵位前的誓言。他知道，办勇的路虽然艰难，可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只要湘军能练出真本事，就一定能打败太平军，保卫家乡，保卫国家。而那些最初的挫折，也成了他宝贵的经验，让他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更加注重军纪，更加懂得如何团结人心，如何把一支农民组成的军队，变成一支精锐之师。

七律·办勇受挫

初办湘军多困境，无兵无饷少支援。

地方官员常掣肘，他人嘲讽语刺心。

招募乡勇定军规，筹措粮饷四处奔。

屡遭挫折不放弃，湘军渐强破万难。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