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司办记忆

摘要：我清楚地记得，报到的第二天，大同竟飘起了小雪花，这让我非常惊讶，兴奋地在机关食堂东侧的小杨树林里，仰天举手，恨不得想抓住几片，当天我还当新闻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要知道，北京的五一节很多人是穿了裙子的啊！

我这里的司办，特指的是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办公室。司办记忆，即对我在这里工作时的人、事记忆。

就因前几日翻到了记载机要处工作的两段文字，写了《对于我后来的写作，那段时光是起了“耕地”作用的》文章，就勾连起了在司办工作的回忆。

1983年5月，五一节后的一天，或四号或五号，也可能是六号，我正式到大同坦克七师报到，结束了在司办4年多时间的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报到的第二天，大同竟飘起了小雪花，这让我非常惊讶，兴奋地在机关食堂东侧的小杨树林里，仰天举手，恨不得想抓住几片，当天我还当新闻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要知道，北京的五一节很多人是穿了裙子的啊！

司办的4年多，我的历练成长是很大的。在机要处，就是处理业务，虽然接触核心机密，但真正地办事处理问题，几乎是很少的，而打交道的人，也主要的是处里的同志，在司办则完全不同，每天都要面对新的事项，去思考，去处理，每天都要面对装甲兵首长和司令部的领导以及很多同志，需要去理解首长意图，去接受领导指示，去与同志们交流沟通，真谓天天历练如新。

去司办工作，实属偶然。记得一天去锅炉房打开水，遇到政治部干部处刘云发副处长。交谈中知我为视力问题（近视散光发展期）苦恼，问我是否愿意到干部处工作，我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没成想，没过几天，我给梁参谋长（梁秉治，1939年参加八路军，军阶至中将）送电报时，他劈面便问：“你找政治部啦？”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嗔怪。还没等我说什么，他继续说：“要使用，也得我们自己先用。早就想调你到办公室工作了。”

这，我确实没想到。因为，去司办可是不少人向往的。

再后来，刘副处长又碰到我说：“小刘啊！你好好干，参谋长不放你。”我知道了，是政治部的领导找了梁参谋长，提出了要调我去政治部。

司办，之前有两个秘书，石文玉和章沁生。章沁生去到司令部作训处任参谋了，等于我补了这个空。

石文玉是63年入伍的老同志，要说他，那可是一流的秘书，在机关大院内，有着非常好的口碑，可以说早已是我们这些年轻机关干部心中的偶像。“你看他，从来都是笑呵呵的，给人一脸的温和，在他那里好像永远是高兴，他也从不急躁，什么事都安排的稳稳妥妥的。”

从此，石秘书就成了我的师傅。装甲兵首长办公会、司令部党委会、司令部办公会，如何组织、如何记录、需要注意什么、主要首长有什么特点、如何写会议纪要等等，他都会言传身教。比如下面两点，我至今都能记起他教我时的场景。

我第一次去给程司令（程超，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送件时，他对我说：“程司令比较严肃，你不要紧张，但向他报告什么事，他会问三问四，你需要提前想好，首长可能问到什么问题，该如何回答。”

再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梁参谋长办公室，他特意叮嘱：“梁参谋长的手受过伤，写字不方便，他交代什么一定要认真记录。他水平很高，记录完一整理就是一篇稿子。”

他的教育和指导，对我快速适应和做好司办的工作，是起了莫大作用的。

北京军区装甲兵首长机关，相对于陆军军来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老资格多，老机关多，机关整体水平很高。

我到司办工作时，装甲兵和司令部的首长，都是老红军、老八路，这在野战军是鲜有的。这些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在长期的战火洗礼中，从骨子里信奉着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对于我，我想，他们就是这么看的，这些年轻战友，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他们对我这个后辈战友特别和蔼和气，总是“小刘啊！”那样亲切叫你，时不时还流出一句“小鬼”的亲昵。

我至今记得他们每个人的音容笑貌，除了上面提到的程超司令员和梁秉治参谋长，还有那时的每一位首长。

如肖锋（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郭迎春（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王崇国（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李治洲（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倪宽（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胡金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陈庚（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周树青（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张光（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张则扬（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

俞锡荣（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杜伯英（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周汉英（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后任副司令）、丁应钦（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邓珍诚（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叶振良（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

他们对于我这个年轻战友非常关心。我在司办时住过一次医院，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住院。记得一天的上午，护士大声说：“刘秘书，首长来看你啦！”随着护士的声音，杜副参谋长就在医院领导的陪同下，走进了我住的病房。那次住院，不知怎的，一次竟吐了两大口血，就住进了268医院，好像是住院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杜副参谋长就来慰问了。

还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早晨还没起床，叶副参谋长就到了我家里，说代表俞参谋长和部的领导来看望我，我就在被窝里与首长说了几句话。

这些老首长虽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但他们进过“红大”、“ 抗大”，沐浴在毛主席的光辉旗帜下，受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的武装，具有着真正的高素质，他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懂辩证法，遇事善于调查研究，实际的指挥能力和领导能力很强，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

司办相对于机要处来说，写材料的工作增加很多。但很少给领导写讲话稿，那时候，毛主席要求领导干部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所以，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给首长写过讲话稿。

司办的材料，主要是请示、批复、会议纪要、信函、报告、总结。我到司办后，有两次写材料印象深刻。

一是第一次写司令部年终工作总结。记忆中，我认真看了作战处、训练处、机要处、通信处、军务处、后勤工作处、管理处的工作总结，连续3天，除了完成一些必办的事情外，集中精力包括晚上连着突击，写完初稿，对照各处的材料再次进行修改，然后誊抄清楚，去呈送俞参谋长。参谋长说：“稿子我不看了，明天上午开部党委会时，会上通过一下。”这一下搞得我好紧张啊，晚上又看了一遍。第二天的党委会，参谋长让我读，请大家提意见。读之前，那个心真叫忐忑不安啊，不知会不会通过？还好，我读完了，参谋长很高兴地说：“我看主要工作都反映到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 大家都表示同意，训练处长在表示同意时又提出在坦克七师训练工作上再加上一句话，我当时做了修改，5000多字的总结就这样过了。我如释重负，心中不胜喜悦。

二是给丁应钦副参谋长写悼词。丁副参谋长的身体一直被认为很棒，而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病逝，为此，装甲兵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和治丧办公室，我被指定为治丧办公室成员。记得特清楚，治丧办公室第一次开会，研究治丧相关事宜和人员分工，而那天我的事情一直不得脱身，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从二楼跑往三楼秘书处办公室（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时，我根据自己脱不开身的工作特点，考虑好了只负责起草悼词一项工作，不再参与其它。我进到会场，不待叶副主任（叶文蔚，政治部副主任，任治丧办公室主任）说话，便直言相告了我的想法。没成想，叶副主任和其他与会人员会心地笑了起来，原来各项工作均已分工，就剩下了写悼词的工作。

实际上，就我不知深浅。因为写悼词的工作不好干，一个老革命南征北战一生，去世了要盖棺论定，这个悼词既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又必须取得亲属的满意，是比较难的。而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只是因为司办就我一个人（石秘书已下部队任职），白天根本不得分身，所以，就想好了白天在办公室处理工作，利用晚上写悼词。

我去北京军区政治部借来了丁副参谋长的档案，认真阅读，熟悉他的革命历程，又找了悼词作为范式参考，一气呵成而就，向叶副主任汇报时，他吩咐直接对亲属负责。丁副参谋长的亲属和他的战友——五级部韩部长审阅了悼词，只是修改了两个字，最终定稿。这是一般人接触不到的材料，也成了我的深刻记忆。

现在想想，在司办能够承担一定的文字材料写作，这个基础还主要是在机要处奠定的。

司办的工作领域很宽。我曾在1987年7月写的自传中有过描述：“司令部办公室的工作，是非常繁琐和庞杂的。他既要负责装甲兵办公会议及对外来往，承办装甲兵首长文件阅览和信访工作，又要组织司令部党委会、办公会，协调司令部工作，还有掌管监用装甲兵、装甲兵首长、司令部、司令部首长的印章和负责外事活动，更多的是大量的文字工作，多数时间忙的手脚不停，不亦乐乎。为了做好工作，我虚心请教同行，认真钻研首长工作特点，熟悉各部、处业务，白天处理具体事情，晚上组织文字材料，较快适应了工作需要，三次受到司令部嘉奖。”

北京军区装甲兵司办的工作，与军队相同级别的司办，如果说所承担的工作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参与的接待外宾的任务，即迎外任务。

北京军区装甲兵的迎外任务，主要由所属的坦克六师和装甲兵修理营承担，为外宾表演军事项目，包括实弹射击、分列式、检阅式、参观部队营区和坦克修理工厂等。

这项任务很重，几乎是每周一次。我做过统计，一年参与的正式迎外活动均在40多次。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活动呢？不是别的，就是长城和那句家喻户晓的伟大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为加强对外交流，安排外国和外军的来宾，游览长城，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就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对外交流活动。

司办的迎外任务，一方面是随首长验收迎外科目的准备情况，一方面是陪同首长接待外宾。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装甲兵和司令部首长每次都要对迎外的军事项目提前进行验收，这样算下来每年的活动就达90次左右。

而作为司办秘书，参与这项工作，除陪同首长参加接待和验收部队表演项目外，需要做大量的事无巨细的协调工作。要知道，那时可不同于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络，必须凡事都要提前周密的安排协调好，要不断的打电话联系商定。外交无小事嘛！

这项工作很是锻炼人，既要遵守外事纪律，展示我军的风采，还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而在我参加的多次的迎外活动中，我们的首长和部队，以及所有陪同和工作人员，都表现了相当高的素质，赢得了外宾的高度赞誉。

不满诸君说，我也有过一次得意的表现，那是一次接待阿根廷的民航飞行员团队。这次的外宾人数很多，好像是80人，具体记不清了，但记得接待大厅摆了10多桌，每桌一名主陪、一名翻译和10名外宾。由于外宾很多，加之规格不高，我也被安排成了一桌的主陪，由一名翻译配合我。而这次的接待程序也与以往不同，以往是先游览长城，然后是宴请和参观，而这次是先宴请然后去游览长城，好像他们是从首都机场直接过来的。

领导致欢迎词后，宴会开始，我向本桌外宾表示欢迎和敬酒，而就在这时，一外宾提出来要和茅台酒，当时喝的不是茅台，是什么酒记不清了。我稍一想，便让翻译告知他们：“茅台是烈性酒，度数高，长城风大寒冷，对身体不好。”他们表示了理解。不多时，又有一外宾，提出来要赠他一双筷子。我想，一双筷子嘛，事不大，大中国，拿得起，又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就让翻译告诉他们，愿意要的都可以赠给一双。他们听后非常高兴。但我做出这两项决定后，很快就向这次主陪的领导做了汇报，我想着以避免出现不同的处理而产生矛盾。领导听后表示了赞许，并在后面也做了这样的解释和处理。当时，心里喜洋洋的。

在司办的记忆中，也有比较费脑筋的时候，就是如何发电影票。机关礼堂不大，1000多座位，前区10排、11排、12排通常发给首长家，有的首长家属就计较靠前靠后，你就必须记清楚，这次这家靠中间，下次那家再靠中间。

到司办后，我没有忘记我的学习，只是工作环境起了根本变化，不能再像机要处那样有自由时间安排看书，但每天接触大量的文件和理论刊物，例如中央、军委、总部、北京军区文件，《内部参考》、《宣传简报》等等，又为我开辟了新的学习天地，打开了我更新的视野，这使我受益匪浅。

我的司办工作，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当装甲兵党委会研究我下部队（为解决家属随军，以便退掉家里承包的土地，我要求下部队，因为当时驻京部队干部家属随军冻结）任职时，参会的党委秘书告诉我，首长对你的评价很高，说“交给小刘的事情可以放心”，并且给予了我越级安排，由正连晋升正营。

要知道，我并没有向首长提任何职务要求，更没有送1分钱的礼哦！那时，是不行送礼这一套的。

司办，我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