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铃响了，踌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十年未见的弟弟，手捧一盆兰花，那是母亲生前最爱的品种。
门铃响了，踌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十年未见的弟弟，手捧一盆兰花，那是母亲生前最爱的品种。
＂大哥，我能进来吗？＂他的声音里带着我听不出的情绪。
我侧身让他进门，十年的隔阂如同一堵无形的墙横在我们之间。自从母亲去世，我们因为那点遗产的事情闹翻了，老死不相往来。
那盆兰花在他手中微微颤动，花瓣上还带着晨露，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仿佛母亲的气息又回到了这个家。我心里咯噔一下，却强装镇定，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放那儿吧。＂我指了指进门处的鞋柜上，声音生硬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八十年代初的小区楼道逼仄昏暗，墙皮剥落，暴露出斑驳的红砖。。
自打九七年下岗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厂里一拆，我这个曾经的小厂长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靠修修自行车、收收废品度日。
弟弟环顾四周，目光在墙上母亲的那张泛黄照片上停留片刻，又若无其事地移开。那照片是七十年代末照的，母亲穿着一身蓝色的确良布料做的衣服，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笑得那么慈祥。
＂坐吧。＂我指了指沙发，那是九十年代买的，布面已经磨得发亮，边角还冒出了棉絮。茶几上堆满了报纸和账单，我随手抄起来堆到一边，腾出一小块地方。
老旧的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勉强带起一丝凉意。房间里还弥漫着我早上煮的稀饭味道，混合着陈旧的木头和灰尘的气息。
弟弟小心翼翼地把兰花放在我指的位置，坐下来后搓了搓手。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看起来体面而得体，皮鞋擦得锃亮，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不算贵但很新的手表。
哪里还有当年那个在机械厂当小职员的模样。我听街坊说他现在当了什么公司主管，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开上了桑塔纳，在城东买了新房子。
＂家里就你一个人？＂弟弟问，目光扫过客厅到厨房那一小段距离。
＂还能有谁？＂我有些刻意地回答，给自己倒了杯凉白开，没给他倒。
那杯子是母亲用过的，青花瓷的，釉面已有细碎的裂纹。我记得母亲最爱端着这杯子，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着窗台上的兰花出神。
当年我是县机械厂的副厂长，虽说不是什么大官，但在县里也算得上有点地位。家里来人，我媳妇总会忙里忙外地张罗，仿佛我的地位也是她脸上的光。
九七年厂子不行了，大批工人下岗，我也跟着卷了铺盖。开始我还不信邪，试着开了个小五金店，结果赔了个精光。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老婆受不了这落差，带着孩子去了南方，说是过不惯这苦日子。
＂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临走时她这样说，＂跟着我去南方不好吗？亲戚都在那边，总能找到点事干。＂
可我哪里甘心啊？四十多岁的人了，在家乡好歹还有个底气，去了南方，不就是个打工的命吗？
＂大林，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弟弟问，眼神里透着关切，却又小心翼翼。
＂还能怎么样？饿不死。＂我扯了扯嘴角，算是笑了笑。
弟弟比我小六岁，当年考高中落榜后，靠着我的关系进了厂子。母亲去世那年，我们争的不过是她留下的那套小房子和几件古董花瓶。
现在想来，不过是一时意气用事，可两个大男人，谁也拉不下脸来先低头。十年啊，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足够让人从春风得意变成落魄潦倒，也足够让一个街头少年变成家庭栋梁。
＂听说你在南门开了个修车铺？＂弟弟又问。
＂嗯，混口饭吃。＂我不想多说什么，省得显得自己太寒酸。
其实那修车铺不过是我租了街边一个小亭子，能修点自行车、三轮车之类的。一天到晚，忙活得浑身是油污，到头来也就挣个温饱。
＂大哥，我搬了新家，想请你去坐坐。＂他突然说，声音里有一种我许久未听到的恳切。
我愣了愣，抬眼看着他的眼睛，想找出点居心叵测的痕迹，却只看到一种近乎恳求的神情。他眼角的细纹让我意识到，弟弟也已经不再年轻了。
＂行啊，有什么不行的。＂我自嘲地笑笑，＂让我这个下岗工人去见识见识公司主管的阔气日子。＂
＂大哥，你别这么说。＂弟弟的眼神黯了下来，＂咱爸走得早，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她老人家最希望的就是咱们兄弟和睦。＂
提起母亲，我心里一阵刺痛。母亲是个勤劳朴实的老实人，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却把我和弟弟拉扯大。她常说：＂兄弟俩好好的，比啥都强。＂
可我们却辜负了她的期望，为了那点身外之物，竟然十年不相往来。
＂什么时候去？＂我问，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了些。
＂现在就去吧，我开车来的。＂
弟弟的桑塔纳停在楼下，干净得发亮。我上车时有些不自在，本能地掸了掸自己的衣服，怕把他的车座弄脏。
车里飘着淡淡的香水味，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平安符，那是我们老家的风俗，说是保佑出门平安。母亲在世时，每次我们出远门，她都会偷偷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小符。
＂还留着这个呢？＂我指了指平安符。
＂嗯，妈给的，一直带着。＂弟弟轻声说，启动了车子。
他的新家在城东的小区，是九十年代末开发的商品房，九十平米的三室一厅，宽敞明亮。进门的鞋柜上摆着一家三口的合影，弟弟、弟媳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笑得灿烂。
＂这是小强吧？都这么大了？＂我看着照片问。上次见到侄子还是他刚会走路的时候。
＂是啊，今年上初中了，学习挺好的。＂弟弟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他们娘俩去姥姥家了，得晚上才回来。＂
屋子简单装修，却格外整洁。客厅里有个玻璃柜，里面摆放着几样老物件：一个青花瓷鸟食罐、一把紫砂壶、一个老式二三级管收音机，还有一个磨损严重的红木梳——都是母亲生前的物件。
我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以为自己的心早已麻木，却不料在看到这些物件时，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漫上心头。
记得那个收音机是七十年代我参军时母亲省吃俭用买的，每天早晨她都会打开听新闻和戏曲。而那把梳子，是她每天早上梳头的必备品，母亲常说：＂人穷志不穷，再苦也要把自己收拾利索。＂
＂你把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了？＂我的声音有些发涩。
＂嗯。＂弟弟点点头，目光柔和，＂当年分家产的时候，我就只想要这些。那些值钱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意义，这些才是妈的念想。＂
我默然无语。我分到了房子和那几个值钱的花瓶，后来都卖了贴补家用，却只留下了母亲的一张照片。现在想来，我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也没有珍惜她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
＂你也别难过。＂弟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日子难过的时候，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何况咱妈知道你的性格，不会怪你的。＂
我点点头，喉头有些发紧。弟弟带我参观完房子，我们又回到客厅。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大方，没有什么名贵的物件，但处处透着温馨和用心。
餐桌上放着一封未拆的信封，看起来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信封有些发黄，边角微微卷起，却被人细心地保存着。
＂这是什么？＂我随口问道，目光停在那信封上。
＂一个录取通知书。＂弟弟拿起信封，神情有些复杂，＂想请大哥和我一起拆开看看。这事，其实和妈有关系。＂
我接过信封，上面的地址是省城大学，收件人是个陌生的名字：王晓明。信封背面盖着大学的公章，看起来庄重而正式。
＂这是谁啊？＂
弟弟有些犹豫地说：＂是母亲生前资助的一个贫困学生。你还记得咱们村东头的王大爷家吗？就是他家的小孙子。＂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模糊地记起了一个瘦小的老头，常年弯着腰在地里干活。他儿子早年出了事，儿媳改嫁了，留下个孙子跟着他。
＂妈每个月都会给他家送点米面油，后来知道那孩子学习好，就开始帮他交学费。＂弟弟继续说，＂妈一直瞒着咱们，怕咱们说她乱花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妈那点退休金，还帮别人交学费？＂
弟弟点点头：＂妈说那孩子懂事，学习好，就是家里条件差。她说咱们兄弟俩都有出息了，她那点钱不用操心，帮帮别人也是积德。＂
我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果然是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个叫王晓明的孩子被省重点大学录取了，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当时这可是热门中的热门。
＂母亲走得急，没能看到这个孩子考上大学。＂弟弟轻声说，眼睛湿润了，＂这十年来，我一直按照母亲的意思，每年给他家里一些钱，帮他完成学业。＂
我猛地抬起头，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原来这十年，弟弟一直在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而我却只顾着沉浸在失去的痛苦中，连母亲最在意的事情都忘记了。
＂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事。＂我干巴巴地说，感到一种深深的惭愧。
＂那时候你当厂长，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妈怕你笑话她多管闲事。＂弟弟苦笑了一下，＂再说那会儿你媳妇在家，对妈的事情管得挺紧的。＂
我无言以对。那时候确实如此，我媳妇常抱怨母亲乱花钱，说她老糊涂了，把钱给了外人不如给自己儿子。我虽然不赞同她的话，却也没有站出来维护母亲。
＂现在王晓明怎么样了？＂我问。
＂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去年结婚了，还常给我写信。＂弟弟从书柜里拿出一叠信件，＂他一直把妈当成自己的恩人，说没有妈，他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
我翻看着那些信件，从大学时期到工作后，王晓明的字迹从稚嫩变得成熟，内容从学校生活到工作成就。每封信都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恩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他知道妈去世了吗？＂
＂知道，他还特意从深圳赶回来参加了葬礼。＂弟弟说，＂那天你一个人站在坟前，我和他站在远处，不敢上前。＂
我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细雨绵绵，我站在新坟前，心如刀绞。原来不远处，还有两个人也在为母亲送行，一个是我的亲弟弟，一个是母亲视如己出的孩子。
弟弟从书柜里又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递给我：＂这是母亲的日记，里面记了很多事。我原以为当年您拿走了那些值钱的东西，肯定也看过这个。＂
我接过日记本，手微微颤抖。那是一个蓝色布面的笔记本，封面有些发白，边角磨损严重。母亲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写在上面，那是她少有的＂奢侈＂——写自己的名字时总是格外认真。
我翻开泛黄的日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母亲的日常和心事：帮助邻居李大娘的孙子交学费，给村口老张家送米送面，还有资助王晓明这个贫困学生的点点滴滴。
＂三月十五，今天去看了晓明，孩子瘦了，说是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心疼啊，塞了二十块钱给他买点营养品，他不肯要，我硬塞进他书包里了。这孩子懂事，将来一定有出息。＂
＂五月二十，晓明期末考试全班第一，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给他买了个新书包，他那个旧的都破了好几个洞了，缝了又缝。他拿到书包，眼圈都红了，叫我奶奶，说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我。真是个好孩子啊。＂
每一页都浸透着母亲的爱心和善良。她省吃俭用，却毫不吝啬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一页页翻着，忽然在一页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老大今天又和厂里的人闹矛盾了，这孩子太要强，就是不肯低头。心疼他，可又不敢多说，怕他心里不痛快。厂里形势不好，我怕他以后难过，可他不听我的，说不会有事。老二工作稳定了，就是太拘谨，对人对事都不敢表达。这两个孩子就像我的左右手，都是我的心头肉。只是这辈子，怕是看不到他们和好如初了。＂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原来在母亲心里，我们兄弟俩一直是她最牵挂的。而我们却因为那些身外之物，辜负了她的期望。
我想起母亲生病那段日子，她躺在医院的床上，眼睛一直望着门口，大概是期待着我和弟弟能一起出现在她面前。可是直到她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这个心愿都没能实现。
＂这才是妈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弟弟的声音有些哽咽，＂不是那些花瓶，也不是那套老房子，而是她的爱和她的精神。＂
窗外的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房间里，给一切笼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母亲的兰花在阳台上微微摇曳，仿佛她的灵魂就在那里，注视着我们。
我想起小时候，每当我和弟弟吵架，母亲总会把我们叫到跟前，让我们拉着手，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兄弟俩要和和气气的。你们爸走得早，这辈子你们就只有彼此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老泪纵横。
＂大哥，别难过了。＂弟弟递给我一张纸巾，＂妈在天上看着呢，会心疼的。＂
＂都是我不好。＂我擦了擦眼泪，＂当年要不是我死要面子，非要那套房子和那些花瓶，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
＂不全怪你，我也有错。＂弟弟叹了口气，＂那时候我刚结婚，媳妇想要个大点的房子，我就硬撑着。其实后来想想，房子大小算什么呢？＂
＂后来呢？房子你们住了？＂
＂没有，我们在单位分了房子。那套老房子一直空着，我偶尔去打扫打扫。＂弟弟苦笑，＂那些花瓶呢？＂
＂卖了。＂我有些羞愧地低下头，＂厂子倒闭，我下岗了，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卖了换钱。＂
弟弟点点头，眼里没有责备：＂我也想过卖掉房子，但总觉得那是妈的心血，舍不得。现在想通了，妈希望我们记住的不是那些物件，而是她的精神和爱。＂
＂大哥，我们已经失去了十年。＂弟弟说，声音里带着恳求，＂妈要是在天有灵，肯定希望我们能和好。＂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这个已经长大成熟的弟弟，突然觉得十年的坚冰在一点点融化。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我照顾的小弟弟，而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
＂王晓明这孩子考上大学了，我们得去看看他，妈肯定高兴。＂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弟弟笑了，眼里含着泪光：＂大哥，我还有个想法。咱们每年联手资助一个贫困学生，就当是继续完成妈的心愿，好不好？＂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离开的这十年，她其实从未真正离开。她的爱，她的精神，一直在我们兄弟之间，只是我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看不到这珍贵的联系。
＂我有些积蓄，虽然不多，但资助个学生还是可以的。＂我说。
＂我们可以一起去村里看看，找那些家庭困难但学习好的孩子。＂弟弟兴奋地说，＂就像妈当年做的那样。＂
这个想法让我心里一阵温暖。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原来我还有这样一个弟弟，还有母亲留下的精神财富。
弟弟从厨房端来一壶热茶，那是母亲喜欢的茉莉花茶，清香扑鼻。他小心地倒了两杯，先递给我一杯，然后自己端起一杯。
＂大哥，敬妈一杯。＂他说。
我举起茶杯，看着窗外的夕阳，仿佛看到母亲慈祥的笑容。＂妈，儿子对不起您，让您在天上都不得安宁。以后我和老二会好好的，您放心吧。＂
我们喝完茶，弟弟带我去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饭馆。不是什么高档地方，但干净整洁，菜色家常但可口。
＂这家店的红烧肉做得特别好，妈在世的时候我常带她来。＂弟弟点了几个家常菜，都是母亲喜欢的。
饭桌上，我们聊起这些年各自的生活。弟弟从一个小职员做到了公司的部门主管，过程也不容易。他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学习很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小强跟妈长得挺像的，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弟弟说起儿子，眼睛里满是骄傲，＂他还会拉二胡呢，就跟妈一样。＂
我不知道母亲会拉二胡，这让我再次感到一阵失落。原来母亲的生活中有这么多我不了解的部分。
＂你们晚上住下吧，明天周末，让小强见见他大伯。＂弟弟邀请道。
我摇摇头：＂改天吧，我还得回去看店。东边有个老大爷的三轮车坏了，说明天一早要来取。＂
弟弟点点头，理解地笑了：＂那我送你回去。以后常来，或者我去看你。咱们就住这么近，不该这样的。＂
回家的路上，我和弟弟并肩走着，像小时候一样。我们谈起母亲，谈起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共同记忆，谈起各自这些年的生活。十年的隔阂在一个傍晚时光里渐渐消融。
＂记得小时候，妈带我们去看露天电影吗？＂弟弟突然问。
我点点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时候县里偶尔会放露天电影，母亲总会提前带我们去占位置，给我们每人发一块钱买冰棍吃。
＂那时候最幸福了。＂弟弟感叹，＂现在想想，妈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就是希望咱们好好的。＂
到了我的小区楼下，弟弟把那盆兰花递给我：＂大哥，这个你拿着吧，妈最喜欢的。＂
我接过兰花，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那套老房子，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咱们可以把它捐出去，作为贫困学生的临时住所。就当是以妈的名义，继续她的心愿。＂
弟弟眼睛一亮：＂好主意！我明天就去问问怎么操作。＂
分别时，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弟弟说周末带着媳妇和儿子来看我，我说会准备些好菜。虽然只是简单的约定，却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那盆兰花被放在我家的窗台上，正好能接到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每当清晨的阳光洒在花瓣上，我仿佛看到母亲慈爱的眼神。生活依然艰难，但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温暖和踏实，让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此后的日子，我和弟弟经常走动。我们一起去了王晓明的家乡，看望了他的爷爷，也找到了几个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孩子。母亲的老房子在我们的努力下，成了贫困学生的临时宿舍，我也常去那里修修水电，帮着打扫卫生。
有时候，我会坐在窗前，看着窗台上的兰花，想起母亲。她一生勤劳朴实，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却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有些遗产，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爱与责任的传承。这或许就是母亲想要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失去了十年，但我们找回了彼此，也找回了母亲的精神。
每当夕阳西下，晚风轻拂兰花，我都会想：妈，您看到了吗？您的儿子们和好了，您的心愿实现了。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