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五年春，黄河岸边的风裹着沙砾，刮在人脸上像针扎一样疼。曾国藩站在刚修好不到一个月的长墙上，指尖攥着一块被风吹得冰凉的城砖，砖缝里还嵌着几根干枯的麦秸——那是去年冬天百姓们运土时，不小心混进夯土里的。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荒原，心里像被这冷风灌得满满当当，沉得发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曾国藩传奇》（第41~45章，共100章）
第四十一章 捻军破防线
同治五年春，黄河岸边的风裹着沙砾，刮在人脸上像针扎一样疼。曾国藩站在刚修好不到一个月的长墙上，指尖攥着一块被风吹得冰凉的城砖，砖缝里还嵌着几根干枯的麦秸——那是去年冬天百姓们运土时，不小心混进夯土里的。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荒原，心里像被这冷风灌得满满当当，沉得发慌。这道从黄河渡口延伸至运河西岸的长墙，足足两百多里，耗了湘军半年心血：隆冬时节，士兵们冻裂了手，用布条裹着锄头夯土，有的士兵手冻得连锄头都握不住，就用嘴哈气暖一暖再干；附近百姓饿着肚子，推着独轮车送石头，有的老人甚至把家里砌墙的青砖都拆了送来，说“这砖能挡乱兵，比留着砌自家墙有用”。他还记得去年腊月初，有个七十岁的老农拉着一车土来，老农的腿有残疾，拄着两根木头拐杖，车绳勒在肩膀上，磨出了血印。老农说“大人，这土是俺家地里最肥的，能把墙砌得结实些，挡住乱兵，俺孙儿就能安稳读书了，不用跟着俺逃荒了”。可现在，这道被寄予了无数太平愿的“土长城”，却要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连日来的军情，像一道道惊雷，炸得他心神不宁。先是初三那天，探子骑着快马从鲁西南赶来，马嘴里吐着白沫，马腿上还沾着血迹——显然是一路狂奔而来。探子跌下马来，顾不上擦脸上的泥，喘着气说：“大人，赖文光变道了！不打济宁了，绕去曹州了！他们的骑兵跑得太快，咱们的哨探根本跟不上！”曾国藩当时正在帐里修改防线布防图，桌上铺着厚厚的宣纸，上面用红笔标着各营的防守位置。听到“曹州”两个字，他手里的毛笔“啪”地掉在纸上，墨汁晕开，把“曹州”二字染成了黑团——曹州段是长墙最薄弱的地方，那里多是沙土地，墙基只打了三尺深，比其他地段浅了一半；守兵也只派了两个营，还是刚从湖南补充的新兵，连火枪都没摸熟。他当即让人快马传信，让曹州守军加派岗哨，每五十步设一个瞭望哨，夜里还要点起火把，严防捻军偷袭。可信送出去才两天，就传来了更坏的消息：负责守曹州段的淮军小校张彪，见附近有小股捻军游弋，竟贪功冒进，擅自调走了两个哨的兵力去追击——他以为那是捻军主力，想抢个头功。临走前，他只留了一百多新兵守墙，还放话说“几个毛贼而已，俺去去就回，你们守好墙就行”。
“大人，不好了！曹州段……破了！”四月初十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亲兵李福跌跌撞撞地闯进大营，铠甲上还沾着血迹，脸上满是泥土，声音里带着哭腔，“赖文光带着上万骑兵，从缺口冲进来了！守墙的弟兄们拼到最后一个人，有的士兵抱着捻军的马腿，被马蹄踩烂了；有的士兵把火枪砸向捻军，自己被马刀砍中……”曾国藩手里的望远镜“哐当”一声掉在青石板上，镜筒磕出一道深深的裂痕，像他此刻的心一样，碎得没法补。他快步走到挂在帐壁上的地图前，手指划过“曹州”到“济宁”的红色路线，指尖冰凉——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捻军骑兵一旦冲进山东平原，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湘军的步兵根本追不上，他们能一天跑一百多里，抢了这个村，再奔下一个镇，到时候不仅之前的努力全白费，山东百姓又要遭难。
帐内的幕僚们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赵烈文站在旁边，手里捏着一把折扇，想劝两句，可看着曾国藩发白的鬓角和紧抿的嘴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曾国藩沉默了很久，久到帐外的风都停了，帐内的烛火都快燃尽了，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去查，张彪在哪？按军法处置。”可话刚说完，他又摆了摆手，手指微微颤抖：“罢了，现在查他也没用了。”他想起张彪去年参军时的样子，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少年，个子不高，眼神却很亮，说“俺要跟着曾大人杀捻军，让俺娘能在家种庄稼，不用再躲着乱兵跑”。可现在，这少年却因一时贪功，毁了整条防线。他心里又疼又气，疼那些战死的士兵——他们中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写一封家书；气张彪的鲁莽——他以为战争是抢功的游戏，却不知道每一次决策都连着无数人的性命；更气自己——当初要是不听李鸿章的劝说，坚持给曹州派精锐，要是自己能亲自去曹州视察一遍，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李鸿章之前就提醒过他“曹州段沙土地不牢，新兵难守，得派老兵去”，可他当时觉得兵力紧张，又想着张彪是淮军旧部，应该靠谱，现在想来，真是悔不当初。
更让他焦虑的是，军机处的密信已经送到了营里。信封上印着明黄色的“密”字，火漆印还是新的，显然是刚从京城送来的。里面的信纸措辞委婉，却字字透着不满：“江南初定，捻乱再起，曾督久办军务，当知京畿安危为重，速定良策，勿使匪患蔓延至直隶境内，致圣心忧虑。”曾国藩拿着信纸，手指反复摩挲着“京畿安危”“圣心忧虑”几个字，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他知道，这是朝廷的敲打——之前平定太平天国，他功高震主，清廷本就猜忌他手里的兵权；如今剿捻失利，若再让捻军逼近京城，他怕是难辞其咎，甚至可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夜里，他躺在帐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总响着守墙士兵的惨叫声，眼前总浮现出老农期待的眼神。他披衣起身，走到营外的土坡上。远处的荒原上，隐约能看到捻军骑兵的火把，像鬼火一样闪烁，还能听到隐约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他想起筑墙时，那些百姓送土送石的场景，想起战死士兵的家人可能正在家里盼着亲人归来，心里满是自责：“是我没用，没能守住防线，没能给他们一个太平。我这个督办大臣，当得真是不合格。”
几天后，曾国藩在帐中写下请辞折。他坐在案前，面前铺着一张雪白的宣纸，手里的狼毫笔握得指节发白，指缝里都渗出了汗。他先写剿捻的困境：“捻军无固定巢穴，以骑兵为锋，一日可行百里，湘军多为步兵，腿赶不上马，追之不及；长墙防线过长，绵延两百余里，兵力分散，一处被破，全线皆危；地方州县粮饷迟滞，有的营队已断粮三日，士兵常有饥色，无力作战。”每写一句，他都停顿一下，眼前闪过那些饿肚子训练的士兵——他们啃着干硬的窝头，喝着浑浊的河水，却还是坚持站岗；闪过百姓们推着空粮车叹息的样子——粮道被捻军袭扰，粮食运不过来，百姓们想送粮都没门路。接着，他笔锋一转，主动承担责任：“臣筹划不周，识人不明，致防线被破，匪患蔓延，罪在臣身。愿辞剿捻督办之职，请朝廷另择贤能，以安京畿，以慰百姓。”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长长叹了口气——这是他为官三十年来，第二次主动请辞。第一次是咸丰二年母丧丁忧，那是尽孝，心里踏实；这次却是因战事失利，是失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折子弹奏上去才五天，清廷的批复就到了，同意他卸任，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接到圣旨那天，没有失落，反而有一丝解脱——他终于不用再背负着“剿捻不力”的压力，终于能让更懂流寇战术的李鸿章来接手。他让人把这些年整理的捻军卷宗——里面记着捻军的活动路线、将领姓名、骑兵战术特点，还有他画的几十张防线草图，甚至包括他总结的“剿捻十忌”，都打包好，装了满满一箱，交给前来交接的李鸿章。交接那天，他拉着李鸿章的手，絮絮叨叨地叮嘱，像个担心孩子的老父亲：“少荃，捻军虽善流窜，却有个致命弱点——他们没有固定的粮道，全靠抢掠，抢不到就会断粮。你可派骑兵袭扰他们的补给线，烧了他们的粮草；再用运河、黄河困住他们的退路，让他们跑不远。千万别像我一样，只想着靠长墙硬挡，墙是死的，人是活的，流寇最会找墙的弱点。”李鸿章看着他眼角新增的皱纹，看着他鬓角又多的白发，心里不是滋味，点头说：“老师放心，学生记住了，一定早日平定捻乱，不辜负您的心血，不辜负朝廷的信任。”
那天傍晚，曾国藩独自走到长墙下。夕阳把长墙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道无力的叹息，投在荒原上。墙面上还有捻军马刀砍过的痕迹，有的地方还沾着暗红色的血迹，那是守墙士兵的血。他弯腰捡起一块墙土，土块里还掺着那根干枯的麦秸，他想起那个送土的老农，不知道老农听到墙破的消息，会不会哭，会不会觉得希望破灭了。风又刮起来了，带着远处农田的麦香——再过一个月，麦子就要熟了，可现在，捻军来了，百姓们怕是又要错过收割了。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在湘乡老家，也是这样的春天，父亲带着他在田里种麦子，父亲说“庄稼要好好侍弄，除草、施肥，一样都不能少，才会有收成；做事要踏踏实实，考虑周全，一步都不能错，才会有结果”。可现在，他用心“侍弄”的防线，却没能有好“收成”。他把土块攥在手里，直到捏碎，细土从指缝里漏出来，像流走的时光，也像那些没能实现的太平愿。他抬头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心里默念：“百姓们，等一等，总会有太平的那天。少荃比我能干，他一定能平定捻军，让你们好好种庄稼，让你们的孩子好好读书。”
七律·防线破
捻军分路东进鲁，突破长墙防线无。
画地圈河谋未就，驱兵追寇计难图。
清廷责问心难安，自请辞归意渐舒。
交接卷宗传旧策，愿凭后起破顽徒。
第四十二章 同治五卸任
同治五年夏，曾国藩从剿捻大营启程返回江南时，没让亲兵张榜昭告，也没通知沿途州县官员——他不想搞排场，更不想面对百姓们期待的眼神，他怕自己辜负了那份期待。他只带了三个幕僚、两个亲兵，还有一箱用蓝布裹得严严实实的捻军卷宗，坐着一辆普通的青布马车，悄悄上了路。马车是租来的，车辕上还刻着“张记车行”的字样，车轮上沾满了泥土，走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颠簸得厉害，车座下的卷宗都被震得发出“哗哗”的响声。他掀开车帘，看着路边的田野——有的地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显然已经荒了很久，去年的麦茬还露在外面，像一个个光秃秃的骨头；有的田埂上还留着烧焦的痕迹，那是去年捻军过境时烧的，黑色的痕迹在绿色的野草间格外刺眼；几个农夫戴着破草帽，在田里补种玉米，动作迟缓，脸上满是疲惫，连抬头看马车的力气都没有。他心里一阵发酸，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他督办剿捻一年零三个月，不仅没能平定乱局，反而让捻军从河南蔓延到了山东，这些百姓的苦日子，不知道还要熬到什么时候。
路过徐州时，徐州知府周培提前从探子嘴里得到消息，带着一群官员在城门口迎接，身后还跟着几个抬着礼盒的差役。曾国藩刚下马车，周培就上前拱手，脸上堆着笑：“曾大人一路辛苦，下官已在府衙备了薄宴，有徐州的酱鸭、沛县的狗肉，都是本地特产，为大人接风洗尘。”曾国藩摆了摆手，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周知府，不必了。如今捻乱未平，徐州百姓还有很多吃不上饭，有的甚至靠挖观音土充饥，我哪有心思吃宴席？这些菜，不如分给城里的灾民。”周培愣了一下，没想到曾国藩会拒绝得这么干脆，又让人捧来几匹绸缎，说“这是下官特意从苏州采买的上等云锦，给大人补补身子，做件新衣服”，也被曾国藩退了回去：“这些绸缎太贵，不如换成粮食，一斤绸缎能换十斤米，能救好几个人的命。”那天晚上，他住在徐州驿站，驿站的房间很简陋，墙皮都脱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床上的被褥还有一股霉味。半夜里，他被隔壁房间的哭声吵醒，哭声断断续续，很是凄惨。他起身去问驿站的驿卒，才知道是个叫王桂兰的妇人，她丈夫是湘军士兵，去年在曹州守墙时战死了，她从湖南老家赶来，想寻丈夫的尸骨，可找了半个月，只找到一件染血的号衣——号衣上还绣着她丈夫的名字“李大壮”。曾国藩让亲兵取来二十两银子，亲手递给王桂兰，银子是官银，成色很足，还带着体温。他还写了一张字条，盖上自己的印章，说“你拿着这张字条，去徐州营找统领刘铭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让他帮你找，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你丈夫的尸骨，送回湖南安葬，朝廷会给抚恤金，不会让你们孤儿寡母受苦”。王桂兰接过字条，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哭着说：“谢谢大人，俺丈夫没白死，还有大人记得他，记得他是为了守墙死的，俺替俺丈夫给您磕头了！”曾国藩扶起她，眼眶也红了——这些牺牲的士兵，都是他的责任，可他却没能带他们回家，甚至没能让他们的尸骨好好安葬，他这个督办大臣，做得真是失败。
离开徐州后，马车走在乡间小路上。一天中午，马车刚在一棵老槐树下停下休息，就有一群百姓围了过来，大概有二三十人，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为首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拄着一根木头拐杖，拐杖头上都磨得发亮了，他颤巍巍地走到曾国藩面前，仔细打量着他，问：“您是曾大人吧？俺们听驿站的人说，您要回江南了，俺们特意在这里等您，想问一句，这捻军啥时候能平啊？俺们想好好种庄稼，想让娃能安稳上学，不想再逃荒了。”曾国藩蹲下身，握着老人的手，老人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满是老茧，指头上还有几个裂口，渗着血丝。他想了很久，才说：“老人家，放心吧，会平的，很快就会平的。接任的李大人很能干，他一定能把捻军赶跑，让你们过上太平日子。”可说完这句话，他心里却没底——连他都没能平定的乱局，李鸿章能行吗？他会不会也遇到自己遇到的困难？还有一次，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断了胳膊的老兵拄着拐杖来见他。老兵穿着一件破旧的湘军号衣，左边的袖子空荡荡的，用布条系在腰间。他是湘军旧部，去年在颍州打仗时断了胳膊，退伍回了老家。他拉着曾国藩的手，声音有些激动：“大人，俺虽然断了胳膊，可还能骑马，还能开枪，要是您还需要，俺还能跟着您杀捻军，俺不怕死，就怕捻军不除，俺们老家不得安宁！”曾国藩看着老兵空荡荡的袖子，心里一阵难受，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你已经尽忠了，该好好回家过日子了，娶个媳妇，生个娃，好好照顾爹娘。以后的事，交给我们这些人就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捻军平定，不会让你们白流血。”
就这样走了二十多天，终于到了南京。七月的南京，暑气正浓，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天上，晒得地面都发烫，走在路上像踩在火炭上。两江总督衙门的幕僚们早就等候在门口，冯焌光、赵烈文都来了，看到曾国藩的马车，都上前问好。冯焌光还特意带来了江南制造总局新造的一把短铳，说“大人，这是咱们自己造的短铳，射程能有五十步，您拿着防身”。曾国藩接过短铳，掂了掂，很沉，心里暖暖的。他走进熟悉的书房，书桌上还摆着他离开前没看完的《海国图志》，书页夹着一张书签，正好夹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一页；砚台里的墨还没干，显然幕僚们每天都在帮他磨墨，等着他回来；墙上还挂着他之前画的江南水系图，图上还标着几个待修的水利工程。他坐在椅子上，摸着熟悉的扶手，扶手被磨得很光滑，那是他过去几年办公时摸出来的。心里的不安渐渐消散——这里是他经营了五年的江南，有他熟悉的百姓，有他亲手推动的洋务，或许回到这里，他还能为国家做些实事，弥补剿捻失利的遗憾。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就去了江南制造总局。工厂里机器轰鸣，像打雷一样，震得地面都微微发抖，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蓝天上画出一道淡淡的痕迹，很远就能看到。总局总办冯焌光迎上来，脸上满是笑容，拉着他的手往车间里走：“大人，您可回来了！您走后，我们又从美国买了两台新的车床，现在能造十二磅的火炮了，还能造蒸汽轮机的零件，以后咱们造轮船就不用买外国的零件了！”曾国藩跟着冯焌光走进车间，车间里很热，像个蒸笼，工匠们光着膀子，身上的汗像雨一样往下淌，却没人停下手里的活。有的工匠在操作车床，钢屑飞溅；有的在铸造炮管，铁水通红，映得人脸上发亮。他走到一台车床前，看着车床转动，切割出光滑的钢件，指尖轻轻碰了碰钢件，还带着温度，烫得他赶紧缩手。有个老工匠叫陈阿福，见他来了，停下手里的活，手里还拿着一把卡尺，笑着说：“大人，您看这钢件，比咱们以前手工打的圆多了，误差不到一分，用这钢件造的炮，射程能远三里地，威力也大得多！”曾国藩点了点头，心里的郁气渐渐散开——剿捻失利让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没用了，可看到这些新机器、这些忙碌的工匠、这些带着希望的成果，他又觉得有了力气。他想起林则徐在《四洲志》里写的“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想起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原来这些不是空话，只要一步一步做，总能看到希望，总能让中国变强。
没过几天，清廷的圣旨到了，正式任命他回任两江总督，圣旨里还特意提了一句“江南洋务、民生皆赖曾督主持，望曾督勉力，以安江南，以固国本”。曾国藩接到圣旨后，没有立刻去谢恩，而是让人备了马车，去了南京城外的报恩寺。报恩寺的塔早就被太平军烧了，只剩下几间残破的大殿，殿里的佛像也缺了胳膊少了腿，地上长满了杂草。他在佛像前焚香，香烛的烟袅袅升起，映着他的脸，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他不是求功名，不是求富贵，而是求太平——求捻乱早日平定，求江南百姓能早日吃上饱饭，求国家能早日自强，不再受洋人欺负，不再受战乱之苦。寺里的老和尚了尘法师见他神色凝重，递给他一杯热茶，茶杯是粗瓷的，还有个小缺口。“大人，老衲看您心事重重，像是有解不开的结。”了尘法师说，“其实世事如棋，有输有赢，有得有失，只要初心不改，走的就是正道，就不用后悔。您为百姓做事，为国家出力，老天都看在眼里，百姓也记在心里。”曾国藩接过茶，喝了一口，茶味清苦，却让他心里亮堂了很多——是啊，他输了一场战事，可他的初心还在，还想为百姓做事，还想为国家自强出力，这就够了，只要初心还在，就能继续往前走，就能弥补之前的遗憾。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卸剿捻之任，非为避责，实为让贤——少荃年轻，更懂流寇战术，更适合剿捻；回江南之任，非为安逸，实为尽责——江南洋务方兴，民生待复，吾若不来，恐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后当以洋务为要，造机器、练新兵、育人才，让中国有自己的军工，有自己的强兵；以民生为本，修水利、劝农桑、减赋税，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不负朝廷，不负百姓，不负自己的初心。”写完，他把日记合上，吹灭烛火。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书桌上，像一层薄薄的霜，也像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走到窗边，看着远处江南制造总局的方向，那里还亮着灯，灯火通明，显然工匠们还在加班赶造机器。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可他已经准备好了——为了江南的百姓，为了国家的未来，他还要再拼一把，像年轻时那样，不服输，不放弃，一步一步把“自强”的路走下去。
七律·卸剿捻
剿捻无功请卸任，清廷准奏换李公。
轻车简从归江左，旧属相迎入府中。
驿站夜闻亡卒泪，徐州昼见野田空。
重持江督经邦策，再整洋务振国风。
第四十三章 办江南制造
同治四年秋，江南的暑气还没散，太阳像个大火炉，把上海的地面烤得发烫，走在路上，鞋底都快被粘在地上。曾国藩住在上海县城外的一处小院里，院子很简陋，只有几间平房，墙是用土坯砌的，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开着紫色的小花，算是院子里唯一的亮色。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带着幕僚冯焌光、容闳去考察厂址，皮鞋踩在滚烫的石板路上，脚底板都觉得疼。他们先去了黄浦江边的一块空地，这里临江，运机器、运钢材都方便，不用绕远路。可冯焌光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捏了捏，土块很快就散了，还带着水湿的潮气。“大人，这土是淤泥土，地势太低，比黄浦江的水位还低三尺，一到汛期就会被淹，工厂建在这里，怕是刚建好就被水泡了，机器一泡就废了。”曾国藩点了点头，觉得冯焌光说得有道理，又去了虹口的一处旧船厂——这是前几年洋人留下的，因为生意不好倒闭了，厂房还在，就是有点破旧。可进去一看，面积太小，只能容纳几十台机器，根本不够扩建——江南制造总局要造枪炮、造轮船，需要大厂房、大场地，这里显然不够。就这样跑了半个月，脚都磨起了水泡，换了三双鞋，才在高昌庙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这里地势高，比黄浦江水位高五尺，不会被淹；离黄浦江只有两里地，运料方便；还离上海县城不远，方便招募工匠，附近还有很多闲置的民房，可以改造成工匠的宿舍。定厂址那天，曾国藩站在空地上，望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有几艘洋船驶过，烟囱里冒着黑烟，洋人的旗帜在风里飘着。他心里默念：“就在这里，建咱们中国自己的工厂，造自己的机器，造自己的枪炮轮船，再也不用看洋人的脸色，再也不用受洋人的欺负。”
定下厂址后，最难的是买机器。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防范甚严，尤其是军工机器，根本不肯轻易出售——他们怕中国有了自己的军工，就不再买他们的武器，更怕中国变强后，不再受他们欺负。曾国藩让容闳去美国找洋行，容闳会说英语，还在美国留过学，熟悉洋人的规矩。容闳去了两个多月，回来时一脸愁容，连饭都没顾上吃，就去找曾国藩：“大人，美国旗昌洋行倒是愿意卖机器，可开口就要十万两白银，还说‘机器运到中国，要是被清廷查禁，或者你们自己不用了，我们概不负责’，态度傲慢得很，还说‘你们中国人根本不会用这些机器，买回去也是浪费’。”曾国藩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着，敲了很久，才说：“十万两太多了，咱们湘军的军饷都紧张，哪有这么多钱？你再去谈，就说八万两，要是他们不同意，咱们就找英国的怡和洋行，或者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总有洋行愿意卖。另外，跟他们说清楚，机器必须是最新的，要是有半点旧的、坏的，或者少了零件，以后咱们湘军的军火，再也不跟他们买，还要让上海的其他洋行都知道他们的品行，让他们做不成生意。”容闳拿着他的话去谈，旗昌洋行的老板怕失去湘军这个大客户——当时湘军是中国最大的军火买家，每年要从洋行买几十万两的武器，最终同意降价到八万两，还承诺负责运输和安装，保证机器到了就能用。
机器从美国运到上海，用了整整三个月——要跨过大西洋、印度洋，再经过马六甲海峡，一路颠簸。运到那天，曾国藩亲自去码头迎接，还让湘军士兵列了仪仗队，不是为了排场，而是为了让百姓们看看，中国也有自己的洋机器了。码头上挤满了人，有湘军士兵，有上海百姓，还有不少洋人来看热闹——有的洋人是来看笑话的，觉得中国人买了机器也不会用；有的洋人是来好奇的，想看看中国的军工工厂要怎么建。几艘大货船靠岸后，吊车开始卸机器，巨大的车床、铣床被吊下来，铁制的齿轮闪着冷光，阳光下像一块块巨大的银疙瘩，引得百姓们发出阵阵惊叹。曾国藩走上前，伸手摸了摸一台车床的外壳，外壳上还带着海腥味，像是刚从遥远的大洋彼岸赶来，还带着海水的气息。有个老工匠挤过来，叫陈阿福，以前是给洋人修船的，见过一些简单的机器，他小声问：“大人，这铁疙瘩真能造枪造炮？比咱们手工打的还好？俺们手工打铁，一天才能打一把刀，这东西一天能造多少？”曾国藩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阿福，不仅能造枪炮，还能造轮船，以后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洋机器了，再也不用跟洋人买了。这车床一天能造几十个零件，比手工快十倍还多，造出来的零件还更规整，枪炮的威力也更大。”陈阿福听了，眼里闪着光，伸手也摸了摸机器，像是在摸一件稀世珍宝，嘴里念叨着：“好，好，有了这东西，咱们就能造自己的炮，再也不用怕洋人和乱兵了，俺们工匠也能挺直腰杆了。”
工厂开工后，又遇到了新问题——工匠们不会用机器。曾国藩从广东、福建招募了一百多个熟悉洋务的工匠，这些工匠有的在洋行做过学徒，有的给洋人修过机器，可他们大多只见过简单的修船机器、纺织机器，对这种大型军工机器束手无策。有个工匠叫林阿狗，试着操作车床，想车一个炮管零件，结果不知道怎么调转速，零件刚碰到车刀就“咔嚓”一声断了。林阿狗急得直哭：“大人，俺不是故意的，俺实在不会用这东西，俺以前修的都是小船的零件，没见过这么大的机器。”曾国藩没有怪他，反而递给他一块手帕，安慰他：“没事，慢慢来，谁一开始都会出错。我年轻时学写文章，一篇文章写坏了几十张纸，才写出一篇好的。学机器也一样，多练几次就会了。”他只好又花重金，从美国聘请了五名技师，每个技师每月给两百两银子的薪水——这比湘军统领的薪水还高。可这些技师态度傲慢得很，每天只工作四个小时，到点就下班，还不愿教中国工匠，有的甚至故意把机器零件装错，让机器停工，想看中国工匠的笑话。有一次，一个叫约翰的美国技师，故意把车床的齿轮装反了，机器一启动就“嘎吱嘎吱”响，差点把车床的主轴弄坏。曾国藩知道后，没有发火，而是让人给技师们涨了薪水，还在工厂里建了西式宿舍，宿舍里有床、有桌子，还有洗澡的地方——当时中国人大多用木桶洗澡，西式宿舍里装了淋浴；还配了厨师，每天给他们做面包、牛排、咖啡，按洋人的口味来。他还让容闳每天陪着技师们聊天，给他们讲中国的历史，讲太平天国的战乱有多惨，讲百姓们有多盼着太平，讲工厂造机器是为了保卫国家、保护百姓，不是为了打仗欺负人。
时间久了，技师们渐渐被曾国藩的诚意打动。约翰后来找到曾国藩，手里还拿着一本机器说明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曾大人，我以前觉得中国人不懂机器，也不想学，只是想跟风买机器撑面子。可这几个月，我看到你们的工匠每天都在学，晚上还在宿舍里琢磨，看到百姓们经常来工厂外面看，盼着你们造出机器，我觉得我错了，我应该帮你们。”他主动提出教中国工匠操作车床，还把机器的图纸翻译成中文，标上中文注释，比如把“lathe”写成“车床”，把“mill”写成“铣床”。工匠们都很争气，白天跟着技师学，记不住就用炭笔在手上画，手上画满了齿轮、刻度；晚上回到宿舍，就围着煤油灯，把白天学的内容反复琢磨，有的甚至把机器零件画在纸上，拆了画，画了拆，直到记熟每个零件的位置。陈阿福以前没读过书，记不住技师说的专业术语，就自己编了口诀，把“车床”叫“转疙瘩”，把“铣床”叫“铣疙瘩”，每天嘴里念叨着“转疙瘩要顺时针转，转速慢了零件粗，转速快了零件断；铣疙瘩要慢一点，走刀快了铣不平”。不到半年，就有十几个中国工匠能独立操作机器了。曾国藩去视察时，看到陈阿福正在操作车床，车一个炮管的螺旋槽，动作熟练，零件车得又圆又光滑，比技师车的还好。他高兴地说：“阿福，好样的！以后这机器，就靠你们了！咱们中国工匠，一点都不比洋人差！”陈阿福笑着说：“大人，都是您教得好，您不怪我们出错，还花钱请洋人教我们，您让我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也能学会洋机器，也能造自己的东西，不用再看洋人的脸色。”
同治六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第一艘蒸汽轮船。曾国藩给它取名“恬吉号”，“恬”是恬淡，“吉”是吉祥，寓意“恬淡吉祥”，希望这船能给中国带来太平，带来吉祥。轮船身长十八丈，宽三丈，用的是蒸汽轮机，时速能达到十五里，比当时的帆船快了一倍多。试航那天，黄浦江两岸挤满了百姓，有几万人，有的站在岸边，有的坐在小船上，还有的爬到附近的树上，都来看中国自己造的轮船。“恬吉号”鸣笛启航后，烟囱里冒出黑烟，螺旋桨转动起来，溅起白色的水花，船身慢慢向前驶去，越来越快。百姓们欢呼起来，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喊着“中国有自己的轮船了”，还有的老人激动得哭了，说“俺活了一辈子，终于看到咱们自己造的大船了，再也不用怕洋人的船欺负咱们了”。曾国藩站在船头上，风吹着他的官袍，他望着两岸欢呼的百姓，心里感慨万千——从定厂址到买机器，从教工匠到造轮船，用了两年多，中间的困难数都数不清：有洋人的刁难，有工匠的不熟练，有资金的短缺，还有朝廷里保守派的反对，说“造机器是浪费钱，不如买洋人的船划算”。可现在，终于看到了成果，终于让百姓们看到了中国自强的希望。他想起林则徐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想起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原来这些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只要不放弃，就能实现，就能让中国慢慢变强。
那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恬吉号’试航，顺江而下，百姓观者如堵，欢呼声震江岸，连洋人都驻足观看，有的还竖起了大拇指。此非一艘船之成，实为中国自强之始。从前，咱们造枪靠手工，一锤一锤打，造一艘木船要半年；如今，咱们有了机器，能造铁船，能造钢炮，能造蒸汽轮机，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希望。往后，还要造更多的机器，办更多的工厂，让中国有自己的军工体系，有自己的航运体系，让中国不再受洋人的欺负，让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让国家能安稳发展。”他还让人把轮船的图纸用绸缎包好，放在一个紫檀木盒子里，盒子上刻着“此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恬吉号’图纸，子孙后代当惜之、继之、传之，勿忘自强之志”。夜深了，他还在书房里看机器说明书，说明书是英文的，很多单词他不认识，就对着《英汉字典》一个一个查，查到后用毛笔写在旁边，字迹工整，还标上了读音——他怕自己忘了，也想以后教给其他想学习的人。窗外的月光照在他身上，像给这位老人镀上了一层银辉，也照亮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前路——这条路虽然难走，满是荆棘，可只要有人带头走，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走，总有一天，能走到光明的地方，能让中国真正站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负。
七律·办制造
上海创设制造局，师夷长技志求强。
购来机器逾重洋，聘得技师授秘方。
工匠苦研通巧术，轮船新造劈长江。
浓烟直上云霄里，始见中华有自强。
第四十四章 派留学生出
同治十年春，南京的桃花开得正艳，两江总督衙门的庭院里，几株桃树开满了粉色的花，花瓣层层叠叠，像一团团粉色的云。风吹过，花瓣落在地上，像一层粉色的地毯，踩在上面软软的。曾国藩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份《筹议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章程》，反复看了好几遍，纸张都快被他翻得起毛了。这份章程是他和李鸿章一起草拟的，里面详细写了选派幼童的条件——年龄十二至十六岁，资质聪慧，能读书写字，品行端正，没有不良嗜好，身家清白，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人数——第一批三十人，以后每年派三十人，连续派四年；留学年限——十五年，先在美国家庭住两年，学习英语，再进学校读书，从小学读到大学；经费来源——从江南制造总局的经费里拨出，每年拨六万两银子，包括学费、生活费、路费。他想起半年前，容闳来南京见他，容闳穿着一身西式西装，手里拿着一本美国大学的画册，说“大人，要想让中国自强，光有机器不行，还得有会用机器的人，有懂机器原理的人；要想有这样的人，就得派子弟出洋留学，去学洋人的技术，学洋人的学问，学他们怎么造机器、怎么办工厂、怎么管国家。咱们现在造机器，很多零件还得买外国的，很多原理还不懂，就是因为没人会，没人学啊！”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想法好，可又担心——清廷会不会反对？保守派大臣会不会说“崇洋媚外”？百姓会不会不理解？毕竟“送孩子去洋人的地方读书”，在当时可不是件容易被接受的事，很多人都觉得“洋人是蛮夷，他们的学问是‘奇技淫巧’，学了会忘本，会变成‘洋奴’”。
果然，章程刚草拟好，就有幕僚反对。幕僚张锡庚是个老儒生，一辈子读“四书五经”，最看不起洋人的学问。他拿着章程，皱着眉头说：“大人，洋人素来狡诈，居心叵测，幼童年纪太小，心智还没成熟，去了洋地，没人管着，天天跟洋人在一起，怕是会被洋人的习俗同化，忘了祖宗规矩，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会帮着洋人欺负中国人。到时候学了技术也没用，反而成了‘洋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还有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说“上海、苏州一带的百姓，听说官府要送孩子去美国，都不愿意，有的甚至把孩子藏在柴房、地窖里，怕被官府带走。有的百姓还说‘官府是要把孩子卖给洋人当奴隶’，谣言传得很厉害，恐生民怨，影响地方稳定”。曾国藩没有动摇，他知道，要做一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要开一个新的先例，肯定会有阻力，肯定会有质疑。他让人去各省学堂挑选幼童，还亲自拟定了选拔标准，特意加了一条“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亲自写下保证书，承诺自愿送孩子留学，绝不反悔”。他还嘱咐选拔官员：“要是有百姓犹豫，就跟他们说清楚，留学费用全由朝廷承担，孩子在国外的吃穿住、读书都不用家里花钱，每年还能寄两封家书回来，让家里知道孩子的情况；学成回来后，朝廷会安排官职，最低也是知县，能光宗耀祖，比在家种地、做学徒强得多。”
选拔过程比想象中还难。在湖南湘乡，他的族弟曾广福有个儿子叫曾纪瑞，今年十三岁，读书很聪明，能背《论语》《孟子》，还会写一手好毛笔字，选拔官员觉得他很合适，把他的名字报了上来。可曾纪瑞的母亲，也就是曾国藩的族嫂，死活不同意。她拉着曾纪瑞的手，哭着说：“俺儿子才十三岁，还没长大，连湘乡都没出过，怎么能去那么远的地方？要坐几个月的船，要是遇到风浪，要是生病了，要是被洋人欺负了，俺怎么知道？俺怎么救他？再说，去洋人的地方读书，学那些‘蛮夷’的东西，要是忘了祖宗的学问，忘了怎么写汉字，俺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曾国藩亲自去族弟家劝说，他坐在炕边，拉着族嫂的手，族嫂的手因为常年做家务，满是老茧。他说：“嫂子，我知道你舍不得纪瑞，我也舍不得，纪瑞是个好孩子，我看着他长大的。可你想想，纪瑞去洋地学了本事，回来能造机器、办工厂，能让咱们中国不再受洋人欺负，能让湘乡的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这比守着纪瑞在家里读书，更有出息，更能光宗耀祖。再说，我让容闳跟着去，容闳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熟悉那里的情况，他会照顾孩子们，还会请中国老师，教他们读《论语》《三字经》，不会让他们忘本。每年我还会让孩子们寄家书回来，你能看到纪瑞的字，能知道他的情况，放心吧，我一定会把纪瑞平平安安带回来，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族嫂沉默了很久，看着曾纪瑞渴望的眼神——纪瑞从选拔官员那里听说美国有很多新奇的机器，早就想去看看，她终于点了点头：“就听大人的，让纪瑞去闯一闯，要是能为国家做事，要是能让咱们中国变强，俺认了，俺等着纪瑞回来。”
在广东香山，选拔官员遇到了更大的阻力。香山靠海，很多百姓靠打鱼、做水手为生，见过洋人，也听过很多关于洋人的谣言，比如“洋人会把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做药”“洋人会把孩子变成奴隶”。当地百姓听说官府要送孩子去美国，都以为是“官府要把孩子卖给洋人当奴隶”，纷纷把孩子藏起来。有个叫詹兴洪的穷秀才，家里有个儿子叫詹天佑，今年十二岁，很聪明，喜欢拆东西，家里的闹钟、油灯都被他拆过，还能装回去。选拔官员觉得詹天佑很合适，可詹兴洪也不同意，说“俺就这一个儿子，要是被洋人带走了，俺老了谁养？俺不能冒这个险”。曾国藩知道后，让人贴出告示，告示上用大号字写着“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为了学习洋技，强国富民，绝非卖孩子；朝廷会派专人护送，孩子在国外的生活由朝廷负责，每年可寄家书；学成归来，朝廷授官，光宗耀祖”。他还请了当地的乡绅郑观应帮忙，郑观应去过上海，见过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知道留学的好处。郑观应带着选拔官员去詹兴洪家，跟他说“兴洪兄，我去过上海，见过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那些机器能造枪炮、造轮船，都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可造机器的人太少，懂机器原理的人更少，所以才要派孩子去美国学。你家天佑聪明，喜欢拆东西，这是有天赋，去美国学造机器，回来肯定能有大出息，能造铁路、造大桥，让咱们香山的百姓不用再走泥泞的路，不用再怕洪水冲断桥。到时候你就是功臣的父亲，多光荣啊！”詹兴洪听了，又看了看詹天佑期待的眼神，终于同意了：“好，俺让天佑去，俺相信你们，相信曾大人，俺等着天佑回来造铁路。”
经过半年的选拔，终于选出了三十名幼童，最大的十六岁，叫梁敦彦，已经能写策论了；最小的才十二岁，就是詹天佑。出发那天，上海吴淞口的码头挤满了人，有送孩子的父母，有看热闹的百姓，还有前来送行的官员，比如李鸿章、冯焌光都来了。曾国藩特意从南京赶来，他穿着一身便服，没穿官袍，显得很亲切。他手里拿着一摞《论语》，都是线装的，每本都用红绸子包着，给每个幼童送了一本。他站在高台上，对着孩子们训话，声音很轻却很有力，能让每个人都听到：“孩子们，你们今天去洋地读书，不是去玩，不是去享福，是去学本事，是去为国家做事。你们要记住三件事：第一，不忘祖宗，你们是中国人，不管在国外待多久，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中国的文化，要每天读《论语》，要会写汉字，要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是谁的百姓；第二，学好技术，洋人的机器好、学问好，你们要好好学，不懂就问，不要怕吃苦，把他们的本事学到手，记在心里；第三，早日回来，你们的父母在等着你们，咱们中国也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回来，用你们学到的本事，让中国变强，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能做到吗？”孩子们都低着头，有的眼里含着泪，却还是大声回答：“能！我们记住了！”
曾国藩看着孩子们登上“海宴号”轮船，轮船是江南制造总局帮忙租的，挂着中国的龙旗。有的孩子拉着父母的手，舍不得松开，父母也在哭，反复叮嘱“要好好吃饭”“要好好读书”“要记得寄家书”；有的孩子好奇地看着轮船的烟囱、螺旋桨，眼里满是期待，问身边的容闳“美国有这么大的船吗”“美国的机器比江南制造总局的还大吗”。轮船鸣笛启航时，孩子们都跑到船边，趴在栏杆上，挥手喊“爹娘再见”“大人再见”“李大人再见”。曾国藩也挥着手，看着轮船渐渐消失在江雾里，江雾很大，很快就看不见轮船的影子了。他心里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他们能学成归来，成为中国的栋梁，为国家效力；担心他们在国外受欺负，担心他们适应不了洋人的生活，担心他们忘了自己的根。他对身边的容闳说：“纯甫，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你要多照顾他们，天冷了让他们加衣服，生病了让他们看医生，教他们学洋技，也要教他们读《论语》、写汉字，让他们既要学好洋技，也不能忘了中国的根。要是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容闳点头，眼里也有些湿润：“大人放心，我会的。我在美国待过，知道怎么照顾孩子，我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等他们学成回来，一定能为国家做大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不会让中国百姓失望。”
那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三十幼童赴洋留学，此为中国未有之创举，开中国留学之先河。虽前路未知，有百姓不解，有官员反对，有保守派质疑，然为自强计，不得不为，不能不为。洋人以机器强，以学问强，以制度强，咱们中国要想强，就得学他们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就得派子弟去学，去看，去悟。这三十个孩子，就像三十颗种子，种在国外的土地上，等他们长大，就能带回果实，带回希望，助中国脱弱变强，助百姓安居乐业。愿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些孩子能成为中国的栋梁，能造机器、办工厂、修铁路、办学校，能让中国不再受列强的欺负，能让中国的百姓都过上太平、富足的日子。”他还让人把幼童的名单抄下来，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白纸上，贴在书房的墙上，每个名字后面都画了一个小圈，他说“等他们回来，我就把圈涂满，算是给他们接风，给他们庆功，给他们接风洗尘”。月光照在名单上，那些稚嫩的名字——詹天佑、梁敦彦、曾纪瑞、林联辉……像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曾国藩的心里，也在中国的土地上，悄悄生根发芽。他知道，这些孩子，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就是中国自强的希望，就是中国摆脱落后、走向光明的希望。
七律·派留学
联名李公奏帝庭，请携幼童赴美行。
选士十三龄始冠，遣师二客道先鸣。
临行授卷传儒理，隔海牵心盼学成。
此去西洋求技艺，归来为国展长缨。
第四十五章 同治六任直
同治六年冬，南京下起了第一场雪，雪花不大，像柳絮一样飘下来，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却把空气衬得更冷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厂房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雪，像撒了一层白糖，机器的轰鸣声比平时小了些，工匠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手里还拿着暖手的铜炉。曾国藩正在工厂里视察新造的火炮，手里拿着一把卡尺，仔细测量炮管的厚度——炮管的厚度必须均匀，不然放炮时容易炸膛。他一边测，一边跟冯焌光说：“这炮管一定要做结实，咱们造炮是为了保卫国家，要是炮不结实，炸伤了自己人，那就得不偿失了。”突然有亲兵跑来，跑得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封明黄色的圣旨，圣旨用明黄色的绸缎包着，上面还系着红色的丝带。“大人，宫里来的圣旨，八百里加急，让您立刻回衙门接旨！”亲兵喘着气说。曾国藩心里一动，放下卡尺，跟着亲兵回了总督衙门。打开圣旨，上面的字迹是同治帝的老师翁同龢写的，写着“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即刻赴京任职，不得延误”。直隶是京畿重地，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等地，是清朝的“心脏地带”，直隶总督不仅要负责地方政务，还要保卫京城安全，相当于“京畿守护者”，地位比两江总督更显赫，是清朝“九大总督”之首。他愣了很久，手里的圣旨都快掉在地上——他没想到清廷会让他去管京畿重地，毕竟他之前剿捻失利，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的是京畿事务繁杂，关系朝廷安危，责任重大，一点都不能出错；激动的是清廷还信任他，愿意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她，没有因为剿捻失利就弃用他。
启程去北京赴任前，他特意回了一趟湘乡老家。老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土坯墙，黑瓦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树干更粗了，树枝上还挂着去年的旧灯笼。母亲江氏已经八十三岁了，身体很弱，坐在炕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看到他回来，拉着他的手不放，手背上满是皱纹，像老树皮一样，手指冰凉。“宽一（曾国藩乳名），你又要去远方做官，这次去的是京城，那么远，路上要走一个多月，娘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回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到你。”母亲的声音很轻，带着颤音，眼里还含着泪。曾国藩鼻子一酸，握着母亲的手，把母亲的手放在自己的怀里暖着，说“娘，儿子会好好照顾自己，路上会小心，到了直隶会给您寄家书，告诉您儿子的情况。等任期满了，儿子就回来陪您，陪您在院子里晒太阳，听您讲儿子小时候的事，吃您做的炒米、腊肉。”他还去了父亲曾麟书的坟前，坟上长满了青草，他让人把草拔掉，添了新土，还摆上了母亲做的炒米、腊肉，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到冰冷的泥土，冰凉的感觉从额头传到心里。心里默念：“爹，儿子要去直隶任职了，去守护京城，守护京畿的百姓，去为国家效力。您放心，儿子会好好做事，不辜负您的教诲，不辜负曾家‘耕读传世、忠君爱国’的祖训，不会给曾家丢脸。”离开老家那天，母亲让丫鬟包了一包家乡的炒米，炒米是用糯米做的，喷香，还包了一块腊肉，是母亲自己腌的。“这是你小时候爱吃的，带着路上吃，想娘了，就吃一口，就像娘在你身边一样。”母亲说。他接过炒米和腊肉，揣在怀里，心里暖暖的，走了很远，还能闻到炒米的香味。
抵达北京后，同治帝在养心殿召见了他。皇帝虽然才十四岁，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龙袍，龙袍上绣着五爪金龙，坐得很端正，手里还拿着一把玉如意。“曾爱卿，直隶乃京畿重地，关系朝廷安危，关系百姓太平，你到任后，可有什么打算？可有什么需要朝廷支持的？”同治帝的声音还带着稚气，却很认真，显然是提前跟老师翁同龢练过。曾国藩跪在地上，恭敬地回答：“回皇上，臣到任后，当以三件事为重：一是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清理积压的冤案，让官员们都能为百姓做事，不敢懈怠，不敢贪污；二是加强军备，训练直隶绿营，更换老旧的武器，让绿营能保卫京城安全，能抵御捻军、土匪的侵扰；三是治理永定河水患，永定河每年都泛滥，淹了百姓的田，毁了百姓的房，臣要修堤坝、疏河道，让两岸百姓能安稳种庄稼，不再受洪水之苦。臣不需要朝廷额外支持，只要朝廷相信臣，臣定当尽心竭力，绝不让京畿有失，绝不让皇上失望，绝不让百姓受苦。”同治帝听了，很高兴，笑着说“朕相信你，你是国家的栋梁，是朕的忠臣。你要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就跟朕说，跟军机处说，朝廷会支持你”。
离开皇宫后，曾国藩直接去了保定——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而不是北京，因为保定离京不远，又能兼顾直隶各地的事务。到了衙门，他没有先休息，没有先整理行李，而是让人把直隶各州府的官员名册、财政账目、冤案卷宗都搬来，堆了满满一桌子，桌子都快被压塌了。他坐在桌前，连夜翻看，油灯换了三盏，蜡烛烧了半盒。看到有的州府官员贪赃枉法，把朝廷拨的赈灾银挪作私用，用赈灾银盖自己的大宅子，买良田；有的官员懒于政务，百姓的冤案积压了几十件，甚至有百姓告了三年状，都没能立案，只能在衙门外哭；有的官员欺压百姓，强占百姓的田地，逼得百姓卖儿卖女。他气得拍了桌子，把账本扔在地上，账本摔开了，里面掉出一张银票，是官员贪污的证据。他怒吼道：“这些贪官懒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穿着官服，吃着百姓的粮食，却不为百姓做事，反而欺负百姓，压榨百姓，留着何用？简直是朝廷的蛀虫，百姓的祸害！”第二天一早，他就下了一道令，用大号字写在告示上，贴在总督衙门门口，也贴在各州府的衙门口：“凡直隶境内官员，若有贪污、渎职、欺压百姓、积压冤案者，一经查实，无论官职大小，立即革职；情节严重者，如贪污赈灾银、草菅人命者，交刑部查办，绝不姑息，绝不徇私！”他还让人在总督衙门门口设了一个“举报箱”，箱子是用铁皮做的，很结实，上面用红漆写着“凡举报贪官污吏、奸猾土豪者，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士兵工匠，无论实名匿名，都可投信，本官定会一一查实，为百姓做主，绝不泄露举报者信息”。
举报箱设下还不到十天，就有人投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保定知府王怀忠贪墨漕银三万两。举报信里写得很详细，说王怀忠在征收漕粮时，每石漕粮多收五升，还把朝廷拨的漕运经费挪走，给自己买了小妾，盖了花园。曾国藩亲自审理，派了三个亲信去查王怀忠的家产，结果在王怀忠的花园里，挖出来十几箱银子，还有从江南买来的绸缎、玉器、字画，都是价值不菲的东西。王怀忠一开始还抵赖，说“这些银子是朋友送的，是我祖上留下的，不是贪墨的”，可当曾国藩拿出他多收漕粮的账本、漕运经费的支出记录时，他才低下头，脸色惨白，说“臣知罪，臣不该贪墨漕银，不该欺压百姓，请大人饶臣一命”。曾国藩当即下令，把王怀忠革职，戴上枷锁，押解到京城交刑部查办，还把贪墨的三万两银子追回来，一部分用于修复永定河堤坝，一部分分给保定城里的灾民——当时保定刚遭了水灾，很多百姓没饭吃。百姓们听说了，都拍手称快，有的还在总督衙门门口贴了对联，上联是“曾公清正，为民除害”，下联是“贪官落网，百姓安康”，横批是“天下太平”。有个老农叫张老栓，带着一袋花生来谢他，花生是刚炒好的，还冒着热气。“大人，这是俺家地里种的花生，您尝尝，香得很。俺们保定百姓，终于有清官为俺们做主了，终于不用再受贪官的欺负了！”曾国藩接过花生，剥了一颗放在嘴里，花生又香又脆，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他说“老栓，不用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官就要为百姓做主，就要惩治贪官，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不配当这个官”。
除了整顿吏治，曾国藩最看重的就是治理永定河。永定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水流湍急，水里的泥沙很多，河道经常淤塞，每年夏天一涨水，两岸的农田就会被淹，房屋就会被冲毁，百姓们只能逃到山上避难，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他到任后，亲自去永定河考察，沿着河岸走了三天，从上游的宣化一直走到下游的天津，脚上的靴子都磨破了，袜子也湿了，裤腿上沾满了泥巴。他让人找来当地的老河工，老河工们都七八十岁了，一辈子跟永定河打交道，知道永定河的脾气。“大人，永定河的问题，一是泥沙太多，河道淤塞，水排不出去；二是堤坝年久失修，有的堤坝还是明朝修的，早就不结实了，一涨水就破；三是没有固定的防汛制度，百姓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涨水，不知道怎么防。”老河工头说。曾国藩点了点头，让人召集两岸的百姓，在每个村子都设了召集点，他亲自去跟百姓们说“只要大家愿意来修堤坝、疏河道，朝廷就给大家发工钱，每天五十文钱，管三顿饭，早饭有粥有馒头，午饭晚饭有菜有肉，让大家能吃饱，能养家。修完堤坝后，朝廷还会给每户百姓发两石粮食，作为补偿”。百姓们早就盼着治理永定河，听了这话，都积极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召集了上万民工，有的是父子一起去，有的是兄弟一起去，还有的是妇女也去帮忙做饭、送水。
修堤坝的日子里，曾国藩每天都去工地视察，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民工们光着脚在泥水里干活，有的脚被石头划破了，流着血，就用布条裹一下继续干；有的民工生了病，发着烧，也不肯休息，说“早一天修好堤坝，早一天能种庄稼，不能耽误”。他让人在工地旁搭了几间医棚，请来郎中给民工看病，郎中都是从保定城里最好的药铺请的，还准备了很多草药、药膏，免费给民工用。他还让人熬了姜汤，放在工地的各个角落，让民工们冷了能喝一碗暖身子。有一次，天下着大雨，工地里都是泥，民工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曾国藩也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工地上来回走，看哪里的堤坝需要加固，哪里的河道需要疏浚。他还特意嘱咐厨房：“每天给民工们加一顿肉，不管是猪肉还是羊肉，一定要让大家吃饱，有力气干活。民工们这么辛苦，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干活。”有个老民工叫李阿婆，快七十岁了，还在工地上给民工们做饭，看到曾国藩这么辛苦，感动地说“大人，您是大官，却跟我们这些老百姓一起淋雨，一起干活，您真是个好官，俺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官”。还有个老民工叫张老栓——就是送花生的那个老农，快七十岁了，还在工地上扛石头，石头很重，他扛着石头走得很慢，却很稳。曾国藩走过去，想帮他扛，张老栓却躲开了，说“大人，您是官，俺是民，怎么能让您扛石头？您的身子金贵，是为国家做事的。俺虽然老了，可还能干，只要能把堤坝修好，俺孙儿就能在田里种庄稼，不用再逃荒，不用再饿肚子，俺就满足了”。曾国藩听了，心里很感动，说“老栓，这堤坝不是本官一个人的，是咱们大家的，是为了咱们大家能过上太平日子。咱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把堤坝修好，一定能让永定河不再泛滥”。
经过半年的治理，永定河堤坝终于修好了，河道也疏浚了。新修的堤坝有两丈高、一丈宽，用石头做地基，用夯土做坝体，还在坝上种了柳树，柳树的根能固土，还能挡水。河道疏浚了三尺深，把里面的淤泥都挖了出来，运到田里当肥料。那年夏天，永定河下了一场大雨，雨下了三天三夜，降雨量比往年多了一半，可新修的堤坝却稳稳当当，没有一处决口，河水顺着疏浚后的河道，安安稳稳地流入大海。两岸百姓站在堤坝上，看着河水顺着河道流走，看着自己的田地没有被淹，都激动得哭了，有的还对着堤坝磕头，说“谢谢曾大人，谢谢老天爷，俺们终于不用再逃荒了”。他们在堤坝上插满了彩旗，彩旗是用红布、蓝布做的，在风里飘着，像一片彩色的海。他们还做了一块“万民伞”，伞面上用金线绣着“曾公治水，功德无量”八个字，派了十几个代表，敲锣打鼓地送到总督衙门。曾国藩接过万民伞，伞很重，上面绣满了百姓的心意。他说“这不是本官的功劳，是咱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是民工们辛苦干活，是百姓们支持，是老河工们指导，才有了今天的堤坝。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能安稳种庄稼，能过上太平日子，本官再苦再累，也值了”。
到了秋天，曾国藩又开始训练直隶绿营。直隶绿营有五万多人，是保卫京畿的主要兵力，可长期疏于训练，很多士兵连火枪都不会用，有的甚至吸食鸦片，身体弱得连弓都拉不开，跑几步就喘气。他下令：“凡绿营士兵，若有吸食鸦片者，限期一个月戒除，由营官监督，若到期仍不戒除，立即革职，永不录用；所有士兵，每天必须训练四个时辰，上午练火枪、练弓箭，下午练阵法、练格斗，不合格者，加倍训练，直到合格为止，训练不合格的，不给军饷。”他还亲自去军营督训，每天天不亮就去，穿着一身湘军的旧军装，跟士兵们一起站军姿、一起练队列。有个士兵叫刘勇，吸食鸦片多年，戒了几次都没戒掉，戒鸦片时浑身难受，像有虫子在爬，他想放弃，想逃跑。曾国藩知道后，没有骂他，而是坐在他身边，跟他说“刘勇，我年轻时也有缺点，也犯过错误，比如读书不用功，被父亲骂过很多次。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正。你还年轻，才二十岁，要是一直吸食鸦片，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还毁了自己的家，你的爹娘还在等着你回家，等着你养老。你好好戒毒，好好训练，以后就能保卫京城，为国家效力，让你的爹娘为你骄傲，这比什么都强。”刘勇听了，很感动，哭着说“大人，俺听您的，俺一定戒掉鸦片，好好训练，不辜负您的期望”。他每天都用冷水浇头，让自己保持清醒，难受的时候就咬着牙忍着，曾国藩还让人给他熬了戒毒的汤药，帮他缓解痛苦。三个月后，刘勇终于戒掉了鸦片，训练也很刻苦，枪法练得很准，还成了绿营里的标兵，能给其他士兵做示范。
那天晚上，曾国藩站在总督衙门的院子里，看着天上的圆月，月光洒在院子里，像一层薄薄的霜，很亮，能看清院子里的每一棵草。他想起自己到直隶已经一年了，吏治整顿了，贪官少了，官员们都不敢懈怠了，百姓的冤案也清理得差不多了；永定河治好了，两岸百姓能安稳种庄稼了，再也不用逃荒了；绿营也变强了，能保卫京城了，士兵们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懒散的样子。京畿之地安稳了，百姓们能过上太平日子了，他没有辜负清廷的信任，也没有辜负百姓的期望，更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他摸了摸腰间的玉佩，那是母亲给他的，玉佩是和田玉做的，上面刻着“平安”两个字，母亲说“戴着能保平安，能让你做事顺利”。他心里默念：“娘，儿子在直隶挺好的，您放心，这里的百姓能安稳过日子了，京城也安全了。等这里的事都办妥了，儿子就回家看您，陪您吃您做的炒米、腊肉，听您讲家里的事。”
七律·任直督
调任直隶承天眷，京畿重地担千钧。
严惩贪吏澄官纪，疏浚长河解民颦。
训练绿营强武备，安抚百姓固邦邻。
半年治得地方靖，不负君王不负民。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