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近代女性的觉醒华章

摘要：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中，无数仁人志士为挣脱封建枷锁、追寻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前赴后继。在这股洪流里，唐群英以女性独有的坚韧与智慧，既投身于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又率先举起女性解放的旗帜，用一生的实践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年禁锢，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兼具革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中，无数仁人志士为挣脱封建枷锁、追寻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前赴后继。在这股洪流里，唐群英以女性独有的坚韧与智慧，既投身于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又率先举起女性解放的旗帜，用一生的实践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年禁锢，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兼具革命勇气与女权意识的杰出先驱。

1871年，唐群英出生于湖南衡山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唐星照是当地有名的学者，家中藏书颇丰，这为她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女子的成长环境。彼时的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仍根深蒂固，“缠足”和“相夫教子”几乎是所有女性既定的人生轨迹，但唐群英的父亲却打破常规，允许她与兄弟一同入私塾读书。在四书五经的浸润中，她不仅习得扎实的文化功底，更从历史典故里读懂了家国天下的责任，而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宁死不屈，这些英雄故事在她心中埋下了“不甘平庸、愿为家国尽力”的种子。

少年时期的唐群英，便已显露出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当家人按照习俗为她缠足时，她以绝食抗争，坚决拒绝这一摧残女性身体的陋习；面对传统女性无才便是德的论调，她直言“女子亦有肩，亦能担道义”，主动研读经史子集，甚至偷偷练习骑射，渴望拥有与男性一样“为国效力”的能力。

1890年，19岁的唐群英遵父母之命嫁给湘乡荷叶塘的曾国藩堂弟曾传纲，这段婚姻虽遵循传统礼教，却并未磨灭她心中的壮志。在曾家的日子里，她接触到更多进步书籍，尤其是在丈夫支持下，开始阅读《海国图志》《资政新篇》等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逐渐意识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不仅需要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更要打破女性被压迫的现状。

1900年，丈夫曾传纲病逝，按照封建礼教，女性需“守节”度日，但唐群英却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离开曾家，重新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她变卖了部分嫁妆，资助家乡的贫困学子，同时积极联络当地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开始参与一些反清活动。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女性若想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必须先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0世纪初，日本成为中国进步青年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目的地，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志士纷纷赴日留学，组建革命团体。1904年，33岁的唐群英在堂兄唐维藩（时任清政府驻日公使参赞）的帮助下，毅然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西方民主思想，也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

在日本的日子里，唐群英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不仅钻研日语和近代科学，更积极参与留学生的革命活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唐群英得知消息后，主动找到孙中山，强烈要求加入。当时同盟会虽以“民主革命”为宗旨，却仍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女性加入持谨慎态度。唐群英据理力争：“革命不分男女，女子亦有救国之责，若同盟会只纳男子，何谈‘平等’二字？”她的坚定与热忱打动了孙中山，最终成为同盟会首位女性会员，也是同盟会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骨干。

加入同盟会后，唐群英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她不仅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各项会议，为革命策略建言献策，还主动承担起宣传工作，她在东京创办《女子白话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女性传播革命思想，呼吁女性“挣脱礼教枷锁，参与国家建设”；同时，她还组织成立“留日女学生同盟会”，团结更多女性留学生加入革命阵营。在1907年的同盟会会议上，她提出“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参政权利”，这一主张虽在当时未被完全采纳，却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埋下了伏笔。

除了宣传工作，唐群英还积极参与实际的革命行动。1908年，她受同盟会派遣，秘密回国联络会党，为武装起义筹集物资。在湖南、江西等地，她以“女先生”的身份为掩护，深入民间动员群众，甚至亲自参与策划起义方案。尽管多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但她始终毫无畏惧，用行动证明了女性在革命中绝非“附属品”，而是能与男性并肩作战的重要力量。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唐群英得知消息后，立即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队”，亲自担任队长。这支由数百名女性组成的队伍，虽无精良装备，却士气高昂。她们不仅参与物资运输、伤员救护等后勤工作，还直接参与战斗，在南京攻城战中，唐群英亲自率领队员攀爬城墙，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为南京光复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得知后，亲自为“女子北伐队”题词“巾帼英雄”，称赞唐群英“不愧是革命军中的女中豪杰”。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唐群英本以为男女平等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现实却给了她沉重一击，在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男性革命者们竟忽略了女性的参政权利，未将“男女平等”写入法律。面对这一不公，唐群英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率先举起“女权运动”的旗帜，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争权”斗争。

1912年2月，唐群英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争取女性参政权利为目标的组织。她亲自起草《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明确提出“女性应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公民权利”，并组织会员向临时参议院请愿，要求修改《临时约法》。在请愿过程中，她多次与参议院议员辩论，据理力争：“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男性的功劳，无数女性为革命流血牺牲，如今革命成功，却将女性排除在政治之外，这难道不是对革命精神的背叛？”她的言辞铿锵有力，打动了不少议员，却也遭到了部分保守势力的反对。有人嘲讽她“女子参政，有违礼教”，甚至有人威胁她“再闹就取消女性的一切权利”，但唐群英始终毫不退让，她带领女性代表多次包围参议院，坚持为女性争取合法权益。

除了争取参政权利，唐群英还积极推动女性教育事业的发展。她在长沙创办“湖南女子法政学校”，亲自担任校长，开设法律、政治、经济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人才；同时，她还在全国各地创办女子学校、女子报刊，呼吁女性“不仅要争取权利，更要提升自我，以知识改变命运”。在她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觉醒，主动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女性解放的思潮逐渐在全国传播开来。

然而，唐群英的女权斗争之路充满坎坷。1913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开始打压革命力量和女权运动，“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强行解散，唐群英创办的学校和报刊也先后被查封。面对袁世凯的威胁利诱，唐群英始终坚守初心，袁世凯曾派人送给她重金，要求她停止女权活动，她当场拒绝：“我为女权奋斗，不为个人私利，这笔钱你还是留给那些背叛革命的人吧！”此后，她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继续在暗中联络进步女性，坚持宣传女权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女性解放的呼声再次高涨。已近50岁的唐群英深受鼓舞，重新投身女权运动，她在长沙组织“湖南女界联合会”，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支持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她的影响下，湖南的女性运动成为全国的典范，不少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变革中。

晚年的唐群英，虽因常年奔波积劳成疾，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她回到家乡衡山，创办“衡山女子学校”，继续为女性教育事业贡献力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6岁的唐群英虽无力亲自参战，却仍积极动员家乡女性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妇女制作军鞋、筹集物资，为抗战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在衡山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她仍嘱咐身边的人：“一定要继续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女性能真正站起来。”她的一生，始终在与封建礼教抗争、与不公命运搏击，用热血与智慧为中国近代女性解放事业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