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转折点，王国维先生就曾言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西周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创设当属分封制。

众所周知，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非同一般，已然当了千年的邻居，在此期间彼此关系也发生了多次变化。

那么，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原王朝究竟和朝鲜是怎样的关系？又经历了哪些转变？

探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间分封和郡县关系的前提是,理解古代中国推行的分封制和郡县制。

需要指出，分封制和郡县制皆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促进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因为古代中国推行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皆是具有“国内属性指向”的制度，所以此处将分封和郡县关系放在同组讨论。

西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转折点，王国维先生就曾言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西周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创设当属分封制。

在武王灭纣后，周人任用纣子武庚治殷以安抚殷人、进行裂土封侯以稳定局势，其照顾各方利益的措施,可谓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其政治天才。

在周代以前夏殷两代，虽有共主之名，但各地氏族大都各自为政，随自然环境而生活。

商代虽有册封诸侯之事，但为数甚少，亦无统一之制度，大抵经商室共主册封之诸侯，则为中央势力，至各地众多氏族，则是任其自然发展。

因此当时诸侯与共主之关系，亲疏不一、叛服靡常，恒以共主势力之盛衰为转移。正是有鉴于此，在牧野之战完败殷商后，西周发明了分封制来掌控广大的统治区域。

分封制的手段和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天子册封其王室宗亲、功臣以及臣服于周朝的殷商贵族为诸侯，去统治管理更加遥远的部族。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分封关系即源自于此。箕子原属殷商贵族，周武王灭商后，箕子退守朝鲜半岛，武王因而封之箕子朝鲜。

箕子进入朝鲜半岛，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殷商文化,促进了朝鲜半岛文明的开化。

据韩百谦《箕田考》的记载,殷商的农业技术对古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受先进的殷商文明影响，朝鲜半岛颁布实施了其最早的成文法“犯禁八条”。

西周推行的分封制，打破了原先自然形成的血缘部族格局，使周天子的权力通过宗族组织覆盖到整个天下，实现了从邦国林立到统一大国的政治过渡。

对于西周封建的意义，沈长云评论道:“西周封建国家的出现，正是促使我国上古万邦林立的政治格局，转向以后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结构的中间环节”。

然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事物往往走向自身的反面。

至春秋战国时期曾经维护王权统治的宗族血缘关系，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成为王权旁落和社会动荡的根源。

昔日拱卫周室的诸侯，现在成为了不断侵蚀王权的列国，国家陷入礼崩乐坏的无秩序状态。

正因如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开始了新型的央地关系。此举是当时历史的进步，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而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则有两点可供参考:其一秦朝吸取了西周分封制导致分裂与动乱的历史教训;其二秦朝为应对内外部的现实挑战，内部是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外部是为更有效组织人力物力抗击匈奴的侵犯。

汉朝取代秦朝后,为了避免像秦朝一样二世而亡,统治者推行了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

但是需要指出，秦朝的迅速灭亡并不是推行郡县制的结果，而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据《史记》记载，“汉朝辽东郡太守与卫满约定，卫满做汉朝的外臣，保护塞外蛮夷部族”。卫氏朝鲜因此成为了汉朝的封国。

然而至卫右渠时，卫氏朝鲜非但未履行封国义务，反而侵略和招降周边势力,阳拦其他部落小国朝见汉天子,严重威胁了汉朝边疆安全利益。

因此，汉武帝出兵灭亡卫氏朝鲜后，即在其故地设置了汉四郡，希望通过郡县制来稳定和发展朝鲜半岛，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郡县关系即由此开始。

不同于带有强烈“国内属性指向”的分封和郡县关系，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属国和宗藩关系,是由古代中国国内延伸而出的、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是具有“国外属性指向”的关系，所以此处将两者放在同组讨论。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属国关系，开始于郡县制度在朝鲜半岛的消亡期，即高句丽完全吞并汉四郡后与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

属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即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向边疆地方政权推行羁縻政策。

羁縻政策，即运用军事和政治压力加以威慑的同时，又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予以抚慰，属于笼络边远少数民族以保持边疆安宁的统治政策。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属国关系，正是中央王朝推行羁縻政策的结果、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形成宗藩关系的过渡性阶段。

西晋永嘉之乱后，高句丽吞并乐浪郡，汉四郡至此灭亡。

当时，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局势混乱，古代中国进入五胡乱华时期，朝鲜半岛三国开始领土争夺战时期，高句丽乘机向古代中国东北扩张。

东晋偏安一隅，只得面对国家分裂的既成事实，甚至不得不倚仗朝鲜半岛政权，使其在进献马匹等战略物资的同时，牵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据《宋书》记载，“晋安帝义熙九年，以高句丽王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十二年，以百济王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

高句丽和百济虽然仍接受晋室册封，但是实际上早已成为独立王国。

“高句丽在中央设置国相、中畏大夫、评者等三大官职，在地方实行五部三京制;百济推行六佐平和十六等级官制，地方统治机构是五部五方制”。

至唐朝时,羁縻政策成为制度正式推行。唐高祖专此下诏:“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祇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

自此，古代中国继续实施并完善了此制度。至明太祖朱元璋宣布不征之国时，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在羁制度下形成的属国关系，正式被确立为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宗藩关系。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确立后，明朝将高置于不征之国首位，坚持不干涉其内政。

李氏朝鲜取代高丽后，明太祖朱元璋赐其国号朝鲜。在此后数个世纪中，明朝与朝鲜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宗藩关系。

明朝和朝鲜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儒家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刻影响，朝鲜被冠以“小中华”之称。在 15 世纪之前,朝鲜半岛和中国同样使用汉字。

朝鲜最古老的正史《三国史记》即使用汉文编撰而成。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自明太祖主动确立至清末被日本强迫切断，其间共经历了五百余年时间，对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天净绪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