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体见面会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您曾公开表示，很多重大决定都是一拍脑袋，那这次云南的项目，又是一个“一拍脑袋”的决定吗？

作者：喻汀

3月31日，一向低调的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现身云南普洱景东彝族自治县。

彝族同胞载歌载舞，手持感谢的横幅，夹道欢迎钟睒睒的到来。

一年前，这片山脚下的土地还是荒芜一片；一年后，一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如今已经正式投产。

这一切，都归功于钟睒睒。过去一年，他在云南陆续捐建了5座现代化茶厂，每家捐赠超2000万。

媒体见面会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您曾公开表示，很多重大决定都是一拍脑袋，那这次云南的项目，又是一个“一拍脑袋”的决定吗？

他幽默回答，“基本上是，但拍了两次脑袋”。

回顾这位商业大佬的过往，他做出过很多次的战略选择——尽管他自谦地称之为“一拍脑袋”——我愿称之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孤勇。

1对农业有感情

1954年12月，钟睒睒出生于浙江省杭州一个书香门第，却注定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泥腿子”之路。

1960年代，钟睒睒的父亲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了诸暨农村老家，只读了4年小学的钟睒睒被迫辍学，跟随父母回到老家生活。

特殊年代里，这个城里孩子在农村一扎就是17年。从8岁到25岁，他跟着泥瓦匠和木匠学手艺、干活，做了17年的农民。

许多年后，钟睒睒忆及当年，分享了一个故事：父亲当年在农村劳动改造，晚上睡觉时会在腰上绑一块塑料布，里面放着番茄种子，然后用体温催芽，就是为了让番茄提早一个星期上市。

“我生在这样一个农民家庭，这种（对农业的感情）是受家庭影响的，是潜移默化的。”

1977年，高考恢复，钟睒睒也跃跃欲试，可小学就辍学的他，接连两次落榜。

不久后，25岁的钟睒睒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国家在各省建立了“电大”， 为没考上大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9年，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现浙江开放大学）中文系招生，钟睒睒成为第一批学生。

毕业后的钟睒睒，先后就职于浙江省文联、《江南》杂志社，不久又进入《浙江日报》农村部，成为一名记者。

早年的农民经历让他特别能吃苦，他时常奔波于浙江各个村镇间采访报道，逐渐历练成为“最懂泥土的笔杆子”。后来《浙江日报》这样评价，最会写的浙商，恐怕非钟睒睒莫属。

在《浙江日报》的几年间，他采访了几百名杰出人物，不仅了解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态势，也建立了广泛的人脉。这段记者生涯的淬炼，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建立，引发了一波海南淘金热。

钟睒睒纵身跃入海南商海，成为浙江省新闻记者“下海”第一人。

带着理想主义的钟睒睒，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私营报纸《太平洋邮报》，希望它能走出国门，立于世界。然而这份盛满雄心壮志的报纸，只办了几期就潦草收场。

之后他又尝试种蘑菇、养对虾，但均以失败告终。彼时的钟睒睒已是身无分文，但宁负千金债，不欠锄禾人，他东拼西凑，借钱也要把农民的工资结清。

1996年，他拿下千岛湖水的独家开发权，正式进军饮用水市场，农夫山泉自此诞生。

此后钟睒睒涉足多个领域，2021年，从农民白手起家的钟睒睒，以3900亿元的财富首次问鼎中国首富宝座。

可不管是做水、搞养生，还是生产疫苗，他心之所系的，始终还是农业。

2坑一个一个踩出来的

尽管做过17年农民，但真正开始“死磕”农业，还要从2007年说起。

那一年，“世界橙乡”赣州安远的脐橙遭遇危机，大量橙子滞销，堆积如山的果子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当地县长亲自找到钟睒睒求助，这恰好撞上了他筹备已久的橙汁产品计划——在亲自尝过赣南脐橙后，一拍脑袋，他当场决定投资建榨汁厂。

谁知这一拍脑袋背后，是一场又一场昂贵的试错课。

先是新建的工厂选址在县城边缘，饱受断水断电困扰；随后是斥巨资引进的进口榨汁设备效率低下，最终沦为废铁；更令人头疼的是，榨出的橙汁总有怪味，后来才发现是工业杀菌产生的柠檬苦素。

为破解难题，钟睒睒跑遍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巴西、美国等国求教，却被外国专家当面嘲讽：“你脑袋进水了？你不知道脐橙不能榨汁吗？这是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难题！”

面对重重打击，钟睒睒选择迎难而上：认准的事，错了也要把它做对。

他带着团队从零学习农业知识，与果农同吃同住7年，终于在2014年攻克世界性技术难题，成功推出17.5°NFC橙汁。

然而考验接踵而至。2015年，赣州爆发“柑橘界癌症”黄龙病，三年间百万亩橙园化为乌有，无数人的心血付诸东流。

面对与美国佛罗里达同样惨烈的场景，钟睒睒自掏腰包补贴果农，给果农吃下定心丸，接着组建专项组培育脱毒苗。又是7年奋战，终于攻克了这个世界性难题。如今赣南橙园重现生机，曾经处于贫困线的果农年收入超20万元，4000多户实现小康。

这种农业攻坚的执着延续到了全国：除了江西赣州，钟睒睒在新疆也建了助农种植基地。从种植、回收到加工，用了10年的时间，农夫山泉的17.5°苹果才得以上市。

除此之外，农夫山泉在东北香米、四川软籽石榴、阿克苏金冠苹果等多个农业项目持续拓展。即便农业板块长期亏损，钟睒睒仍坚持投入，这一次，他又把战场转向了云南茶产业。

3拍了两次脑袋

2011年，当农夫山泉推出东方树叶茶饮时，或许已埋下云南故事的伏笔。13年后，站在普洱茶山上的钟睒睒，终于读懂了这片土地的矛盾与馈赠——云南既是“天选茶乡”，又是产业洼地。

在去云南助农之前，钟睒睒也有过纠结和犹豫，可真的到了实地考察后，他被震撼了。云南自然资源丰沛，别的地方的茶叶是种出来的，而云南的茶是自己长出来的。

茶农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农，守着金山却过着苦日子：鲜叶收购价每斤仅2—3元，辛辛苦苦种茶，漫山茶叶却因滞销腐烂，年轻人被迫外出谋生。像文章开头提到的景东县，人均收入只有1.4万元。

这种撕裂刺痛了钟睒睒的神经。

他“拍了两次脑袋”，最终决定出手：首先与当地毛茶初制厂合作，大量收购茶叶，并主动把价格提到了4块钱一斤，高于市场价的2.8元，用真金白银筑起价格护城河。

但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在当地留下先进的标准化生产理念和做法。

于是钟睒睒斥资1亿元，在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捐建5座现代化茶厂，引入国内最高标准的生产线，帮助茶农标准化生产，不再靠天吃饭。

农夫山泉把最好的生产设备、生产方式、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茶农，为当地带去一种产业化发展的“农夫方案”。同时对茶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首先就是严格限制农药的使用，并且在收购时对茶叶的品质和产量都有着高标准，不达标不能合作。这些严苛要求，也倒逼传统茶产业升级转型。

效果立竿见影：

过去因为没有销路，茶农只做一季茶，和农夫山泉合作后，茶园采摘季从一季延至三季，土地产能被彻底激活。茶农左大姐，半年内收入增加了10%，更让她欣喜的是，外出打工的子女看到了茶产业的希望，准备回家发展。

去年农夫山泉在云南收了6个亿的茶，当地因此建起了20多家工厂。

一家当地茶厂因为农夫山泉的入局，年利润暴增400万，钟睒睒得知后表示，“比我自己赚钱更高兴”。

谈及捐建厂房的初衷，钟睒睒坦言，是希望能够让周边几千户农民能够不愁卖茶，能够为当地的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而未来，他还有更大的雄心，他希望把云南茶推向国际。

云南的普洱茶虽好，可国际上并不认可，因为茶农种植没有统一的标准，老外每次检测出来的黄曲霉素含量都不一样。钟睒睒要做的，就是让云南茶工业化、标准化，让云南茶香飘向世界。

4与农民同频共振

回望18年的助农之路，每一次，钟睒睒都在不遗余力地授人以渔。

在赣南橙园，他引入“狗侦探”，用生物进行病害检测；在新疆果园，他率队研发苹果无毒苗，帮助果农提高苹果质量和产量……

他不仅给农民兄弟托底，还教会农民科学种植，更是为农村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农民有了产业，有了学习能力，便能更快地走上致富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因为自己做过农民，他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因此能够带着问题意识，直指中国农业产业的核心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他也多次提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放眼世界，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不高，农民收益率还很低。以茶产业为例，在去年的《对话》节目上，钟睒睒提到，在中国一个农民最多只能管2亩地，但日本农民一个人却可以管理50亩。

“这就是工业和科技的差距，也是追赶的方向。世界市场需求广阔，中国农业前景光明，未来市场空间还大有可为。”

“中国在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是一下子从农耕文明跳到工业文明，然后我们是卫星、高铁、房地产、白色家电一起上的，但是我们要去补课的。中国为什么农业有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在全世界国家当中，非常非常稀少的。但真的是需要长期有人，包括我们现在的高等院校，要把论文变成产品，要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扎实实到地头去，到田头去，到山里去，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地基打扎实。”

而农夫山泉要做的，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农民不易，农业也不易，踏踏实实做农业的企业更加不易。同行的人本就不多，嘲笑者、质疑者更有之。

面对“做农业不上档次”的质疑，古稀之年的钟睒睒在镜头前笑得坦然：“农夫山泉就是一家农业企业”。

“企业家就应该来解决产业问题，扶持整个产业，不仅是帮助农民，也是帮助一个国家竞争力”。作为成长与受益于土地的企业家，就是要履行这样的社会责任，与农民同频共振。与农民在一起，就够了。

这位总爱“一拍脑袋”的大佬，就这样近乎执拗地与农业“死磕”了18年。

有人说他冲动，也有人笑他疯狂，殊不知，这些一拍脑袋的决定背后，恰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对农业的满腔赤诚。

来源：最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