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茅盾文学奖是茅盾文学传统最持续最重要的当代传承方式。官方大奖因茅盾打上特殊的个人化文学烙印，茅盾的文学英名和茅盾文学传统借此更加发扬光大。从茅奖评审过程和结果看，基本上存在着主流现实主义优先、批判现实主义隐匿、现代主义缺席的现象。既家国天下，又个人本
内容摘要：茅盾文学奖是茅盾文学传统最持续最重要的当代传承方式。官方大奖因茅盾打上特殊的个人化文学烙印，茅盾的文学英名和茅盾文学传统借此更加发扬光大。从茅奖评审过程和结果看，基本上存在着主流现实主义优先、批判现实主义隐匿、现代主义缺席的现象。既家国天下，又个人本位，是更准确更丰富更全面的茅盾文学传统。优化和改进茅盾文学奖评选，可以尝试弱化其革命家兼文艺家的社会身份，虚化茅盾文学的实体内容，淡化对其宏大叙事、史诗风格的刻板审美，把茅奖作为一种文体高峰、符号化荣誉，使其更开放、更多元、更权威。
关键词：茅盾；茅盾文学传统；茅盾文学奖；现实主义；史诗风格
茅盾文学奖是“茅盾文学传统”最制度化的、最持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当代传承方式。学术界对这个话题时有直接间接的关注。本人曾经担任过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应报刊邀约发表过相关评价文章。[刘川鄂：《各有所长 各有缺憾——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札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第76～80页。《文学是通往美丽人生的桥梁——写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35周年之际》，《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8日，第12版。] 多年过去了，此后茅奖又评了两届，相关话题一直争论不休，讨论主要围绕评审机制、评审过程、评审结果等方面。本人从文学评奖与文学史评价关系角度持续关注这个问题，此文即关于茅盾文学传统与茅盾文学奖关系的个人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以制度化方式强化茅盾文学传统
作为中国新文学最早的实践者之一，茅盾的长篇小说创作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建构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注重题材和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统一，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严密完整，是茅盾小说的“标配”，并开创了自20世纪30年代影响至今的“社会剖析派”风格的创作。
1949年之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参与创办《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报刊，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奠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六大家”的文学史排序中，茅盾位列前三。1956年2月2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说：“鲁迅的创作开创了整个新文学的历史，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切文学遗产中对我最亲切的，也是最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首先认真地加以研究。郭沫若的《女神》开辟了一个新诗的时代。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
这是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政府意见的关于现代作家最早的一个排名，也是执政党力图确立思想文化秩序的结果。
六大家排序兼顾创作先后和文学贡献，本各有千秋，前三后三自然停顿，且简称基本押韵，无形中分成了两个小组。
当然，第一组文学史评价更高。除了创作成就被认为更突出，还有就是其政治身份更接近主流。巴老曹被归属为“同路人”，显出与前者有一定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被学术界重视的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自由派作家，在“六大家”初步确立的20世纪50年代，要么籍籍无名，要么被文学史排除在外，此后也大致不在一个量级。
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以其捐献出的25万元稿费为本金，设立了茅盾文学奖（以下为行文简洁，多简称为“茅奖”），当时规定每三年评选一次，后改为四年一次。每届评选出评选年限内、字数在13万以上、不超过5部的长篇小说，旨在推出和褒奖当代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
征集工作由评奖办公室组织实施，具体过程为：经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后，向全国各省市区的作协、各行业文协、全国各有关出版单位和大型文艺杂志社发出作品征集通知，在规定期限内向评奖办公室报送符合评选要求的参评作品。
各地作家协会和原发刊物、出版社都有推荐资格，有不高于5个的推荐名额。因此，入围茅奖的条件很宽泛，近几届每次都有200多部作品入围。
社会上一些不明就里者把“入围”当作一种很高的荣誉，某些入围者在个人简介、新作推介等场合也特别提及并居此自傲，其实是当不得真的。入围作品水平一般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只相当于业余爱好者习作。从入围到前10获提名奖，再到最终前5获奖，有很长的路要走。淘汰率极高。
自2011年起，由于李嘉诚先生的赞助，茅奖的奖金从5万提升到50万，成为中国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严格地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没有之一——因为长篇小说是重文体、大文体、无所不包的文体。
但同时，更严格地说，它又只能算当代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因为无论长篇怎么重、怎么大、怎么包容，每一种文体都有它独特的规约性和独特的审美魅力。何况中篇、短篇、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翻译等奖项共同拥有一个更响亮的命名：鲁迅文学奖。
就作家的文学成就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力而言，鲁迅高于茅盾；而就作家命名的全国性政府文学奖而言，茅奖的话题分量与奖励额度高于鲁奖。这就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奖项制度方面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茅盾在文学圈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超过了巴、老、曹等后续几位文学大家，与体制化的茅奖的关联，不言而喻。
茅奖设立的初衷和其特殊性由国家权威所保障，同时它也是“国家文学”的特定表达，“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主旋律”原则深深烙印在茅奖之中。
正因为如此，要求茅奖获奖作品在内容上尽量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在艺术上具备历史的纵深度和厚重感，在思想内涵上表现积极向上、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追求，而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茅奖评选的作品在题材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现实主义题材、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作品占了大半。
除了主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表现手法方面亦有趋同之处，追求宏阔的结构，对社会进行全景式描写，展现历史进程中重大事件。茅奖倡导并肯定的是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精神，紧跟国家战略思想的作品，在历届获奖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特点。
获奖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导向能起到示范作用。正是第一届茅奖的成功举办，大力鼓励了后面作家的创作，他们会更倾向于向获奖作品靠拢，向评选标准靠近，获奖作品的示范作用很明显。
优秀的作家作品会被其他人学习、借鉴和效仿，影响其他作家创作。文学评价系统首先要充分考虑作品的价值。一部作品被像茅奖这样著名的文学奖认可，在价值观念上已经证明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还可能因此获得更多读者、评论家的关注与青睐，作品的社会影响及经济效益均得以增值。
文学评奖会带来明显的刺激、激励作用。在肯定创造、激励新人、锻造经典、引领阅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其所产生的“明星效应”，成为信息时代“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作家都以把自己的名字跟茅盾贴在一起为荣。很多作品在获得茅奖后立即广受关注，畅销且长销。作家获奖赢得荣耀，社会热度会随之升温；获奖作品改编为影视特别注明，也扩大了茅奖在文学圈外普通受众群的影响力。
2015年8月初一位外审评委说作家一旦获得茅奖，直接经济效益会超过500万，包括中国作协奖金，地方省、市奖金和出版社的版税、改编权等。
可以看出，官方审美趣味、精英审美趣味和大众审美趣味在对茅盾文学奖的主导权争夺中，官方审美趣味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茅奖深受“茅盾风格”或者说“茅盾文学传统的”影响，不论是主题、表现手法还是作品体量都偏向宏阔的表达，青睐鸿篇巨制，这也使得茅奖的获奖作品比较趋同，不够多样化。茅奖因茅盾打上特殊的文学烙印，茅盾因茅奖而更加出圈，茅盾的文学英名和茅盾文学传统，借此发扬光大。二者互为因果，相生相伴，双赢双伤。
茅奖设立的初心——奖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希望借此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盛。
首届茅奖评选的是1977年至1981年的作品，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年限为2019年—2022年，前后45年。至今共有53部长篇小说获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同步。获奖作品是否代表了四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见仁见智，争议不少。
不言而喻，这段时期的很多好作品在获奖名单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刘心武的《钟鼓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王安忆的《长恨歌》、宗璞的《东藏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推拿》、熊召政的《张居正》、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苏童的《黄雀记》、金宇澄的《繁花》、东西的《回响》等。
不管对它们的评价有多少差异，但绝大多数对当代文学有基本了解的读者和评论家都会认同它们的确是同时期的佳构，必然会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
最佳作品或者代表作参评未能获奖的作家们，凭他们“次好”或较好的作品也进入了这个当代文学奖的最高殿堂。
如以极端题材、极度想象、极致夸饰而“飞得最高最远”的莫言，如写出“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的当代中国文学杰作《古船》的作者张炜，如创作数量可观、质量位居前列、始终叫好又叫座的刘震云，如将现代派技巧与敏锐的思想有机融合的王蒙，如以《羊的门》塑造了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性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的作家李佩甫等等。
这些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尽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代表作没有获得茅奖，但凭借“次好”或较好的作品获奖也是幸事，算是一种弥补遗憾的善举。
有人据此认为茅奖有由优秀作品奖变为作家终身成就奖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佼佼者跻身于获奖者阵营，远比被永远排斥在奖项之外更值得赞赏，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茅奖的含金量。这些获奖作品未必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但是这些作家肯定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座上宾。
不过，这个名单里缺少下列作家作品，构成了茅盾文学奖永远的遗憾：铁凝的《玫瑰门》反思男权文化，揭示女性困窘的生存状态与传统封建文化及社会性别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直抵文化病灶和人性暗区，冲击了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和鉴赏经验；近几十年最能激励读者“正能量”的作家之一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跨文体的繁丽与智慧之作，文学含量与思想并重；看上去很美、很纯、很好玩的王朔和他的《玩的就是心跳》等长篇，在批判伪、假、空的“宏大叙事”方面功不可灭；“浪漫骑士、行吟诗人、文学思想家”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写出了人的无限可能性；作品走出国门最多最远的当代作家之一的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90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其价值毋需多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把文本的意义维度指向难以言说的语言，在社会、文化、语言层面解说人的命运，使民族寻根走向了人类寻根，其深邃的思想含量和新颖的文体创新为20世纪文坛增加坚实的重量。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在历史审视和人性拷问上异常出色，叙述语言简约洁净、充满张力。
现代社会文学交流频繁。文学评奖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评奖是一种肯定和鼓励的积极方式，实现对文学艺术的规范和引导，讲究时效性。对作家作品予以奖金奖章的奖励，是肯定作家作品创造性劳动的特殊方式、醒目方式、民主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评价和经典地位的确立。当然，文学评奖并非文学史评价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文学史评价有其独立且完整的评判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茅奖作品被评论家和读者纷纷吐槽的原因。
二、茅盾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茅盾文学奖
国家文学的国家评比，直接导致了评选作品在题材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主题方面的主流化和正面性。
茅盾文学奖的创设初衷和制度规定是由国家权力赋予中国作协所掌控的，它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定文学表达，它承载着很多的社会道德功能、价值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体制主导性，“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主旋律”的原则深深烙印在茅盾文学奖之中。正因为如此，要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内容上尽量能够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在艺术上能够具备历史的纵深度和厚重感，在思想内涵上表现积极向上、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追求。
现实主义题材、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作品占了大半。例如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有《冬天里的春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都市风流》《骚动之秋》《英雄时代》《湖光山色》《历史的天空》《江南三部曲》《繁花》《人世间》等，历史题材的有《李自成》《张居正》《白门柳》《金瓯缺》《少年天子》，战争题材的有《东方》《浴血罗霄》《第二个太阳》《牵风记》。
当然这三个题材之间还有交叉的部分，并不能完全单独分开，但这三个题材的作品占了这十一届茅奖的绝大部分。除了主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表现手法方面亦有相同之处，比如追求宏阔的结构，对社会进行全景式描写，展现历史进程中重大事件。
《白鹿原》以主人公白嘉轩为叙述核心，以白、鹿两家的恩怨纠葛为叙述主体，以白、鹿两大家族的权力更迭展现政治运动和时代变迁，表现白鹿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无字》以吴为的人生经历作为线索，讲述吴为家族四代女性的婚姻故事。在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背景下展现人物的人生际遇，同时通过人物的遭遇描绘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人世间》以周秉昆的一生、周家三代人的生活为纵向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时间跨度长，涉及“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这三个大的社会变化；描写人物丰富，包含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山村农民等。小说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百姓生活，既体现了改革进程的困难，也表现了时代政治对百姓生活的影响。这几部作品有一个共通之处——运用宏大的结构，描写广阔的历史，展现时代的风貌，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融会于作品之中。
茅奖似乎偏爱多卷本的鸿篇巨制。如魏巍的《东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火的《战争和人》、张洁的《无字》、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梁晓声的《人世间》。姚雪垠五卷本的《李自成》以第二卷获得茅奖，徐兴业的《金瓯缺》一共有四册，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册获得茅盾文学奖，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的一、二部获奖，《东藏记》是系列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部，熊召政《张居正》是四卷本，张炜的《你在高原》共有十本。第10届、11届的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李洱的《应物兄》、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也都是大部头。十一届茅奖一共评出53部小说，大部头比例高达四分之一，可见茅奖的偏爱。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题材重大，都需要《子夜》式的甚至超过《子夜》式的大篇幅来展现。
茅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大奖，有自己的美学倾向和偏好。“这并不是有谁在规定或暗示或提倡或布置，而是一种审美积累过程，代代影响，从多届得奖作品看来，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关注。”[雷达：《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第1期，第1～5页。]
作为政治化的文人，茅盾开创了现实主义精神和史诗风格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传统，此即茅盾文学传统或“茅盾模式”的主要内涵。有学者推测评委会具有根深蒂固的“茅盾传统”情结，名之为“茅盾模式”。
王嘉良认为，就模式的独特性及对新文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言，“茅盾模式”体现了不可替代的范式意义。具体表现为积淀深厚的现实主义（方法）传统、气势阔大的创作“史诗传统”、注重社会分析的“理性化”叙事传统等等三个方面。[王嘉良：《论“茅盾传统”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范式意义》，《茅盾研究第七届年会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不论是对评选的思想标准还是艺术标准的实践，评委会都以“遗嘱”与“条例”为原则。缘于评委会根深蒂固的“茅盾传统”情结，评审中依赖于“全景、宏大和理性”的史诗叙事，对“个人化写作”与创新“谨慎”处理，尽可能地接近他们所想象的茅奖“目标”。
茅奖以茅盾的名义、以茅盾文学传统的名义，将主流现实主义、史诗品格、宏大结构，作为评奖的潜在定律和“集体无意识”。
学者任东华长期致力于茅奖研究，据此提出“茅盾文学奖美学”概念，认为茅奖已经初步建构了自己的审美逻辑。他概括说，茅奖美学的“基础”主要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精神主潮，以及“全知视角”“正面的价值取向”“新现实主义”和“史诗传统”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和共通的思维精神构成，各因素处于不同系统中，彼此发生着深刻联系。[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0～151页。]
因为“茅盾文学传统”，茅奖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任美衡：《评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第89～95页。]，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奖”，几乎成为史诗体现实主义主流叙事的代名词。
据统计前十届48部“茅奖”作品题材：新中国题材24部、民国题材10部、革命历史题材9部、历史题材5部。“这样一种题材划分的依据时而是作品所涉内容发生的时间，时而是作品内容本身，逻辑虽不统一但却比较直观清晰。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现实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潘凯雄：《培育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茅盾文学奖 40 周年刍议》，《南方文坛》2022年第1期，第19～24页。]
自第五届茅奖公布获奖作品评语至今，茅奖评委会共发布 28 则评语或授奖辞。有学者透过“茅奖授奖辞”分析：较之“私人叙事”，茅盾文学奖的确更重视“宏大叙事”，更强调在长跨度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发现文学作品的价值。[丛治辰：《茅盾文学奖的“表”与“里”——以茅盾文学奖评语及授奖辞为中心》，《小说评论》2020年第6期，第52～64页。]
每一届评选揭晓，都有不同的批评性意见。除了质疑某些作品能否入选之外，更多是针对入选作品的总体风格偏向于主流现实主义发表不同看法。
有人评价前四届的18部获奖作品，认为“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于四个方面：对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过于片面地强调；对现实主义作品过分地偏爱；对叙事文本的艺术价值失去必要的关注；对小说在人的精神内层上的探索、特别是在人性的卑微幽暗面上的揭示没有给予合理的承认。”[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 5期，第107～123页。]
可见学术界早就注意到了茅奖评奖的喜好、偏好所导致的偏执。从第五届的评选结果来看，茅奖的改革走的是“中间路线”。
一方面，强调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另一方面，在艺术标准上尽量向纯文学标准倾斜。
获奖作品中，《尘埃落定》《长恨歌》在艺术上受到普遍肯定。全票当选的《尘埃落定》在被出版界隆重推出的过程中，是以“纯文学”为卖点的。它虽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但吸收了一定的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不过，倾斜仍是有限度的。
那些在手法上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如《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务虚笔记》和致力于揭示人性“ 卑微幽暗面”的作品如《许三观卖血记》被拒绝在外。第六届茅奖“虽然总体文学水准较高，但在对非现实主义作品的包容性上，并没有拓展，相反，绝大多数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粤海风》2004年第2期，第4～11页。]既没有题材方面的险奇和跨界，更没有主题方面的冒险和挑战。老实巴交，稳定适中，叙事娴熟，没有硬伤。“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提法。
《芙蓉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这些获奖作品，当之无愧位列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甚至可以说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走向。
不过，作为一个深具权威性和影响力、被寄予公平公正厚望的文学大奖，“偏好”难免会引发质疑。可以说，在对获奖作品的讨论和争议里，很大一部分是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知捆绑在一起的。
有人批评茅奖取向单一，现实主义一家独大，不能反映文学的多元生态，背离了茅盾先生当年遗嘱里评选“最优秀”作品这一初衷；有人则嫌它对现实主义的推崇不彻底，那些反映社会问题、具有揭露性质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为何选不上，难道茅奖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主流现实主义？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一则“如何评价二○一九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的提问，获得较高点赞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条：“茅奖作品简介模板：以一个XX（某地区或某家族）为背景，围绕XXX跌宕起伏的人生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展示19XX到19XX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胡妍妍：《重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任——从茅盾文学奖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谈起》，《东吴学术》2020年第1期，第42～46页。]从这一基本印象来看，历届茅奖的现实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以至于有“现实主义文学大奖”之称。
在很多作家和评论者那里，现实主义是具有主导权优先权的，不少作家和批评家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优越论者：作为方法、原则、精神、手法和思潮的现实主义，建立合法性并取得规训权，形成共同的价值伦理。
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占绝对主导性地位，与左翼－革命文学的日渐兴盛密切关联；尤其是在国家文学一体化以后，强调文学的认识和教育作用甚于强调文学的审美和娱乐作用，必然肯定并且强化作家帮助读者辨别现实、认清本质、选择道路的现实主义文学功能。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把批判现实主义的专利给了18、19世纪的欧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有特定历史含义。学术界对于现实主义歧义太多，所以只能名之为主流现实主义。当然，主流现实主义有别于批判现实主义，强调本质化历史观、阶梯式进化论历史规律、结局光明的历史叙事，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茅奖作品都可以提供佐证。
说茅奖偏重现实主义题材、偏爱宏大叙事，这是实情。像茅盾《子夜》一样的现实主义鸿篇巨制备受青睐，也许是一种潜意识，或曰评委的集体无意识——但不能单纯地归之为评委的口味偏好，而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现状的必然反映。
粗略考察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状况，浪漫主义小说凤毛麟角且成功者少，现代主义小说精品稀缺且曲高和寡，现实主义创作基数大、佳作相对多一些。从那些“落选者”来看，常态化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确实比较讨巧，而探索性强的作品入选者寥寥。主流现实主义优先，批判（性？）现实主义隐匿（余华、阎连科、杨显惠、严歌苓等），现代主义缺席（王朔、王小波、残雪等），值得反思。第一节末尾所提及“遗珠”作品，大都可归于这上述情况之一种。
比较而言，茅盾是19世纪英法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的最好传人，茅奖宣称奖励的是一个时期内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非最像茅盾小说的小说。茅奖评审40年的误区正在这里。
三、继承茅盾 走出茅盾
尽管人们可以说，大部分茅奖作品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它们各有特色、各有贡献。但是有一些获奖作品，跟世界文学经典相较尚有差距，读者没有关注度，学术界评价也不高，在最近几十年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缺席。
前面提到过，文学评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作家作品的价值，但难以左右文学史评价，重要的文学奖项也只能“影响”而非“决定”文学史评判。某些茅奖作品，获奖前默默无闻，获奖后也只有短时间的热闹，很快被读者和评论家打入冷宫，这说明40多年的评审，有值得检讨之处。
长篇小说本来是中国新文学的弱项。茅奖有其价值偏好，这使获奖作品比较单一，缺乏多样化。在题材的宏大、历史的宏阔、正面英雄人物群像的刻画方面，都有着“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茅盾：《子夜·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第3版，第571页。]，这也可以理解是一种“仿茅体”。
茅盾先生本人当然不用负这个责任，但可以看作是茅盾文学传统在传承中的一种负面影响。
茅奖在每届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时，还有许多同期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思想内涵皆十分出色的作品没能获奖，终是茅奖的一大憾事，也成了其权威性备受质疑的重要因素。因为不少评论家和读者都注意到某些获奖作品缺少对现实深刻的个性化批判，艺术形式圆熟但缺少创新性探索，得不到读者、评论家的广泛认可。
有学者从评奖实践出发，纵观前八届近30年的“茅奖”评选，认为茅奖的价值导向对于作家的改塑最为典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茅盾和茅奖美学的“误读”，单一地推动了史诗情结和宏大叙事的风行，催生了不少为获奖而写作的长篇小说，文学的多元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发有：《以文学的名义——过去三十年中国文学评奖的反思》，《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61～170页。]
“中国作协官方奖的权威性和导向性，茅盾作为现实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之一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建设者之一，都决定了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推举。”[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粤海风》2004年第2期，第4～11页。]
邵燕君指出，茅奖和现实主义文学面临的现实境遇是，经过多年的文学变革，在现代主义等新潮艺术的挑战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权威地位已遭撼动，茅奖在政府奖和专家奖之间、思想权威性和艺术权威性之间已经出现矛盾。
茅奖若想深孚众望，需要在主流价值观、市场和艺术性之间谋得平衡。从深层来说，这也取决于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念冲击和文学市场角力之下，能否走出创作困境，重新赢得文学创作者、读者和文学批评者尊敬，焕发其它民族精神创造和文化建构中的应有作用。但如何真正解放思想，破除二者的障碍和樊篱，使评选不是拘泥于“遗嘱”与“条例”的规则而是遵循其精神实质，维护评奖的公正性与开放性，进而推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繁荣，则是评委会亟待解决的难题。
茅奖如果过分强调茅盾胎记，无助于弱项的克服和缺憾的弥补。某些优秀的文本得不到认同而被拒之门外，留下“遗珠之憾”，让茅奖显得保守而招致批判，[任美衡：《近三十年茅盾文学奖审美经验反思》，《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第4～11页。]使茅奖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受到遮蔽。[吴景明：《茅盾文学奖与当代文学史现场》，《文艺争鸣》2011年第16期，第6～8页。]每一届茅奖揭晓之后都会引发议论，主办方也努力做出过一些改变。
诚然，认同评奖的合理性与价值观者居多，但评奖结果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走向更远，值得期许。公认的名家名作缺位是遗憾，更大的遗憾是获奖作品有明显缺憾，甚至这并非评选者的缺憾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缺憾。
与20世纪30年代向左转的田汉、丁玲、何其芳、卞之琳一样，茅盾是在被迫疏离时代政治风潮中心的时候，写出了最好的作品。失去组织才是他创作的起点。“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便无创作。创作总根于爱。”[鲁迅：《而已集·小杂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32页。]
鲁迅的名言，适用于鲁迅，也适合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适合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的作家。中国现代文人心中的诗神大都是被爱神唤醒的，他们的创作是为了倾诉迷茫慰藉心灵，探寻被巨石压了四千年的中国人的魂灵[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6月15日《语丝》月刊第31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82页。]，而非明了的说教。
茅盾也有一些明显有硬伤的作品，而且这些硬伤往往是思想标签化带来的。这几乎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顽症痼疾，一个负面传统。这应该给后来的作家一个启示，对于一个以笔为生、投身时代的文人来说，政治行动和文学行动有时候是要做一点区分。
借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茅盾长中短篇小说中的所谓经典之作，是既“席勒化”又“莎士比亚化”的。他笔下的都市和乡村、家族和个人，鲜活灵动，栩栩如生。《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超越鲁迅笔下勇敢走出家庭、走向爱人怀抱的新女性子君，主动地走向爱情和政治的舞台，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凭对时代女性形象的新颖而成功的塑造，《蚀》的文学成就高于《子夜》。
45年前，作为一个贪读中外名著的大二学生，初读《子夜》，强烈感觉它就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国版。雷参谋和吴佩瑶的互相欣赏和绝情别离，把家国天下和个人本位的冲突表现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
《春蚕》《林家铺子》等短篇，对中国村镇社会世相和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女性、繁殖能力强的女性、名声不佳的女性与养蚕的关系，具有丰富中国古代文学所缺乏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有趣话题。
这些经典作品都表明茅盾是既胸怀家国天下、又推崇个人本位的现代作家和先锋作家。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一个值得后来者深挖的丰富的茅盾文学传统，期冀茅奖的追逐者体悟并记取。
长篇小说是一种自由的、有深度的、几乎最能体现当代小说水准的文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大半是长篇小说作家，可见这种文体的特殊重要性。
驾驭长篇小说这种“重文体”“大文体”，需要丰厚的生活积累，需要对社会人生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认知，需要对故事、人物、语言等要素的全面把握，需要感性、理性思维的双重能力。世界一流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往往代表了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他们绝非仅仅是一个个看起来复杂的故事的简单编造者，而是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者。如果以中外经典文学作参照、以伟大作家为标高，对中国作家应有更高更严的要求。
茅奖奖的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非最像茅盾小说的小说。如果认同当下和平建设时代环境和更加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茅奖也许可以考虑虚化茅盾传统的实体内容，淡化其社会剖析风格和史诗化的刻板审美，让这个奖项的茅盾色彩和茅盾文学传统更多体现为符号化荣誉。既要优化茅盾文学传统，也要弱化茅盾文学奖的“茅盾印记”，在“最优秀”方面，更开放、更多元从而更权威。继承茅盾，也要走出茅盾，让现代派的，个人化的，新、奇、怪风格的长篇小说在这个象征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的评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许是提高中国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水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多元发展的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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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传茅盾研究中心
来源：一点资讯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