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济绝境

摘要：“同光中兴”是指晚清同治和光绪两朝的世景，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后至甲午战争前，是清代一段兴旺时期。从曾国藩借助戈登等洋兵洋枪来对战太平天国开始，西方以兵器和战法为先导，然后是机器和技艺，真正地进入天朝，“洋务运动”由是肇启。“洋务运动”，后来亦称做“强国运动”或

洋务运动之所以兴勃，以至于能自诩“自强”，和那个时代的官吏亲历的知识密切关联，也和他们的魄力密切相关

“同光中兴”是指晚清同治和光绪两朝的世景，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后至甲午战争前，是清代一段兴旺时期。从曾国藩借助戈登等洋兵洋枪来对战太平天国开始，西方以兵器和战法为先导，然后是机器和技艺，真正地进入天朝，“洋务运动”由是肇启。“洋务运动”，后来亦称做“强国运动”或“自强运动”，是“器物”大规模改造和建设运动。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时，大清已经能制造三千吨级以上的船舶，再到满清颠覆时，万吨轮也敢开造。就同时的造船能力论，日本都自愧弗如。洋务运动之所以兴勃，以至于能自诩“自强”，和那个时代的官吏亲历的知识密切关联，也和他们的魄力密切相关，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平叛镇压的功勋等等。然，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平灭太平天国要花钱，也缴获了不少钱；抵抗英法联军花了不少钱，烧掉了圆明园更亏了不少钱，最后还要赔出不少钱。即使这样，天朝能将洋务运动持续几近三十年，兴兴不衰，真让人觉得大清的富庶，有着花不完的钱，从南北两洋的舰队，到购买洋枪洋炮，再引进洋机器洋设备，生产近乎一切想生产的物品，而且还能斥出巨资，修建起豪华安逸的颐和园，间或还有皇帝大婚和太后祝寿等等，罗列起来，还真不得了。钱，当然不是财富，只是代表财富。纸钞的钱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也不是。但钱，的的确确是拿财富换来的，对每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但朝廷的钱，别管这朝廷叫政府还是别的啥，它的钱是用税赋征来的，中央政府如是，地方政府也如是。朝廷从民间征钱，说明民间还是很有钱，但朝廷还是要拿钱来买东西，说明的是民间有财富，用财富再从朝廷那里把钱换回来。朝廷能办上面列出的那么多和那么大的事业，世景还能比以往安详，说明那个时节国民的财富丰足，创造财富的能力很强。那个时代的经济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与开埠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等东南沿海开埠，以前非要长途艰辛转运广州成交的那些产品，此时移至产地附近交易。按照科斯的说法，就是极大降低了“交易费用”，经济效益和效率得到提高。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洋兵参与平定长毛之乱后，洋人在埠地和内地行走得到宽松自由，交易的环境成本更一次降低，产商和工贸便愈加发达起来，加之洋商洋行都搬到京畿之边的天津，资金流动与商品运输更加快畅，国民经济也就愈加兴旺。大清买进的多了，卖出的更多，银洋堵不住地往国内流淌，于是国内的银钱愈发增多。钱越多越不值钱。以前人们手里不用的余钱，放个罐里藏起或埋起来，以备意外。银钱一年不值一年，这样的储存就不如趁早花掉，买地置业啥的，当然也还会选择及时消费。这样，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流动的银钱纷纷涌出，市面上流通的银钱愈发显多，所以大清的钱就觉得花不完地多。置业或是消费，都会促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商品总量就会增多，相对的银钱总量就会显少，减缓以致抑制银钱贬值。两者的数量关系相互平衡，天朝就有了一段经济发展，物价稳定的好时光。“同光中兴”的同治末期，赶上的就是这个时期。同末光初，景泰好到不得了。国民经济快速从十多年的战乱恢复起来，而且得到不得了的发展。想想南北洋两个舰队，都是成建制地从欧洲购买，不打呠儿爽快掏钱，不信服不行。那个时节，朝廷上下，官场内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啧啧一时的大清模式。即使彼时的日本的思想家陆羯南，也对大清模式的赞佩多有溢于言表，力倡日本向大清学习，警惕西方价值观毁掉自己。慈禧治政长达近半个世纪，业余时还悉心为中国护理过三位皇上。可同末光初的大好时光与光末宣初的摇摇欲坠的境态反差如此之大，足见，天下兴旺，天时足可，未必人为。走到1880年，即同治五年左右，或者稍晚些许，一片大好的景色就初有变化。通货膨胀出现，并且累年地加重起来。推测起来，依旧来钱容易之外，人们应该发觉物价日渐高昂，不像以前那样，有的物品价格升高，有的物品价格不变，甚至更加低廉。比如进口的洋货，几十年来价格就持续降低。价格降低，如前面所言，因为交易费用降低所致，也因为进口逐渐增多，产生的规模效应所致，国人还发现是西式机器生产以及蒸汽机动力所致。机器生产使得生产质量和精度以及速度有了保障，而蒸汽动力则极大降低了能源费用并提高了制造能力。

以英国为典型，到了大清嘉庆年间，近代工业生产已具形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价格和规模已经无与伦比，他国年渐难以抗衡。一些近代史学家称，1800年时，天朝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为世界第一。西方，尤其指的是英国，向天朝贩售鸦片，是因为无法与天朝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抗衡，导致贸易逆差，所以用鸦片来平衡。知晓些许西方科技史和经济史，就知道，这种想象极其荒谬。蒸汽动力开始应用之后，金属的机械加工，如大器件的锻造，切削等成为可能，而金属加工业的兴旺刺激冶炼业的发展，大型铸件和炼钢术也就灿然夺目。这些东西，绝对都是天朝所未有，未能有且很需要的。那个时代，英国以纺织业为最。但不列颠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北地，对衣料的第一要求是御寒；这样不列颠取毛织业为国际分工主项，不以轻薄布料为然。鸦片战争之前，天朝只开广州一地为国际窗口，那里闷热湿渍，厚重保暖布料当然无用，而转运北地路远费重，销路不开，是制度造成的必然。随着开埠逐地渐北，西方的洋布等等价格愈发便宜不说，市场也逐年见广，销量加速增加。国内乱态既平，市井晏然，民需复苏，所有这些都对价格有削减的功用。

“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是天然的货币”，说是马克思之言，查了一下，该言正确的表述是“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是天然的货币”。其实，马克思写下这句名言时，就已经稍有错谬。早在1844年，英国确立了货币的黄金本位，放弃惯有的金银双本位制度。马克思，其知识出身是哲学，大概是因这个原因，使得他对经济理论和实务持以谬见，尤其对金融缺乏敏锐观察能力，不能从英国的货币制度选择中窥见未来。在他去世前，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双本位货币制度，白银已经不是货币，至少不再视作为法定意义上的货币。倘若马克思不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怎么也要把一般时态改做过去时，完成时啥的。在《资本论》中，对诸如这样的错谬，马克思以坚持的态度继续以错谬。天朝似乎不大知晓这宗世界金融的大事，其实，即便知晓了，也不可能搞懂究竟会是什么意味。朝廷和民众，毕竟都感觉物价上涨，银钱越来越不值钱，一两白银再也买不到去年同样多的东西。如今经济学的说法是，适度的通胀有刺激经济的好处。不必明白这个经济学的道理，大清帝国也足实地享受了这样的好处。可是势态却日益走出良性，自18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陆续选定黄金为货币的本位基础，摆脱与白银的价格挂钩。从此，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江河日下。从历史看，古代欧洲的金银比价，在极其漫长的时期里，稳定在1:12左右，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得到了那么多的黄金白银，金银比价也长期保持在1:16左右。但到了1870年代，各国废除了白银的本位地位，白银的比价日益松动，直至跌出货币概念，掉落在一般金属物品范畴。至二十世纪初，白银最惨烈时，其的价格为三十年前的百分之十几。有的数字似乎没这么悲情。这不足为怪，一般商品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为的价格锁定，这势必使得其价格在自由的市场上下波动。若以江南的米价作参考，同治末期1石的价格大约是1两银元，宣统年间的价格大约是6块银元，折4.5两白银。这是个参考，因为即使是相同的年份里，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的粮价依然或有不同。三十多年的时光，大清帝国的物价上涨了四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前十多年里。那个时代，农作没有化肥，不用农药，除了人力和种子外，没有别的什么投入，而产出的全然是实物，更且是食物，日日不可或缺。所以，农民，即使未必是受益者，也绝不会是受害；可城里的居民就大为不同，是靠货币来购买粮食，从生计看，即便未必一定是受害者，也不大会是受益者；最无助，最遭难的则是已经离开土地，但又未能入居城市的那些人，在惯语中，他们被称作“流民”，没有稳定的收入，却面对腾贵不息的物价，必然就会对世道愤懑，孙文就是其中杰出典型。想想看，艰苦奋读十许年后，竟然停在这个世道中，中西联袂，工理相兼之时，日进之力都不及老爸在澳门修皮鞋的时年，着实愤恨这世道的黑暗。相比流民，大清的官吏也好不到哪去。官阶和薪水是祖定之制，万万不得擅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景，官阶越做越大，反而家计反而越来越难。本来呢，清廉正直就比较艰苦，在严重通胀之中，如此为官，就会愈发不堪作言。这等形势下，腐败现象成为官场默契的规则。问题是，一旦如此，政弊就似溃坝之涌，一发不可收拾。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窘迫如此，那些搞洋务的，那些官商两栖的，那些入股胡雪岩们的，收入来源就相对活络，开销起来，不算潇洒，也会从容。这样的反差，当然会惹得愤懑。晚清的洋务派们的派头累受抨击，人格多遭诟病，这不能不算其中一个原因，甚至很重要的原因。洋务派，本来就是异在惯有体制之外新兴起来的，平定内乱使得他们有功倚傲，对既有的老派官僚的囿守多有不屑，攻讦责难并不意外，问题是，在大清帝国步入困难之际，这样的讧诟，对洋务运动日加掣肘。但朝廷的财政才是通胀的真正受害处。“永不加赋”，是满清入主中原时对汉人的誓词，表证自己是对明末昏聩暴政的解放，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根本性依据。大清帝国税赋中最主要，占税收最大比重的是“地丁税”，即按田亩和人丁设定的税项，定额征收，与田产和劳务以及从业收入多少无关。太平天国事起，为各地军武的战争开支，朝廷同意军政地方设卡征收贩运商税，名曰“厘金”，由地方适用自行，有重复征税之烦弊。这最初奏请暂行的税项，后来竟重要到地方不可或缺的程度，以致世乱之后依然持续，在总额上，远远超过中央财政收入。从税理上，很难说“厘金”是定额税还是比例税，无章可据，无例可循的状态，使得它看起来就是一桩任意税。中央财政的另一个重要税源是关税，委托给洋人管理的海关，是晚清最廉洁，最有效率也最严守规章的机构，使得晚清中央财政有了不仅最为稳定而且逐年增加的财政收入。洋人管理的关税，是清廷唯一受世人信任的财源，它发出的“关金券”享有比户部的库票更高的承兑信用。满清时代，总起说来，只是在偶或时期里征收“实物税”，“实物税”的好处是，财政不受物价变动的影响，在价格失衡时，其功效若价格的定比收税；采用货币定额征税，财政收入与市场物价失去联动关系。这样，通货一旦膨胀，财政收入势比相对减少，通货愈剧涨，财政越骤减。经过百分之四百的通胀，清廷的财政的购买力，粗扩算来，缩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地丁税”，即使各地或有不法的附加，如此严重的通胀，也让其相形见绌。与清廷财政缩减相反，地方厘金逐年膨胀，以致总量远远超过中央财政收入，财大而气粗，这就是晚清地方大吏有尾大不掉之势的原因所在。地方厘金如此泛滥，为何早不解决，将其纳入中央财政？清廷的苦衷在于，“厘金”当初就是临时的权且之择，一俟天下太平，则须取消。这样的举措，多有惧服祖制之诚，这是其一；其二，与外国列强签订的协议规定，洋货只征一道关税，在大清帝国之内储、运、销各个环节，不得再行征税。此规则，对洋商组织国内货物出口亦然；其三，厘金由地方设卡征收，厘卡林理，厘金实成“买路钱”，累征复征，为民负所不堪；其四，大清政制中，除了“引”系管理，如盐引、茶引等，没有再多专门征税系统，厘金征收全任地方军政自行，乱侵商市仅是一端，糜烂地方，败坏政纲，着实为国是大恶。从税赋之态，再回到白银之难。明代嘉靖年间，一两白银可买得四石米粮，到了清末，如前面所举，已倒换成四两多白银买得一石米粮。三百多年的时间，白银贬值到原值的百分之六左右。其对商业的影响，不但要用原来十六倍的白银来买卖同样的商品，还是买卖同量的商品，手中的白银要重上十六倍。明代末期之前，天朝的货币从来不使用白银，为何使用白银而不用铜钱了呢？原因很简单，同样物品，若用铜钱买卖，背负的钱款实在太多太重。不意中，天朝的银钱也日益重了起来，虽然比铜钱仍轻，但比自己已经十多倍地沉重。以前五十两的银锭，掖在宽袖里尚算轻便，哪怕在江湖中走上一年，吃穿不愁；现在可好，同样的生活质量，得要五百两白银，重到怀袖中揣不得，只得背着，又沉又累不说，简直就是成心亮给贼人来惦着。还是用科斯的话来说，安全风险加大了交易费用，乃至一些交易因风险巨大，以致不可为。1895年以前，天朝没有自己的银行，直到清末，天朝下的中西银行还主要开在沿江沿海的大都市，之外的地方就难以用银行票据支付和结算。现金结算，因银钱沉重而困难，严重拖累以致恶化了市场经济的条件。倘若仿照西方，天朝也改用黄金为货币，实行金本位，是可以解开这个困境。所以，经西人拨挑和引介，国朝内外多有呼声，主要观点有二：一是改“两”行“币”，以按枚数为计量单位取代按两重的计量；一是改白银货币为黄金货币。第三个观点比较弱，就是发行纸币。因为史上不乏纸币之祸，所以这个提议极易遭遇惧拒。朝廷只是选中第一个提议，同意建立民办银行，同时开始铸造光绪银元。这可能因银元与铜钱的事理相同，接受起来，脑筋转弯不急。然而，白银之困依旧不舒。于是请来英法德美，甚至日本的专家学者，为天朝出主意，想办法。这样，在1904年，受美国总统之荐，美国知名的货币学者精琪（Jeremiah W. Jenks）被请到天朝，聘为币制改革的设计师。这时全球只有两个国家还守在银本位币制上，除了天朝之外，另一个是墨西哥。一年后精琪怏怏而返后，墨西哥也放弃旧制，改从金本位。“精琪方案”的币制改革最后不了了之，直到1935年货币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中国才最后终止了白银本位的货币制度。

精琪在天朝遇到一个坚决阻力。1895年大清开鋳自己的银币，户部统一币重并发放一致的模具，允许地方大吏见到银锭就咯吱咔嚓地砸成光绪银元。银锭纯度高，质地软，改制成银币需要添加贱金属。这样，铸币有暗利孳生，其学名叫“铸币税”。在地方改鋳，暗利就落在地方。一旦改作金本位，就必然终止银币铸造，地方这笔暗利也就被夺去。所以，以张之洞这等强势的地方大吏，坚决反对改币制为金本位，巧编借口，横生刁难。精琪在天朝又遇到一个意外逆情。彼时，世界的白银主要产地主要剩下在美国，其他地方大致开采竭尽，即使作为一般金属商品，美国也具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这样，美国的银业商会百般游说国会，令美国政府采购白银来充镇国库，意在恢复被废止三十年金银双本位制。而引起这个情况的原因是，黄金提炼又有新法，使得废矿废渣再成富矿，黄金供量大增，白银的比价也得以提升。即使升贬相抵，白银的价格也绝对提高，黄金更绝对贬值。这样，改行金本位的西方国家境况不爽，虽然并不那么不可忍耐地严重，但逆料的白银升值，令大清帝国忽然遭遇通缩的袭击。与黄金贬值的因素不一样，白银的绝对价格上升，很大程度是美国银业商会人为操纵的结果，也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过程事项，不同于黄金价格的必然性。不久，白银的价格再回到下坡路，并由此狂泻不止，偶尔也受美国国内政治左右而上下波动。通缩，商业现象是“现金为王”，人们倾向持有现金，货币粘度增加，流动性降低，交易萎靡，经济景色灰暗，就社会而言，商业萧条出现，失业导致流民增加，社会陷入严重失稳中。几年过后，通胀再起，上述罗列以相反的现象出现，社会财富又向相反的方向转移。这样打摆子的经济状态，几近将民间财富反复搓弄，国家财政张驰错乱，民间百姓，正反都是受害者，早晚都是倒霉人，对未来的走向无从判断。那个时代，金融学尚未成型，即使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未能有效梳理。贵金属货币，无论黄金还是白银，也无论为货币本体还是货币本位，倘若严格遵守下来，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任凭老天爷操纵，人类无法控制。不小心发现大矿藏，或碰巧偷得炼金术，都会人类社会扔在猝不及防与无力抗衡之境。反之，若上天手缝攥得太紧，不搭理人类发展，社会生产又会渐渐沦入通货紧缩之中，百姓惜钱不花，经济就会在不知觉中停滞下来。彼时的中国比西方国家来得要更直切，更严重和更无奈，不仅在于孤独的银本位，还在于缺乏有效的银行系统，银行的信用未足，向社会发行不出银行券（bank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