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陌生人写悼词的00后：在47次告别中读懂生死

摘要：24岁的崔馨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千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

24岁的崔馨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千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

直到她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她为儿子写悼词。

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她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

崔馨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

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馨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

永远缺席的新房

崔馨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她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

“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振动的触感传来，崔馨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她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

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信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

崔馨月愣住，她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T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她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她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

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她，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一年。崔馨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

崔馨月的小红书笔记截图

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七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馨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馨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馨月回酒店取证件。

比赛完后，崔馨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她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她坐下吃西瓜，还瓷实地给她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三，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 。

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馨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

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馨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她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却是要给他写悼词。

这让崔馨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她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她，但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缥缈。

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馨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

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7年前的笑容。7年不算长，但崔馨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馨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

简单的沟通中，崔馨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

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馨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她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

“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

“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馨月在小红书上写道。

为了写好悼词，崔馨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一摞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的太少。

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

崔馨月不知道一份千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她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她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

委托结束后，崔馨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她，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

她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

被折叠的47种人生

崔馨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

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馨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

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她，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

后来崔馨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

“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

崔馨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

“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

也有悼词让崔馨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后，女孩把领到了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争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

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馨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

“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地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她。”沟通偏离主题，崔馨月的这份悼词完成得并不顺利。但她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

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6个时区的对话中，崔馨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她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8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

小红书的评论区留言

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

崔馨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

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

“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馨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

“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馨月说。

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馨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

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馨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

崔馨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她，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馨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地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

共情的双刃剑

帮人写悼词，让崔馨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她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9月，她的爷爷查出癌症。

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馨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两年的时光，她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

后来，她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馨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她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

在此之前，她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她尽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她也是。

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馨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馨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

崔馨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她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现在崔馨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她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她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

“这几个月几乎每个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地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她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能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色的复杂难过。”

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多不愿意分享出去，崔馨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她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的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