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8月28日举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刘佳骏,对我国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作出进展评估、问题识别与对策建议。以下为报告内容精编。
“北京与上海的产业相似度已经超过90%,达94%;武汉与长沙、郑州、西安、济南、杭州、大连、南京7个特大城市产业相似度超过90%。”
“2019年-2023年,广州43983家企业迁出;佛山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大量向海外转移,千亿级产业集群由9个缩减至4个。”
在8月28日举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刘佳骏,对我国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作出进展评估、问题识别与对策建议。以下为报告内容精编。
-01-
22座超大特大城市
单位面积GDP产出超全国8倍以上
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识别出了22座超大特大城市,这也是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结论。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成都;500万到1000万人口为特大城市,有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苏州。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城市?为什么要讲产业转型?主要是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贸易主义保护的抬头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对超大特大城市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超大特大城市面临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扩张发展”向“内涵提升”转变的关键节点。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是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突破传统增长瓶颈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基于这些要求,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第一,超大特大城市质量和效益逐步优化。2023年数据显示,超大城市以全国2.06%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17.38%的GDP,特大城市以1.88%的面积贡献全国15.89%的GDP。综合来看,超大特大城市单位面积GDP产出超过全国水平8倍以上,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密度优势和集聚效应。
第二,创新能力持续提升。2023年,超大特大城市研发投入强度为4.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6个百分点,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研发投入强度稳居全国首位,高于纽约、柏林等国际知名创新城市。
第三,人工智能加快布局。2019-2023年,超大特大城市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由13.11万家增长到69.36万家,年均增速达51.66%。尤其在2021年,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增速近70%。其中东部优势最明显,2024年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2400家,上市企业46家、人工智能独角兽36家,人工智能独角兽数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第四,绿色发展动能增强。2019-2023年,超大特大城市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从0.50吨/万元降至0.43吨/万元;同期全国的碳排放强度由1.13吨/万元降至0.97吨/万元,可以看出超大特大城市在节能减排上的贡献。
第五,高端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截至目前,超大特大城市拥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5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5个、创新型产业集群44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91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2.50%、53.03%、22.11%和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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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上海产业相似度达94%
广州五年迁出43983家企业
总结完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成绩,我们再看看产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一,产业转型成效有限,新动能拓展乏力,传统产业升级遇阻。2020年以来,超大特大城市的传统产业退出/进入比没有明显的提升。2023年这一比例仅为大中城市的60%,表明其传统产业调整成效有限。
伴随产业转型升级受阻,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增速呈现明显放缓态势。超大特大城市GDP占全国比重由2019年的34.75%下降至2024年的33.27%。2024年,2个超大城市和8个特大城市G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州、佛山落后2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对城市经济韧性构成威胁。近十年,超大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成都和长沙降幅最大,分别是12.38%和13.47%。在8个北方城市中,4个城市降幅超10%。
纵观全球超大城市产业发展历程,维持一个合理的制造业占比区间,才能带动相关服务业正常发展,保持城市经济韧性。例如人均GDP在2-3万美元时,新加坡制造业占比维持在20%以上,东京维持在25%-30%。纽约人均GDP突破6万美元后,服务业才快速提升。反观我们国内的超大特大城市,制造业下降过快过早。
第三,过度追逐政策热点产业引发内卷式竞争,加固城市产业结构同质化风险。根据2023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测算,超大特大城市间产业布局相似度高。数据显示,北京与上海的产业相似度已经超过90%,达94%;武汉与长沙、郑州、西安、济南、杭州、大连、南京7个特大城市产业相似度超过90%。这种同质化现象,在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细分领域尤为突出。
第四,特大城市要素吸引力弱化,创新动能相对衰减,产业转型支撑不足。特大城市在承接高端产业与人才资源方面呈现“绝对量增长、相对量下降”趋势,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制约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一是吸引产业投资能力相对较弱,特大城市吸引超大、大中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分别为18.21%、18.22%,外部投资流入比例低于超大、大中两层级城市;二是相对超大城市与大中城市,特大城市创新动能呈现衰减态势;三是教育与产业资源分布失衡,进一步扩大特大与超大城市间技术创新能力差距。
第五,超大特大城市制造业外迁,威胁城市群产业链安全。近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集中反映了当前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的结构转型压力。
2019-2023年,广州有43983家企业迁出,叠加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2024年经济增速仅为2.1%。佛山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千亿级产业集群数量由9个缩减至4个。外向型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受产业外迁的影响非常明显,2023年珠三角地区撤离外资企业12067家,相较于2019年的6050家,五年间撤资企业几乎翻倍。
第六,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外资嵌入度下降,全球产业链配置功能承压。随着外资撤离,中国部分跨国公司的总部和研发中心也随之搬走,导致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高端服务业的影响力下降,技术交流、知识传播和创新合作机会减少,有可能切断和国际创新网络的连接。
2023年,全国撤离外资企业数是32211家,是2019年的4.6倍以上;尽管同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766家,但净增幅已明显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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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城市着力核心技术突破
中西部、东北承接产业转移
针对以上六个问题,我们提出推动我国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第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科技赋能传统产业。东部城市要着力在全球资源配置和核心技术突破上发力,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应更多强调承接产业转移,提升传统产业智能化水平。
第二,稳定制造业占比,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制造业是创造财富的产业,稳定制造业占比对城市的经济韧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支撑超大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协同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发展。
第四,完善特大城市的创新生态,提升科技与产业匹配度。这里我们强调创新要“从量到质”转型,构建“研发-转化-产业化”全链条机制。
第五,提升外向型制造业特大城市的产业链控制力。针对目前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外迁的情况,我们提出建设“全球母工厂”,培育一批具有全产业链服务能力的世界级供应商,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
第六,整体强化国际化大都市全球资源配置力。为此,一方面要提升跨境要素的集聚能力,一方面要增强高端功能载体的支撑力。
来源:搜狐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