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1644年五月初二日，北京朝阳门出现了滑天下之大稽的一幕——百姓们带着提前两天准备好的卤簿法驾迎接明太子朱慈烺回京即位，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

公元1644年五月初二日，北京朝阳门出现了滑天下之大稽的一幕——百姓们带着提前两天准备好的卤簿法驾迎接明太子朱慈烺回京即位，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

此前，城内都在传言吴三桂借助清军，奋力击退了闯贼李自成，但他们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向清军投降。百姓们面对这场猝不及防的闹剧，只能将计就计，欢迎大明新君的仪式，改成了欢迎清摄政王。就当时的形势来说，汉人虽然群龙无首，但没有任何人准备把满清当成统治者。但是不得不说，当时的清，比当时的明，不知要英明多少倍。从政治策略的包容性到经济政策的针对性，从对官绅阶层的争取到对民众负担的调整，清朝统治者以一系列精准施策，逐步瓦解了明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征服。而初期剃发易服政策的推行与调整，更折射出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整合与现实统治间的艰难平衡。

诚然，满清初期惨绝人寰的政策至今让人难以释怀，但他们当时也并非只有残暴的一面，为了争取全国的胜利，他们也能及时调整政策，比如多尔衮暂时废除剃发令就很典型。

明朝的覆亡，与其说是军事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体系的系统性崩溃。自万历以降，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党争如同附骨之疽，耗尽了朝廷的行政效能。崇祯帝虽有革新之志，却陷入 “用一人疑一人，任一人废一人” 的循环，最终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竟无可用之臣、可信之将。而当大顺军入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这一看似荒诞的场景，实则暴露了明朝官僚体系的致命缺陷 —— 官员对朝廷的忠诚，早已在无休止的倾轧中消磨殆尽。

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本应成为官绅阶层的新寄托，却重蹈了党争的覆辙。为巩固自身合法性，弘光朝廷以 “从逆” 罪名大兴 “顺案”，将南逃官绅曾投降大顺政权的经历视为不可饶恕的污点。这种 “道德清算” 看似维护了纲常，实则将大量潜在支持者推向了对立面。陈名夏的遭遇颇具代表性：他在大顺政权中短暂任职，清军入关后逃回南方，却被南明视为 “逆臣” 通缉，最终只能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至大学士（在剃发易服的决策上，此人还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经历，下篇文章再说）。正如时人所言，南明的 “顺案” 让官绅们意识到，“南渡之后，非但无君，亦且无友” 。众多士绅因惧怕被卷入 “顺案” 的政治漩涡，纷纷寻求新的政治庇护。

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展现出惊人的政治实用主义。多尔衮入京之初，便以 “为明帝复仇讨贼” 相标榜，第三天即下令 “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 “展舆情”。这一举措巧妙地将清军定位为 “明朝的继承者” 而非 “外来征服者”，极大消解了汉族官绅的抵触情绪。更关键的是，清廷打破了明朝党争的桎梏，以 “荡涤前秽” 为口号，宣布 “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意味着无论东林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无论曾为明朝效力还是大顺任职，只要归附清朝，皆可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这种包容性政策迅速见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已在奏疏中感叹：“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清廷对汉族官绅核心诉求的精准把握 —— 他们需要的不是道德审判，而是稳定的仕途与安全的生存空间。明朝后期的党争与南明的 “顺案” 恰恰剥夺了这些，而清朝则拱手奉上，这正是其政治策略 “技高一筹” 的核心所在。《南明史》中记录了众多明朝旧臣在清朝这种政策吸引下，纷纷归附的案例，进一步印证了清朝政治策略在争取汉族官绅支持方面的成功。

政治的稳定离不开经济的支撑，而明清两代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更直接决定了民心向背。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源于 “竭泽而渔” 的赋役制度。崇祯年间，为应对辽东战事与农民起义，朝廷先后加征辽饷、剿饷、练饷，合称 “三饷”，每年额外征银达 2000 万两以上，远超正赋收入。当时民谣 “崇祯崇祯，层层加钉”，生动反映了百姓的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加征多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火耗”“羡余” 等附加税往往超过正额数倍，最终导致 “民穷财尽，盗起四方”。

与明朝的 “取” 不同，清朝入关初期的经济政策以 “予” 为核心，直指明朝弊政的要害。多尔衮入京后不久便宣布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这一政策如同釜底抽薪，瞬间击中了百姓对明朝统治最不满的痛点。要知道，“三饷” 加派已持续十余年，成为民间最深的经济创伤，清廷的 “停征” 承诺，无异于给疲惫的民众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在土地政策上，清廷同样精准拿捏了官绅地主的核心利益。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到大顺军曾推行 “追赃助饷”，剥夺官僚地主的财产以充军饷，虽打击了贪腐，却也得罪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清廷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 “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这一措施迅速稳定了惶惶不安的地主阶层，使他们意识到，清朝比大顺更能保护其经济利益。正如史料所载，许多曾 “南窜避祸” 的官绅，在得知田产被归还后，纷纷 “束装北返”。在《南明史》所描绘的社会图景中，这一土地政策的转变，使得清朝在华北等地迅速获得了地主阶层的支持，为其进一步南下奠定了经济与社会基础。

对比可见，明朝的经济政策陷入了 “加征 — 民变 — 再加征” 的恶性循环，而清朝则通过 “减赋 — 还产 — 释奴” 的组合拳，迅速修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秩序。这种 “与民休息” 的政策，不仅稳定了统治根基，更让百姓在明清易代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变化，这正是清朝能够赢得民心的关键所在。《南明史》中记载的百姓对清朝初期经济政策的反应，以及社会经济在这些政策推动下逐渐恢复的迹象，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清朝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全国的征服，绝非单纯的军事优势，而是政治、经济、策略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材料所呈现的历史片段来看，至少有三个关键逻辑支撑了其胜利。

其一，对手的失误为清朝创造了战略机遇。大顺政权的 “追赃助饷” 虽有其合理性，却将官绅阶层推向了对立面；南明弘光政权的 “顺案” 则以道德之名行党争之实，逼得大量官绅 “另寻出路”。这两个政权都没能处理好与汉族士绅的关系，而士绅阶层在明清时期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力量，失去他们的支持，任何政权都难以长久立足。清朝则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以包容政策吸纳了大量 “失意者”，形成了 “官绅归清” 的潮流。正如杨士聪所言，南逃的缙绅 “不下百余人”，但更多人选择留在北方或北返，因为他们在清朝找到了比大顺、南明更稳定的生存空间。在《南明史》中详细描述了南明政权内部党争不断，对士绅阶层的排斥，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对其失望，进而转投清朝，为清朝的扩张提供了人才与社会支持。

其二，军事行动与政治安抚的协同推进。清军在庆都、真定连败大顺军，迫使李自成退回山西，解除了畿辅地区的军事威胁；而与此同时，多尔衮在北京推行的 “为崇祯服丧”“录用旧官” 等政策，又在政治上巩固了军事胜利的成果。这种 “打拉结合” 的策略，使清朝在占领区迅速建立起有效统治，避免了像大顺军那样 “占领 — 撤退” 的恶性循环。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此时北京的官绅机构已基本运转，这种军事与政治的高效协同，远超大顺与南明的治理能力。

其三，统治策略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清朝并非一开始就有成熟的统治方案，但其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最典型的便是对剃发易服政策的暂时搁置 —— 当发现强制剃发引发强烈反抗后，多尔衮立即下令 “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甚至允许官员 “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这种 “务实为先” 的态度，避免了因文化冲突而激化民族矛盾，为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赢得了时间。相比之下，南明在 “复明” 的旗帜下固守旧制，大顺则坚持 “均田免赋” 却未能及时调整策略，都缺乏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清朝的胜利本质上是 “制度创新” 对 “制度僵化” 的胜利。明朝后期的制度已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党争、加征、腐败等问题积重难返；而清朝作为新兴政权，既能吸收明朝制度的合理成分（如沿用内阁、六部体制），又能摒弃其弊端（如废除三饷、匠籍），形成了更具适应性的统治体系。这种制度优势，使其在与大顺、南明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南明史》通过对不同政权制度运作的对比，清晰地展现了清朝在制度构建与调整方面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其征服全国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在清朝的统治策略中，剃发易服政策的初期推行与调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折射出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整合中的复杂心态。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严令沿途军民 “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下令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政策的初衷很明确 ——“以别顺逆”，通过改变发型服饰来区分 “归顺者” 与 “反抗者”，强化对占领区的控制。但统治者显然低估了汉族民众对 “衣冠发饰” 的文化认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强制剃发无异于挑战传统伦理。

朝鲜使臣的记载生动反映了当时的民怨：

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

这种愤怒不仅来自普通民众，也来自新归附的汉族官员，他们 “非议甚多”，担心剃发会引发更大的反抗。面对这种局面，多尔衮迅速调整策略，于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同年七月又允许官员沿用明式冠服。

这一调整体现了清朝统治的务实性 —— 当文化整合与现实统治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统治稳定。暂时搁置剃发易服，避免了因文化冲突而破坏刚刚建立的政治经济秩序，使 “录用旧官”“减免赋税” 等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直到顺治二年清军占领江南后，统治根基稳固，清廷才重新推行剃发令，引发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等惨烈抵抗，但那已是后话。在《南明史》中，对顺治二年重新推行剃发令后引发的江南各地激烈反抗有详细记载，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政策在文化冲突层面的严重性。

从材料来看，初期的剃发易服政策虽以 “顿挫” 告终，却并非完全的失败。它至少让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文化认同的改变远难于军事征服与政治整合，必须与现实统治需求相适配。这种认识影响了此后清朝的民族政策，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 “满汉并用”“因俗而治” 的特点，这也是其能够维持长期统治的重要原因。

从顺治元年五月的北京易手到全国征服的完成，清朝的胜利绝非偶然。在政治上，它以包容性政策化解了明朝党争的积弊，吸纳了最具影响力的官绅阶层；在经济上，它以 “减赋、还产、释奴” 的组合拳，修复了被战争破坏的民生；在策略上，它灵活调整文化政策，避免了因剃发易服引发的全面反抗。而大顺、南明的失误，又为其创造了绝佳的战略机遇。

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离不开对社会核心力量的争取、对民众根本利益的尊重，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灵活应对。明朝的覆亡与清朝的兴起，本质上是两种统治逻辑的较量 —— 一种陷入僵化与内耗，一种则展现出适应与包容。武英殿上的跪拜，不仅是权力的更迭，更是统治智慧的分野。

来源：硕鼠无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