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网络中心，而在这旋涡中心的皇帝一直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皇子们为继承大位明争暗斗；汉族官员以汉族文化为中心，轻视其他文化；更为糟糕的是，满洲贵族刚入主中原缺乏行政经验，而一些汉族大臣为了追名逐利，将自己装扮成皇帝的忠诚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网络中心，而在这旋涡中心的皇帝一直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皇子们为继承大位明争暗斗；汉族官员以汉族文化为中心，轻视其他文化；更为糟糕的是，满洲贵族刚入主中原缺乏行政经验，而一些汉族大臣为了追名逐利，将自己装扮成皇帝的忠诚仆人。鉴于晚明困扰朝廷的朋党政治，康熙皇帝反复告诫官员要克己奉公，切忌培植同党，形成派系。他要求官员戒除徇私倾向，杜绝奢侈宴乐。但是为了处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权力分配这一敏感问题，康熙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言官山东人太多”“南、北党争之非”，但还是吹嘘他的统治没有被大臣们的朋党政治损害。然而，这恰好显示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极度忧虑。所以，他强忍心中不满，大度地称赞汤斌（1627—1687）、李光地（1642—1718）等儒家士大夫，将他们誉为遵循理学信念“道”的典范。但是，康熙也私下或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假道学”，沽名钓誉，犹如风中芦苇，随着政治风向而摇曳不定。他们这种行径，说到底是对他们宣称要遵循的崇高准则的亵渎。

康熙表面上的宽容大度，使得北京的政治更加复杂。自1651年以来，朝廷长期禁止文人结社。但是新政权也需要赢得士子的认同，并依靠他们使其合法化，这与防范危险的朋党政治相比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这个禁令不得不有所放松。康熙如果不是心照不宣地默许，便是宽厚仁慈地视而不见，使各种人才聚集在大臣们周围，以满足他这位皇帝的各种需要。自然，这些“作客长安，争驰逐声利”的人绝大多数是文人和受功名利禄诱惑、被京城魅力吸引的雄心勃勃的准官僚。这批人会聚京城，在权贵主办的文酒之会上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坛盟主有龚鼎孳和王士禛，诗人大多集结在他们周围。对于旅食的骚人墨客而言，有机会参加这些聚会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京城生存下去。当时京城消费昂贵，即使是李光地这样的高官，只要“家有二十日粮，看书便有精神，对客亦欢笑”。参加这些宴会、诗社成为这些人的生态，更何况还有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机遇。他们的诗文可以得到赏识和刻印资助，从而提高主人与门客的名声。康熙让人推荐一位京城最优秀的诗人时，王士禛因为领袖文坛而声名卓著，一次又一次被举荐。1678年，王士禛继张英、高士奇之后，入值南书房，当上了皇帝的文学顾问，此后一直位居显赫。

可是，并非每个人的诗作都能赢得美誉。比如方苞，他的诗作就不如他的古文。对少数像吴雯这样的人来说，诗也许意味着重要的进身之阶。吴雯的父亲与王士禛是同年进士，他本人作为一位名士，在京城的文坛广为人知。如果吴雯老老实实地扮演这个角色，保持不洗澡等怪癖，那么，以他的名声以及作为王士禛门人的身份，飞黄腾达指日可待。的确，他被推荐参加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遗憾的是，狂放不羁的才气和诗风毁了他。据说当时被指定的阅卷者之一——大学士冯溥，曾向他索诗，而他在冯的纸扇上胡乱写了两句诗。这一举动断送了他辉煌的前程。

诗社和宴会还是官僚们派系斗争的重要场所。在那里，满人与满人相斗，汉人与汉人相争，也有北人与南人相斗。索额图同康熙皇帝一道策划并成功地击垮了鳌拜，从此以后，他与李光地和高士奇一样成为皇帝的心腹，飞黄腾达，官拜大学士，并将自己的侄女嫁给皇帝，成为显赫人物。然而，他恃宠生骄，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相反，他的最主要对手明珠成功地联络满、汉官僚，组成所谓“北党”。在康熙皇帝的“削藩”行动中，精明干练的明珠获得了皇帝的信任。随后，他官运亨通，历任兵部和吏部尚书、大学士（1677）及内阁首辅（1684），也跟皇帝结成姻亲，将自己的妹妹送入宫中。在这一过程中，明珠一方面大量聚敛财富，一方面也树立了不少政敌，索额图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仇怨可以追溯至索额图参劾明珠招致“三藩之乱”。当索额图的侄女为皇帝生下太子，他自己也极力支持其堂外孙继承皇位的时候，两人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但是，康熙的其他儿子不愿皇位继承问题被如此轻易决定，尤其是康熙的长子——明珠的外甥，他运用包括巫术在内的各种手段影响皇太子的行为及康熙的抉择。在这场政争中，明珠依靠他掌管翰林院达十年之久的儿子揆叙（？—1717）以及佛伦（后任大学士）这样的满族同僚，还有像余国柱（后任大学士）和靳辅（主管水利工程）这样的汉族高层官僚。

明珠还吸引了一个由徐氏兄弟领导的著名文学集团。徐氏昆仲是明朝遗民顾炎武的外甥，出身于苏州昆山书香世家。他们兄弟三人都是进士：徐元文（1634—1691）是1659年的状元，徐乾学（1631—1694）和徐秉义（1633—1711）都是探花。除了主持朝中许多修书文学活动，他们还参与了康熙的有关政事，位居要津，主掌文衡，广植门生。他们在北京的宅邸内宾客如云，包括明珠的儿子容若（1655—1685）。容若曾是徐元文主掌国子监时的一名学生，后在徐乾学主考时成为举人，在徐元文门下成为进士。容若后来成为广受欢迎的诗人，并随着他的《通志堂经解》由徐乾学编辑刊行，声名鹊起。这一切都非常有利于徐乾学影响的扩大。徐乾学曾为明珠尽心尽力，就算不是明珠许多计划的幕后策划者，至少也暗中参与其事。徐氏兄弟也明智地安排他们的子女，最终与官位同样显赫的高士奇和张玉书（1642—1711）结成姻亲。张玉书的儿子便是在徐乾学门下成为进士的。

通过与徐氏兄弟的亲密关系，明珠又吸收了一批汉族文人，“尤喜寒士……其生平所献纳荐达者，虽亲子弟莫得闻”。这一批成员中便有查慎行。与他的老师明朝遗老黄宗羲不同，查35岁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经表兄朱彝尊（1629—1709）引荐，投到徐乾学门下，一举成名，引起明珠的注意。明珠请他教授自己的两个儿子：揆叙和容若。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查成为明珠府上备受尊敬的客人，俨然权贵。据凌廷堪《校礼堂文集》：

康熙丙寅（1686），查初白在京师，馆于明相国珠之自怡园，揆恺功总宪兄弟皆从之读书。时安麓村岐在馆中执洒扫之役。后十年丁亥，圣祖南巡阅河，初白方以编修请假在籍，偕其弟查浦侍讲恭迎銮辂。后同舟返浙，道经扬州，而安岐已为相国鬻盐于两淮，势甚喧赫。闻初白来，谒见于舟中，执礼甚恭。初白不命之坐，但云：“汝小心贸易，勿为尔主生事。”安唯唯而退。查浦潜遣人持刺往拜，于是安馈初白赆仪三百金，而查浦则倍之。

与查慎行齐名的是诗人唐孙华（1634—1723）。他是太仓人（太仓从前隶属昆山），1685年入国子监，很快获得徐乾学的赏识。他被徐乾学引荐给明珠，成为明珠儿子们的另一位老师。在明珠家中任教的这一段时期，唐孙华实现了科场上的目标，于1687年中举人，次年连捷，成为进士。随后，他跟查慎行、朱彝尊和姜宸英一起南下，参加徐乾学主持的《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两年后，明珠邀请他回京。1691年，康熙驾幸明珠宅邸，明珠将他举荐给康熙。其后他应召进入内廷，成为南书房的一员。

对踌躇满志的文学之士和官员们而言，有机会如此亲近皇帝，是他们无上的荣耀。毫无疑问，从制度上说，南书房与皇帝及大臣们在内阁所商议的国事无关。康熙自己也将南书房的职责限制在无关政治的范围内：只备文学顾问，“勿得干预外事”。确实，南书房的成员整天忙着侍候皇帝读书习字，撰拟诏书和密谕，为朝廷庆典赋诗填词，或者撰写对联装饰宫殿。但是，查昇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康熙命令五名南书房成员整理他的一千多幅御笔，查参加了此项工作，无暇与徐乾学会面。为此，他修书一封给座师，传达另一项同样急迫的任务：康熙需要一本宋版《四书纂疏》。查暗示，徐若能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此书呈献皇帝，即可得到皇帝的赏识。

正因为南书房成员身处内廷与皇帝日夕相伴，至少在许多官僚看来，南书房变成了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地方。就连像明珠这样的权势人物都要靠高士奇下直后加以“指点”，“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等候高接见。通过这些南书房成员，大臣们不仅仅能够知晓皇帝正在读些什么书，还可以了解皇帝的情况和议论，进而揣摩上意。皇帝随意的评论或一句话，往往使这些才智之士绞尽脑汁。一名深得皇帝信赖的文学侍从还可以呈报密折，内容可以是重大案件的报告、等待处理的要务，或者是“有所闻见”的任何值得皇帝关注的问题。京城里刚刚传播的小道消息，御史正在处理的案件，只要被认为是对皇帝有价值的，都可能包括在内。这些密折不经内阁渠道传递，而是由专人面交南书房首领太监，从内密达收发，“以避多事者耳目”。这些事务由皇帝及这些“文学”侍从商议决断，没有任何公开的争议和辩论，一句话往往足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成全或毁掉一个人的前程。南书房的许多成员退值后会被委以重任（或兼差），如内阁大臣，各部尚书、侍郎。这愈发提升了南书房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些“文学顾问”的地位与朝中一品大员相埒，朝会时站班在六部大臣之前。自康熙朝以降，彼此竞争的派系一直将向南书房输送自己的亲信视为一个重要战略。用南书房元老方苞的话说，南书房是一个“争地”。

在这种激烈竞争下，友情容易受到损害，文酒之会结成的交谊很可能被嫉妒和残酷的争斗代替。1663年来到京城之后，高士奇一直是一位寂寂无闻的内阁中书，在此期间他与同样郁郁不得志的朱彝尊结为好友，二人相互酬唱，还彼此为对方的著作题写序言。但是，高士奇的命运很快改变了，他的书法获得了明珠的赏识，明珠将他举荐给康熙，他从此成为南书房的一员，不单与康熙讨论文学、鉴定书画，向皇帝献上自己的政论文章和诗作，还为康熙起草密谕诏书。康熙对他的功劳给予了很多褒奖。1683年，朱彝尊也入值南书房，作《题高侍读江村图二首》，其中有“双桥尽许通舟楫”一句，隐约点出二人矛盾。朱彝尊在南书房任职仅仅一年，就被高士奇伙同徐乾学，从南书房排挤了出去。

文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因竭力向上攀附而产生矛盾，这在文酒之会上同样有所反映。在京城的文人圈里，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酿成极大的仇怨。赵执信即一个明证。赵执信是山东益都（今博山）人，与同乡孙廷铨的孙女结婚。孙廷铨曾任大学士，其同僚大学士冯溥是赵执信会试时的主考。赵执信参加了京城的许多诗会，很快赢得了王士禛的赏识。王士禛也是山东人，以及冯溥的“门生”。赵执信最终续娶了王的甥女为夫人，供职翰林院（徐元文为掌院学士）。据传他得罪了《福惠全书》的作者黄六鸿，锦绣前程也随之断送了。据载，黄为了博取名声，拿着自己的诗集和礼品遍访京城名士。当他拜访赵宅时，赵执信正与朋友饮宴，竟然说“土物拜登，大稿璧谢”。不论这事是否属实，赵的狂放不羁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689年，正值举国哀悼孝懿皇后之际，赵执信与其他京城文人观看洪昇的名剧《长生殿》。徐元文唆使黄氏抓住这一机会参奏一本，赵执信把所有责任包揽在身上而被革职。然而，借口官员犯错将其弹劾只是表面现象。从当时人们及本案中其他被告的间接叙述中可以看出，赵不过是当时朋党之争的一个牺牲品。赵的朋友王泽弘和查慎行都认为他的不幸结局与当时在京城激烈进行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据载，那次演出活动的真正主办者是梁清标，他取代明珠为大学士后，明珠及其同党怀恨在心，终于找到了机会对梁施以报复。此举一箭双雕，洪昇亦与高士奇过从甚密，是同一文学圈中的人，因而也成为目标，最终被革职。文人学士一旦在有意无意中被牵连进政局，要么受益，要么遭殃。盐商的命运同样如此。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关文斌著、张荣明主译《亦官亦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