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01 革命圣地召唤着知识青年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中共中央落脚后苦心经营，陕北的面貌焕然一新。1936年第一个正式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安的路上，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正像斯诺、丁玲所说，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贪官多、难民多、乞丐多、伤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贫穷，污秽，灰暗；一边是，“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朝气蓬勃的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纷纷拥向延安。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

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舍弃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风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会集到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多人。

02 知识青年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等二十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住的是窑洞，小米饭有时也吃不饱。许多同志的被褥被知识分子戏称为“甲由申”：甲——盖住了上半身，露出下半身；由——盖住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申——盖住中间的肚子，上面下面都露出来。漫长的冬季几乎没有地方洗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称之为“革命虫”、“抗战虫”。生活尽管艰苦，但延安有灿烂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

延安党政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陕甘宁边区1939年颁发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将机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划分为五级，最高的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都是5元；营团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最低的五级是1元，发给勤杂人员和战士。

延安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医生、技术人员等）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军系统。《萧军日记》1940年9月26日记载了延安知识分子待遇的几个等级：“甲等：每月12元，不做正常工作。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员：4元。”鲁迅艺术学院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鲁艺美术系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奋，我们都是尽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希望和器重。”

03 “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也有不适应延安生活的同志，不久又离开了，何穆与陈学昭夫妇就是一个例子。

陈学昭 图源：网络

1938年8月，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两个人到延安后，工作积极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革命事业。

可是日子一长，矛盾出现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认为延安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他提出的正规化医院建设的建议，因为战争环境、敌人封锁而没有被采纳，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国统区的念头；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愿意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

离开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他叮嘱何穆，回到重庆后，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回来，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

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离开了延安，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面对昂贵的物价、特务的盯梢、黑社会的勒索，日子过得艰难，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他们想：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两个人都在1945年入党。

萧军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泽东的座上宾。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了矛盾，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刚烈，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萧军谈心，还写信直率地劝他：“……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不再嚷嚷着离开延安。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来源：河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