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总理的执政联盟在新议会宣誓前冲刺，完成宪法修改，为军费扩张和赤字财政打开大门，结束几十年来德国坚守的平衡预算理念，5年近万亿欧元（4000多亿军费开支+5000多亿基建投资）的新增开支对于5000亿GDP的德国是巨大的，欧洲股市为之一振，德国债市则受到

A.以下是我摘抄一些德国和欧洲杂七杂八的信息和自己的碎片化思考：

B.陶冬：

……德国总理的执政联盟在新议会宣誓前冲刺，完成宪法修改，为军费扩张和赤字财政打开大门，结束几十年来德国坚守的平衡预算理念，5年近万亿欧元（4000多亿军费开支+5000多亿基建投资）的新增开支对于5000亿GDP的德国是巨大的，欧洲股市为之一振，德国债市则受到冲击；德国工业已经连续5年萎缩，能源困境、中国竞争、美国贸易战等令德国遭遇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大调整；目前德国的债务/GDP比率为63%，在G7成员国中最低，墨兹的计划可能令德国的债务比率提升到80-90%，依然比美国、日本、法国低得多，整个G7俱乐部都在用财政赤字换增长，德国只不过是最后一个加入罢了……

……即将上任的新总理墨兹，原本是出了名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但赢得选举后就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他借用欧债危机时欧央行行长德拉吉的名言“Whatever It Takes(不惜任何手段)”来表达态度，这是德国自二战后的第二个转折点，第一个是两德统一，当时的财政也受到了强力冲击，90年代的德国成了“欧洲病夫”，但也为德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源、新的人口、新的增长动力，2000年代德国便成了“欧洲经济发动机”……

……德国GDP大约4.5万亿欧元，每年千亿级别的军工和基建投入，对于困顿中的德国经济，可谓久旱逢甘露；更重要的是，政府订单对萎缩中的重化工业是一剂强心针，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将汽车生产线改成装甲车产线，把火车引擎生产改为坦克引擎……

……可以说，德国战后传承下来的财政理念和债务底子，为墨兹放手一搏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财政扩张得以持续，将从2026年起为德国提供2%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在移动互联网革命中无所事事，更缺席了AI浪潮，化工行业又因能源危机而凋零，汽车产业则受到中国电动车冲击，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对德国出口构成严重威胁，而德国的服务业和金融业并不强大；所以，墨兹的财政扩张只是给了德国喘息的空间，更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

C.某宏观研报：

……德国财政扩张的背景是欧洲急需资金，德拉吉发布的报告指出，欧洲在诸多方面落后，建议每年间至少增加7500-8000亿欧元的投资，占欧盟GDP的4-5%；同时，为了应对安全问题，应投入8000亿欧元的联合国放支出，其中6500亿通过放松成员国财政赤字限制，1500亿通过欧债借款……

……德国为了避免重蹈欧债危机的覆辙，将“债务刹车”条款写进了基本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债务不超GDP的0.35%；当前德国国债收益率2.76%，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3.26%，具有财政扩张空间，此次跨党派合作暂停了“债务刹车”原则，具有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赤字财政冲动……

D.日经中文网：

……2月日本机床出口订单总和同比+4%，连续5个月增长，除了中国和印度的坚挺需求外，北美业时隔两个月后再次增长，欧洲则额连续14个月下降，持续低迷；其中，亚洲订单中占比60%的中国订单+17%，占比10%的印度订单+4%，而经济低迷的欧洲订单-10%，其中德国和意大利订单已经持续减少1年以上；日本本土订单+4%，连续4个月增长……

E.美国财长贝森特：

……我之所以现在在这里任职，是因为大约 18 个月前，我去见了特朗普总统，告诉他我想参与竞选活动，因为拜登政府在赤字和债务方面的做法让我非常担忧。无休止的支出，而且是在经济稳定、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负责任，因为我觉得，这样大肆支出之后，就只能提高税收了，然后就会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状态，美国就会变成欧洲式的国家；拜登的做法会让美国走上一条不归路，把激进的金融理念强加给这个国家，到时候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

F.某德国评论员：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9世纪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和原则，采纳了一种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的现实，并导致了类似于1871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的成功，因为德意志帝国也采用了李斯特的原则……

……在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试图与奥匈帝国合作修建巴格达铁路，该铁路本应进一步延伸至亚洲，最终不仅会绕开当时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海洋，而且横跨欧亚大陆，以更短途、更便宜、更可靠的方式实现欧洲与亚洲间的货物供应与交换。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试图阻止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120多年后重现了巴格达铁路的构想，通过连接欧洲与亚洲大陆，实际上正是为了终结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世界的统治……

G.关于《广场协议》：

……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马克和日元升值，为了应对出口放缓对经济的冲击，日本快速降息，而德国降息更慢，并且在1988年就及时转为加息，而日本直到1989年才加息，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失落二十年”，但两德合并后的德国经济也不好，当时被成为“欧洲病夫”，2000年代才变成了“欧洲经济火车头”……

H.我的观点：

……2000年代，美国居民部门加杠杆，引领全球经济繁荣；2010年代，中国居民部门加杠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2020年代，中国进入漫长的休养生息期，美国虽经历10年资产负债表修复后有加杠杆能力，但拜登无节制的财政扩张，正如新任财长贝森特所说的“无法持续”，美国也要暂时歇一歇了；这二十多年里，只有德国和日本靠着对中美出口不断积蓄实力，如今在两位“带头大哥”都力竭之下，该发力了……

……日本和德国也有内生的发力诉求，为什么？当“跟班”不好么？不用耗费自己“内力”，让别人加杠杆，这当然好，毕竟“带头大哥”不好当啊！但是，自己加杠杆的好处在于其创造了蓬勃的内需市场，让本土产业链在该市场中不断的创新、迭代、升级，中美都因此吃到了移动互联网和AI等科技革命的红利，而依附在别人市场中的德日则因变革不在本土发生，导致错失科技浪潮，国家竞争力的全面落后……

……其实，出口替代只能带来“温饱”，真正的“强大”还是要进口替代；当年日本和德国酝酿出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化工、汽车、电子等产业，都是内部消费升级需求带动的；比如小排量汽车，并非因为美国需要这种汽车，而是日本和欧洲自身需要，然后在恰当的时机（石油危机）占领全世界的市场罢了，日本的Walkman、CD亦是如此，只有让本国的居民部门加杠杆引发消费升级潮流，创新才会在本土发生，代价与收益是公平的……

来源：对对趣味财经分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