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除其固有领土之外，先后通过甲午战争（1894-1895）抢占了台湾及澎湖列岛，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夺取了辽东半岛南端和萨哈林南部，1910年兼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又占领南洋诸岛，使上述地区变成事实上的日本领土。
军事大国
发动了十五年战争的大日本帝国，早在战争开始的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经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强国和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大国，与列强争夺东亚、西太平洋的霸权。
日本除其固有领土之外，先后通过甲午战争（1894-1895）抢占了台湾及澎湖列岛，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夺取了辽东半岛南端和萨哈林南部，1910年兼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又占领南洋诸岛，使上述地区变成事实上的日本领土。
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所谓南满洲，划定了以关东州、南满铁路和关东军为据点的满蒙特殊权益（日本依据1912年第三次日俄协约，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内蒙古东部（以热河为中心的地区），从而出现了满蒙的称呼。与列强共有的治外法权等一般权益相区别，日本独有的排他性断权力和利益称作特殊权益。），开始将该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内地，也拥有治外法权和租界，驻扎陆海军（根据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北京协定书（1901），在北京和天津地区驻扎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同时，第一遣外舰队担任扬子江流域及江南东部沿海警备，第二遣外舰队则担任扬子江江北至关东州的中国北方沿海警备。），与其他列强一起将整个中国置于半殖民统治之下。
华盛顿会议（1922）和伦敦会议（1930）签订的两个海军裁军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拥有的主力舰（战列舰、巡洋战舰）、航空母舰及辅助舰（巡洋舰、驱逐舰）比率是5:5:3:1.67:1.67。日本作为第三海军大国，1931年时已拥有一支280艘、113.8万吨的庞大舰队。陆军常备兵力为7个师团23万人，其中的两个师团称朝鲜军、一个师团称关东军，分别驻扎在朝鲜和中国。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9年成立的维护国际和平组织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为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1926年后新增加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中是可列入第四、五位的大国。
两面性的帝国主义与华盛顿体制
日本虽然是个军事大国，经济上却很虚弱。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现代战争是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巨大的国家总体战，保证能够承受这种消耗的资源，是进行国家总体战的必须条件。然而日本除了煤炭可以基本自给外，铁、石油以及非铁类金属、橡胶、羊毛、棉花等其他各种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几乎都不能自给，只能依赖从争霸的对手美国及英属殖民地进口。
再从旨在获得这些原料的贸易情况看，日本也处于无法与美、英相比的劣势地位。由于资源的缺乏和生产手段的落后，日本要从美英进口原料和机械，反过来对美国和英属殖民地的出口，却是由寄生地主制统治下农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生丝和棉纺制品。而作为出口支柱商品的生丝是一种制作奢侈织物的原料，并且正在为化学纤维所取代，更不必说日本向英属殖民地出口的商品在英国国内也能生产。
尽管经济上虚弱而处于劣势，日本却推行了超过自己实力的对外扩张政策，结果便只好在国际金融方面更加依靠美英。近代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特征是资本输出，日本却从日俄战争举借外债筹措战费时起，出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依靠外资输入的逆反现象。到1929年末，日本的对外投资为17.51亿日元，而对外债务却达到25.49亿日元，出现了7.98亿日元的债务逆差。1923年至1930年间，日本在美英募集的外资总额为15.83亿日元，而1930年前后国家财政一般会计规模也不过15亿至17亿日元，可见对外债务负担是很重的。
由此看来，日本在资源、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较之美英处于劣势，并且深深地依赖后者，而这种依赖又成了其军事大国得以存在的必备条件。结果，日本便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性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它在军事力量上已跨入世界三强，并在继续加以扩充的同时，与美英相对抗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依赖美英，并通过这种依赖，使自己成为军事大国。
经济虚弱和依赖美英，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与美英妥协和合作。1921年末，在美国倡议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重点是限制海军军备，同时也注意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亚的急剧扩张，对日本在中国的垄断行动进行压制，从而建立了统治中国的列强协调体制。日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适应裁军条约的妥协气氛，废除了日英同盟及石井——兰辛协定，在山东省原德国权益归还中国等问题上做了让步，在旨在维持太平洋现状的四国条约（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和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除上述四国外，另有比利时、中国、意大利、荷兰和葡萄牙）上签了字。后者在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完整的同时，约定中国的工商业实行机会均等、门户开放。
凡尔赛体制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国际秩序，而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华盛顿体制则建立了东亚及西太平洋的国际秩序。日本再不能在东亚独往独来，而必须顺应华盛顿体制，把对美英的协调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然而,日本的这种后退和自制，进一步加深了其帝国主义两面性的矛盾。
沿着这种国际协调方向，日本在1928年的放弃战争条约（不战条约）上签了字。缔约国“以各自国家人民的名义庄严宣布，放弃战争这种国家政策手段”。这个条约与缔约国须“接受不诉诸武力义务”的国际联盟规约一起，限制了军事大国日本随意动用武力。日本的国际协调路线以1930年浜口内阁不顾海军反对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为标志而达到顶点。
天皇制立宪主义
大日本帝国发动了十五年战争，而君临于这个帝国的是1921年摄政、1926年即位的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是总揽统治权的元首，他不仅是行使立法、帝国议会、官制、军制、外交、戒严、恩赦等国务大权的最高权力者，也是统率三军的陆海军大元帅。但是，国务大权是依靠国务大臣的辅弼来行使，统帅权则通过最高幕僚首长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1933年9月后改称军令部总长）的辅佐行使。平时天皇并不主动参与国政和军事统帅，而是将这些大权的行使和运作委之于内阁和统帅部（又称军令机关，即参谋本部和军令部）。
同时，根据帝国宪法，天皇是“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是在国家神道下作为现人神而为国民敬畏和尊崇的神秘的、超然的天子。
尽管天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但是美浓部达吉根据国家法人说提倡的天皇机关说却是解释帝国宪法的基本依据，并成为普遍接受的理念。根据这一学说，天皇是“根据宪法条规”并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的，但君权并非万能不受限制，而是受宪法制约的。
这种天皇机关说的立宪主义与政治责任论一起，为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提供了依据。自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此即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党派联合执政）成立以后，众议院第一大党党首交替组织本党的内阁被视为“宪政之常道”。而众议院又是由根据1925年制定的男子普选法选出的议员构成的。1930年滨口雄幸民政党内阁之所以能够压制海军及枢密院（天皇的最高咨询机构）的反对意见，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上签字，既是适应华盛顿体制的协调外交的产物，也显示了政党内阁的力量。
但是，虽说政党内阁是“宪政之常道”，首相的提名却要依靠元老西园寺公望（1849-1940）的推荐，然后由天皇命，政党和众议院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习惯上取决于元老的一句话。再有，政党内阁首相即政党党首本人也未必是众议院议员。
与内阁一样，军部在政治上也享有很大发言权，其最大的权力是根据统帅权独立原则，在军队的指挥和使用上，不许内阁插手。根据军部大臣武官制，只有大将或中将（包括预备役）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陆海军大臣可以根据帷幄上奏（帷幄指幕帐，意为军队大本营）之权，抛开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军机（军事、统帅方面的秘密事项），制定军令（关于统帅事项的敕令）。正像军人敕谕（1882）载明的“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那样，军部自诩是天皇亲自率领的军队。
十五年战争开始时的日本，以神权化的天皇为顶点，采取了一种可称之天皇制立宪主义的政治体制。这表现在以代表国民的众议院多数党为基础建立的政党内阁，通过议会政治实施立宪主义的国政，对外维持顺应华盛顿体制的协调外交，而直接与天皇联系的军部则保持着排他性机构和独立的地位。
两条对外路线
大日本帝国的指导者所以在二十年代选择了顺应华盛顿体制的对外路线，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经济上处于劣势并依赖美英是日本难以克服的弱点。他们的判断是，只有和美英保持协调，才能保证日本的前途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元老西园寺公望说：“只要与美英保持协调,东洋问题会自然解决”，这是典型的对美英协调观点。
这种观点中含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为了维持国际协调，就要裁减军备、实现外交一元化，因此对内要加强天皇制立宪主义政治体制的立宪主义侧面，巩固立宪政治、实行财政紧缩，从而控制军部。这种对美英采取协调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天皇和元老等宫内派，民政党及财界主流也偏重于这种立场。
与此相反，一种反对与美英协调路线的观点业已形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上的劣势和对美英的依赖是日本可以克服的弱点，只要在亚洲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圈，实现堪与美英对峙的真正的自立，就可以保证日本的前途。这种观点的首要目的虽然未必是针对美英的，但是要想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就必须打破现存的势力范围和国际秩序。因此这种观点中必然包含着一种与美英等列强一决高低的思想倾向。
这种观点与当时被称之为“革新”的倾向是紧密联系的。即为了与美英决出高低，实现对外扩张，就要加强军备，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此对内要以军部为核心，加强天皇制立宪主义的天皇制侧面，压制乃至排除议会和政党势力。
早在1916年，扩张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就曾鼓吹，“日本帝国之使命乃彻底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亚细亚主义即日本人处理亚细亚之主义”，并声称要“荡扫白阀之跋扈”。近卫文麿在1918年召开凡尔赛会议之际，也发表了题为《排除英美本位之和平》的论文，尽管他也是华族出身，观点却与西园寺完全相反。
坚持这种反对美英、推行亚洲门罗主义路线的主要是军部，民间右翼势力与之呼应，政友会在对外政策上也采取了同样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面性矛盾，虽然在主张大国主义方面存在共性，但是在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旨在顺应维护华盛顿体制的对美英协调路线，一条是旨在反对并打破华盛顿体制的亚洲门罗主义路线，这两条路线的矛盾和斗争，导致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分裂，这种分裂又因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权力上的国务与统帅权分立而进一步发展。军部从亚洲门罗主义观点出发，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频频介入国政、外交，阻碍贯彻对美英的协调路线，加剧了对外政策的分裂。
尽管如此，二十年代对外政策的主流，仍然是适合大日本帝国现状的对美英协调路线。而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只是一条展望打破现状进而保证帝国生存和发展的路线，由于它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因而在对外政策上居于旁流位置。
来源：鱼知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