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在上马墓地发掘了10座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其中被现代墓破坏的M4078出土了4件形制相似的铜马衔（图1，2）、4件形制相似的铜马镳（图1，3），以及一套较为特别的联体铜衔—镳（图1，1）[1]。该套衔—镳的马衔为双节衔，一端的衔孔较大，另一端的衔孔较小；马镳为一件表面带有镂孔的“凹”形齿镳，中部以横梁铸嵌在马衔一端较小的衔孔内。其特别之处在于，马镳为单件，仅存在于马衔的一端。摘要：197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在上马墓地发掘了10座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其中被现代墓破坏的M4078出土了4件形制相似的铜马衔（图1，2）、4件形制相似的铜马镳（图1，3），以及一套较为特别的联体铜衔—镳（图1，1）[1]。该套衔—镳的马衔为双节衔，一
1.衔—镳2. 衔3.镳
资料来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4年。上马墓地M4078衔—镳马镳的形制较古，与商周时期流行的“U”形齿镳相似（图2，3）。不仅如此，上马墓地M4078衔—镳马镳仅存在于马衔一端的情况，在一些商周时期车马坑和墓葬内埋葬车马的单镳现象上亦有所体现。所谓单镳现象是指，驾车的马匹仅在马嘴的一侧装配马镳，或在马嘴的一侧装配由平镳、齿镳组成的复合镳（图2，2、3），而在马嘴的另一侧仅装配复合镳中的平镳或齿镳一种。本文将举例说明考古发现的单镳现象，分析单镳对马匹控制产生的影响，并根据先秦文献讨论单镳现象反映出的驾车技术。同时也将根据欧亚草原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文献记载讨论这种驾车技术的起源。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
一考古发现的单镳现象目前考古发现存在明显单镳现象的商周时期车马坑和墓葬至少有以下实例[2]。1.安阳孝民屯1号车马坑[3]。该车马坑保存基本完整，内埋葬1车2马1人。出土马镳1件，为平镳，位于右马头部右侧。2.洛阳老城4号车马坑[4]。该车马坑保存完整，内埋葬1车2马。出土马镳1件，为齿镳，位于左马右侧嘴角。3.安阳殷墟西区M151[5]。该车马坑埋葬1车2马，其中右马被扰乱，左马骨架及辔饰保存完好。出土马镳1件，为平镳，位于左马右侧嘴角。4.前掌大墓地M1325。该车马坑埋葬1车2马1人，其中右马被扰乱，左马骨架及辔饰保存完好。出土马镳1件，为平镳，位于左马右侧嘴角[6]。5.安阳梅园庄东南铁西城建M41[7]。该车马坑保存完整，内埋葬1车2马1人。出土马镳6件，4件为平镳，分别位于左、右马的两侧嘴角，2件为齿镳，分别位于左、右“两马嘴之外侧”的平镳下，即分别位于左马左侧嘴角和右马右侧嘴角（图2，1）。6.滕州前掌大墓地M18[8]。该墓保存完整，内埋葬1辆拆散的马车以及一套车马器，其中的马器包括衔2件、平镳4件、齿镳2件，显然分属于2匹马。4件平镳、2件齿镳暗示了单镳现象的存在[9]。7.安阳郭家庄东南赛格金地CK1[10]。该车马坑保存完整，内埋葬1车2马。出土马镳3件，包括2件平镳和1件齿镳，其中1件平镳和1件齿镳属于左马（CK1:7、CK1:14），1件平镳属于右马（CK1:15）其他信息不明，但暗示了单镳现象的存在[11]。上举实例说明了商周时期的车马存在单镳现象。其中例6、7具体信息不明；例5左马和右马保存完好，分别为左侧单镳和右侧单镳；例3、4仅存左马，均为右侧单镳；例1、2左马和右马均保存完好，前者为右马右侧单镳，后者为左马右侧单镳。可见右侧单镳在单镳现象中较为普遍。右侧单镳现象在金文记载中亦有所反映。赏赐铭文中的车马器常见有“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5年版。
在我们看来，金文中“右轭”的“轭”字很有可能泛指同样起到限制马匹作用的车轭与马镳（亦很有可能专门指代马镳）。右侧马镳具有特殊的意义，右侧单镳具有古老的传统，铭文遂以“右轭”指代轭、镳等物品（或专门指代右镳）。若是如此，金文中的“右轭”可视作考古所见商周时期车马右侧单镳现象最直接的反映。二右镳与左旋马镳的主要作用是将马衔固牢在马嘴内，同时向马嘴的左侧或右侧施加来自缰绳、通过马衔传递的力量，从而控制马匹的左转或右转。以齿镳为例，当拉动左侧缰绳时，右侧齿镳会刺痛马的右侧嘴角，马向左转；当拉动右侧缰绳时，左侧齿镳会刺痛马的左侧嘴角，马向右转[14]。通常情况下，马车左转和右转的频率相同，因此左侧马镳和右侧马镳的作用同等重要。这在考古发现上有所体现：绝大部分车马，均是装配了由左镳和右镳构成的一副整镳。上举例5的2件齿镳分别位于左马左侧嘴角和右马右侧嘴角，虽不是整镳，但能表明左镳和右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然而例1—4，尤其是例1、2的右侧单镳，却突显了右镳相对于左镳的重要性。重右镳而轻左镳，这无疑表明，驭手所在意的，是当其发出左转的指令时，必须得到马匹及时的反馈。古人对车辆左转动作的重视，见于先秦文献记载。比如，《诗经·郑风·清人》：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毛传云：“左旋，讲兵；右抽，抽矢以射。居军中为容好。”郑笺云：“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谓将也。高克之为将，久不得归，日使其御者习旋车。军右抽刃，自居中央，为军之容好而已。兵车之法，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毛传以左右中为“一军之事”，谓将在军中，以战车左旋和战士右手抽矢而射为军之容好；郑笺以左右中为“一车之事”，谓将在车中，以车左御者回旋战车、车右勇士抽刃击刺为军之容好[15]。后世经学家考证，兵车御者居中，车右操戈、矛，车左为将，故一般从毛传，将“左旋右抽”理解为“戎车回旋演战之法”，视“左旋”为战车之左转[16]。在我们看来，“左旋”为战车之左转殆无疑问，因为在战场上，相对冲锋的双方只有在恰当的时机同时左旋战车，操戈的车右才能交兵，即《楚辞·国殇》所谓：“车错毂兮短兵接”[17]。毛传云“左旋，讲兵”，明言以左旋演兵，左旋之所以重要，正因其直接关系到刹那之间的“错毂”[18]（图4）。资料来源：孙机：《中国古代车战没落的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
除了战事之外，对车辆左转动作的强调也见于具有军事演练性质的田猎活动。比如，《诗经·秦风·驷驖》：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关于“公曰左之”，郑笺云：“左之者，从禽之左射之也”。孔疏云：“《王制》云‘佐车止则百姓田猎’，注云‘佐车，驱逆之车’。得不以从左驱禽，谓之佐车者，彼驱逆之车，依《周礼·田仆》所设，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从禽之左逐之，欲从禽之左而射之也。”[19]逐禽左是六艺之五驭中的一种，《周礼·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贾公彦疏：“云逐禽左者，谓御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20]关于“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胡承珙《毛诗后笺》引沈青崖《毛诗明辨录》云：“古之逐禽，射于车上，与今骑射不同，骑射，奔马可以逐兽，故有顺驱而杀者；车上射兽，亦必有步骑合围驱兽逆来，然后左向射之能以中左……兽逆车而来，必在车左，而去车远者，矢不能贯兽，故命媚子微左以迎兽耳。”胡承珙大体是其说，但对公车是否旋而向左提出异议：“但兽之来未必定在车左，设出于车右而旋车向左，则向背。故‘公曰左之者’，盖兽自远奔突而来，公命御者旋当其左以便于射耳”[21]。在我们看来，逆驱禽兽，“兽逆车而来，必在车左”是正确的，“去车远者，矢不能贯兽，故命媚子微左”亦有可能，但称“迎兽”却失之毫厘，因其忽视了礼制规定的不逆射兽的原则。《诗·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毛传云：“‘不盈’，盈也。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日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达于右，为下杀。面伤不献，践毛不献。”郑笺云：“‘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当为‘达’。”孔疏云：“自左膘而射之，达过于右肩腢，为上杀……以为干豆也……自左射之，达右耳本而死者，为次杀……以为宾客也……射左股髀，而达过于右胁资料来源：Виноградов Н. Б., Могильник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Кривое озеро в Южном Зауралье, Челябинск, 2003。
资料来源：Виноградов Н. Б., Могильник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Кривое озеро в Южном Зауралье, Челябинск, 2003。
2.辛塔什塔文化（синташт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辛塔什塔墓地（Памятник СМ）11号墓[30]（图7、8）。该墓埋葬2人、2马、1牛。马为头蹄葬，与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相似，马头位于墓室一端，腿骨位于另一端。3件角质齿镳，其中两件分别位于保存较好的左侧马头骨嘴角两侧，处于“在编”状态（图7，2、3），另一件位于保存较差的右侧马头骨附近（图7，4）。资料来源：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Синташта, Ч. １,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资料来源: 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Синташта, Ч. １,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4.辛塔什塔文化辛塔什塔墓地30号墓[32]。该墓埋葬1人、1车、2马（图11、12）。马为头蹄葬，人为二次葬，均位于墓室一端，车轮位于墓室另一端。包括3件角质马镳在内的随葬品集中出土于左侧马骨附近，其中2件马镳叠摞在一起，位于左侧马头骨右侧（图11，3、4），1件马镳位于左侧马头骨右侧陶罐的右侧（图11，2）。1.老尤里耶沃墓地2号冢2号墓左镳2.老尤里耶沃墓地2号冢2号墓右镳3.谢列兹尼墓地1号冢2号墓左镳4.谢列兹尼墓地1号冢2号墓右镳5.谢列兹尼墓地1号冢2号墓马镳（1、2改自Пряхин А. Д., 1972；3-5改自Моисеев Н. Б., 1998）
再比如阿巴舍沃文化谢列兹尼墓地（могильник Селезни）被扰乱的1号冢2号墓出土了3件马镳（图13，3—5），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2件据颊带孔的位置判断分属左镳（图13，3）和右镳（图13，4），左镳为四齿，右镳为三齿[36]。由于不能确认这2件马镳属于一副马镳中的左镳和右镳还是分属两副马镳的左镳和右镳，无法据四齿的左镳推定马车强调右转。此外，大卫安东尼（David W. Anthony）注意到，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左侧马骨附近发现的2件马镳，在衔孔上方均有一狭窄的小孔[37]（图14，1、2），而右侧马骨附近发现的2件马镳均无此类穿孔（图14，3、4）；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出土3件马镳中的2件在衔孔上方均有一斜穿的小孔（图14，5、6），而另一件无此类穿孔（图14，7）。大卫安东尼认为，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以及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出土马镳衔孔上方的窄孔和斜孔，用于系联与左服马缰绳相连接的“鼻带”，当牵引缰绳时，“鼻带”使左服马减速，马车左转[38]，并将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以及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的考古发现，与和草原人群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吠陀古经中记载的马车竞赛的左旋规则相联系[39]。1-4.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出5-7.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出土（5-7改自 Епимахов А. В., 2005）
实际上，大卫安东尼强调的位于衔孔上方的窄孔和斜孔均为颌带孔，而无论是左服马还是右服马，缰绳均系联在横穿马镳衔孔的马衔上，衔孔上方颌带孔的作用仅是将马镳固定在马匹的上颌，与缰绳无关。至于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以及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出土马镳形制各自不同的原因，很有可能像А.Д.波利亚欣（А. Д. Пряхин）等解释阿巴舍沃文化老尤里耶沃墓地2号冢2号墓出土的左、右马镳磨损程度不同时所提出的：角质马镳是极易消耗的物品，同一墓葬出土，甚至是属于同一马匹的马镳，也有可能并非原配[40]（图13）。虽然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以及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出土马镳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但大卫安东尼提及的马车竞赛的左旋规则，却对讨论欧亚草原车马的左旋技法，以及商周车马左旋技法的起源颇具启发性。吠陀古经中的马车左旋规则，见于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成书、从属于《黑夜柔吠陀》的包德哈亚那法经（Baudhayana Srauta Sutra）中记载的，在瓦贾佩亚祭祀仪式（vajapeya）上所举行的战车竞速赛[41]：战车停靠在起点，面向东方，赛道是一条长长的直道，其长度相当于17倍弓箭射程的距离，在赛道的尽头是作为折点的立柱，参赛车辆在抵达赛道尽头时必须绕过折点后返回出发的位置。在比赛开始之前，婆罗门会向赛车手叮嘱，“啊，车手们，不要超过那个点，到达它之前不要返回，让它保持在两边之间；拉紧左侧马的缰绳，利用右侧马做转弯；没有得到命令不要移动”[42]。“拉紧左侧马的缰绳，利用右侧马做转弯”，实施的显然是战车左转的动作[43]。除了吠陀古经之外，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战车竞赛[44]：在比赛开始之前，涅斯托尔向他参赛的儿子安提洛科斯叮嘱道，“到了那里，你一定要小心驾驭车马，紧靠着标桩拐弯，此与同时，你要在战车中稳稳站住，身体重心略向左倾，并鞭打右边的战马，使它向左拐弯，注意放松它的缰绳，让左边的战马紧靠着标桩拐过，不过小心别紧贴上去，否则车毂就会撞上标桩，两侧的白石可能会砸坏了战车，伤着战马”。可见包德哈亚那法经、《伊利亚特》中记载的竞赛的驾车技术[45]，与《诗经》中记载的战争和田猎的驾车技术十分相似。在我们看来，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驾车技术的相似性，似不能用各自独立的发明进行解释。考虑到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马车均源自欧亚草原[46]，同时考虑到辛塔什塔墓地11号墓发映出欧亚草原的车马也有可能存在右侧单镳现象，我们认为这种强调左旋的驾车技术也应源自欧亚草原。至于欧亚草原左旋技法的发明，应该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车上勇士右手所持的矛（标枪）、竖銎斧、“权杖头”等车载武器的攻击性能[47]（图15，1、2、4）。1.曲湖墓地2号冢1号墓出土铜矛（标枪）2.辛塔什塔墓地39号墓出土铜斧3.辛塔什塔墓地6号墓出土骨铲4.辛塔什塔墓地39号墓出土石 “权杖头”（1 改自 Виноградов Н. Б., 2003；2-4改自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1992）
四结 论综上所述，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车马的单镳现象以右侧单镳为主，西周金文中常见的赏赐物“右轭”是右侧单镳现象直接的反映。右镳控制马车左旋，右侧单镳现象是强调马车左旋的体现。对马车左旋的强调，在甲骨文和先秦文献中有所记载。欧亚草原的马车墓中也存在右侧单镳现象，并且在与草原人群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吠陀古经和荷马史诗中，也记载有对马车左旋的强调。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马车均自欧亚草原传入，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商周时期强调左旋的驾车技术源自欧亚草原。五余 论殷商的一些车马坑中出土的，以及一些墓葬中与车马器伴出的武器和装备[48]，与欧亚草原发现的车载武器和装备十分相似（图15、16），说明这些殷商车马坑和墓葬中的武器和装备有可能为战车所属。卜辞亦表明，殷商的马车已经作为战车参与战争[49]。那么，左旋的技法是否应用于车战，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是，同样使用该技法、与商人“错毂”的车战的另一方的有关情况，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4.曲湖墓地9号冢1号墓出5-7.石库墓地2号冢8号墓出土 （5-7 改自 Епимахов А. В., 2005）
甲骨刻辞记有伐危方、美方，并擒获车辆事：“……小臣墙比伐，擒危、美……人廿人四，须千五百七十，奚百……丙，车二丙，甲百八十三，圅五十，矢……”（《合集》36481）。“车二丙”为战场上缴获的敌方战车，可见殷商车战确有发生的可能性。据沈建华先生考证，上举小臣墙刻辞的年代为帝乙时期，危方、美方位于殷都西北边疆的泾、渭间，今陕、甘交界处[50]。朱凤瀚先生的研究表明，至少自卜辞时代的武丁时期开始，商王国的北土、西土便经常受到工方、土方、方方等部族的侵扰，商人与北方人群之间的战事频发，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51]。若扩大时间和空间的视角，便会发现商人与北方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龙山至青铜时代，发生在（包括中原在内的）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之间的两次文化联系之外的另一波并更加复杂的文化交流[52]。这一波文化交流既是第一次文化联系的后续，又与第二次文化联系发生了“旋涡”式的结合[53]：第一次文化联系之后，持续存在于长城地带与蒙古高原地区，以兽首、蕈首以及带有凸钮的环首刀剑，空首斧等北方系青铜器为代表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后继遗存，与殷商文化、东进的安德罗诺沃类遗存、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类遗存之间发生了多方的互动[54]。此波文化交流对于理解商人与北方人群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的中国早期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至少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的历史——的发展极为重要[55]。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仅选取在考古发掘现场完全清理以及装箱提取并进行彻底清理的车马，不选取装箱提取但未进行彻底清理的车马，原因在于后者马头之下马镳的情况不明。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考古》1977年第1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老城发现四座西周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6]《滕州前掌大墓地》公布的M132左马头部照片（彩板二十二.2）误将实际照片左右翻转。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9]需要指出的是，前掌大M45车马坑，内埋葬1车2马1人，登记表描述出土2件B型平镳，据平面图，分别位于左马的左侧嘴角和右马的右侧嘴角。但正文中指出B型平镳共出土4件。
[10]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报告中描述的内容及公布的平面图、彩板照片不符。
[12]陈剑：《释西周金文中的“厷”字》，见陈剑著《甲骨文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34~242页。
[13]陈剑：《释西周金文中的“厷”字》，见陈剑著《甲骨文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34~242页。
[14]井中伟：《錣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15]（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16]（明）王夫之：《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诗广传》，岳麓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82—383页。详见赵长征《春秋车战中的单车战术》，《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
[17]（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18]参见孙机《中国古代车战没落的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
[19]（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2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31页。
[21]（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558、559页。
[22]（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23]参见王宇信《甲骨文“马”、“射”的再考察——兼驳马、射与战车相配置说》，《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2页；冯时《殷田射御考》，《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79—86页；孙机《中国古代车战没落的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
[24]甲骨卜辞中又有“阱”右兽、“[25]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6页。
[26]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403页。
[27]王鹏：《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考古》2019年第2期；王鹏：《关于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问题》，《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王鹏：《从欧亚草原的考古发现看殷商的不对称形反曲复合弓》，待刊。
[2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墓葬中，陶器，铜矛、斧、镞等随葬品往往并未遗失。
[29]Виноградов Н. Б., Могильник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Кривое озеро в Южном Зауралье, Челябинск, 2003.
[30]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Синташта, Ч. 1,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31]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Синташта, Ч. 1,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32]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Синташта, Ч. 1,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33]Пряхин А. Д., Беседин В. И., Конская узда периода средней бронзы в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есостепи и степ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98, №3, C.22-35.
[34]Пряхин А. Д., Курганы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у с. Староюрьево,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72, №3, C.233-243.
[35]老尤里耶沃墓地2号冢2号墓的发掘者А.Д.普利亚辛（А. Д. Пряхин）最初认为，这两件马镳的形制、纹饰大体相同，应属于同一匹马。在普利亚辛看来，马车的左转和右转分别由左马和右马控制，当牵动左马的缰绳时，左马的右镳发挥作用，马车左转，当牵动右马的缰绳时，右马的左镳发挥作用，马车右转（普利亚辛显然认为马车具有两条缰绳，左缰绳位于左马左侧，右缰绳位于右马右侧），该墓的右镳磨损严重，说明这两件马镳属于左服马。普利亚辛还将左镳衔孔上方单独的小孔推定为与左马的缰绳有关，以此证明他的结论。实际上，马车的左转和右转均是由左服马和右服马同时控制的——马车左转时，左服马和右服马的右镳同时发挥作用，马车右转时，左服马和右服马的左镳同时发挥作用。此外，缰绳绑系在通过衔孔的马衔上，老尤里耶沃墓地2号冢2号墓左镳衔孔上方单独的小孔应与缰绳无关。见Пряхин А. Д., Курганы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у с. Староюрьево,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72, №3, C.233-243.
[36]Моисеев Н. Б., Курганы Окско-Донской равнины.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Тамбов, 1998.
[37]Епимахов А. В., Ранние комплексные общества Севе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аменный Амбар-5), Кн. 1, Челябинск, 2005.
[38]与普利亚辛的看法一样，大卫安东尼也认为马车的左转和右转分别由左马和右马控制，并且也将衔孔上方的小孔推定为与缰绳有关。见Anthony David W.,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02；（美）大卫安东尼著，张礼艳等译：《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0页。
[39]Anthony David W.,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02；（美）大卫·安东尼著，张礼艳等译：《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0页。
[40]Пряхин А. Д., Беседин В. И., Конская узда периода средней бронзы в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есостепи и степ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98, №3, C.22-35.
[41]详见Sparreboom Max, Chariots in the Veda, Leiden: E. J. Brill, 1985.
[42]见Sparreboom Max, Chariots in the Veda, Leiden: E. J. Brill, 1985, p.34.
[43]这里指的是向左的急转弯，此时收紧左服马两侧以及右服马左侧的缰绳。若向右急转弯，则收紧右服马两侧以及左服马右侧的缰绳。可见车辆向左、向右急转时发挥作用的分别是右服马的右镳和左服马的左镳，这与安阳梅园庄东南铁西城建M41马镳的配置情况相同。
[44]（古希腊）荷马著，陈中梅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另见Sparreboom Max, Chariots in the Veda, Leiden：E.J.Brill, 1985, p.44.
[45]商代也很有可能存在马（或马车）的竞赛活动。见晁福林：《殷卜辞所见商代的赛马与比箭》，《史学集刊》2023年第2期。
[46]详见Чечушков И. В., Колесницы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естник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2011, № 2, C.57-65.
[47]一般认为草原上马车墓的墓主为驾驶战车的勇士，随葬的武器显然属于车载武器。竖銎斧亦很有可能为车载装备，而非车载武器。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White William Charles,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onze Objects from Northern Honan, dating from about 1400 B. C. -771 B. 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pp. 15-17.
[49]卜辞记有伐宙用车事：“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灾宙，王占曰，丁巳我毋其灾，于来甲子灾，旬又一日癸亥车弗其灾，之夕皿甲子允灾”（《合集》6834），详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28页。
[50]沈建华：《重读小臣墙刻辞——论殷代的西北地理及其有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304页。
[51]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52]第一次文化联系发生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背景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自阿尔泰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主要表现为特殊的葬俗、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及相关冶铸技术、黄牛、轮式交通工具等在中国北方乃至长江流域的出现；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别具一格的猛兽类图像深刻地影响了石峁、龙山、后石家河等考古学文化，并间接地被商文化继承（特别是带有“第三目”和牛角的饕餮纹），相关论述见王鹏：《论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月形器”》，《考古》2022年第3期；王鹏：《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第二次文化联系发生在公元前14—13世纪，背景为安德罗诺沃类文化遗存自草原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主要表现为特殊的葬俗、马、马车、车马器、成套的车载武器和装备、驾车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同时一系列几何形纹饰开始在陶器和青铜礼器上出现（特别是三角纹、勾连文、菱格乳钉纹），相关论述见王鹏：《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考古》2019年第2期；王鹏：《从欧亚草原的考古发现看殷商的不对称形反曲复合弓》，待刊。
[53]林沄先生在讨论北方系青铜器的成分来源时，曾打比方：“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旋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四周地区”。见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55页。
[54]关于这些文化互动，学术界近年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杨建华、邵会秋：《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杰西卡·罗森、康斯坦丁·丘贡诺夫、葛觉智、宦立旻：《从殷墟葬式再看商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联系》，《青铜器与金文》（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页；曹大志：《贸易网络中的黄土丘陵（BC1300—10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Поляков А. В., Хроноло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огенез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палеометалла Минусинскихк отловин, СПб, 2022.
[55]第一、二次文化联系均是草原上的文化因素往黄河流域的单向传播（前者是南北向的传播，最有可能的路线是，自米努辛斯克盆地翻过西萨彦岭，穿过图瓦盆地，沿阿尔泰山东麓经蒙古高原南下至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后者的根源在位于西部的欧亚草原，具体路线尚不明朗，但很有可能部分地重复了前者的路线）。究其原因，当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所导致的，草原人群往中国北方“有去无回”的单向移动，另一方面，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所塑造的黄河流域居民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未使他们将除黍、粟类作物之外其他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就向遥远的草原大规模传播。而第三波文化交流，则标志着黄河流域与欧亚草原最东部（米努辛斯克盆地）人群之间开始了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畜牧业人群流动性增强之后，以斯基泰式器物、山字纹铜镜、丝织品等的流通为代表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先声。直到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有去有回”的商业往返才使文化交流的形式和本质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但中原与北方人群之间的命运纠缠，却仍未结束。
原文刊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庆祝王巍先生七十寿辰论文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责编：昭晣韩翰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