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斯维辛的铁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可在中国太原，也有一座没有标语的集中营，从1938年开始，送进去的中国战俘，大多没再出来。日本人叫它“太原工程队”，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工地，但实际上呢？
奥斯维辛的铁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可在中国太原，也有一座没有标语的集中营，从1938年开始，送进去的中国战俘，大多没再出来。日本人叫它“太原工程队”，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工地，但实际上呢？
这里是日军关押中国战俘的地方，4万余人丧命于此，如果不是有人逃出来，这段历史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山西太原集中营：一场被活人记下来的地狱！
2012年8月16日，《山西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有本书在太原首发，名字叫《中国的奥斯维辛》。写书的人叫刘林生，是公安大学退休教授。可他写这书不是因为专业，是因为亲爹——刘侵宵——当年就在这地狱里走了一遭。
说是“工程队”，其实是日军设在华北最大的战俘集中营，修于1938年6月，地点就在太原旧城东北角，占地300亩，外面是高墙铁丝网，里面是战俘号子、训练场和一座专门解剖活人的屋子。
这地方七年里关了多少人？统计不全，但估计有十几万人，包括八路军、国军、晋绥军战士。关进去的，吃的是发霉的玉米糠，睡的是泥地上的破棉被，有人穿着单衣熬过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有人每天只领到一勺盐水拌饭。那不是监狱，是人间牢笼。
而集中营真正的目的，也不是“改造”。说白了，日军要的不是劳动，是实验材料，是活体刀靶，是“用得完就扔”的消耗品。
那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会被比作“中国的奥斯维辛”？
刘林生从1987年开始找人，他翻老日记、查战史资料、走访几十位幸存者家庭，从一个个断片拼凑出完整拼图。听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太原集中营里死的战俘，有的是被杀，有的是被榨干了死，有的是被“教育”疯了。
最早的，是“刺刀训练”。八路军赵培宪就差点命丧那一环。他被绑在土堆上，做日本新兵刺杀练习的活靶子。可那天日本兵犯懒，没装子弹，赵一看有机会，拼死一跃跳进沟里。沟太深，日本兵不敢跳。
等装好子弹后，他人已跑得不见影。就这样，他成了七年里唯一一个从刺刀下逃生的活人。
还有“狼狗训练”，就是把战俘脱光丢进狗圈里，让军犬练扑咬。
再狠一点的，是“活体解剖”。为了让医学院学生练手术，战俘会被剖开肚子、切开肝脏，甚至清醒着看着自己器官被拿出来。有个战俘被切到第三根肋骨时，才彻底失去意识。日本人记录得很细，说“手术效果良好”。
还有抽血实验。有战俘回忆说自己一天被抽了1500cc血，抽完直接晕死，被当作尸体扔到荒地，后来靠着一口气缓过来，自己爬回号子。这类人，能活下来的，都算硬命。
不止男人，女战士更惨。有女八路在集中营里被吊上木梁，几天几夜不断遭受轮奸，还被用作“冻死实验”，就是在零下20度的雪地里脱光衣服，看能撑几小时。一个个不是冻死就是疯掉，最后尸体被拖走，连块布都没盖。
这些“实验”，不是个例。根据刘林生汇编的材料，仅在七年内，太原集中营至少有四万多名中国战俘被折磨致死。而这，仅仅是保守估计。
可这些记忆，怎么被保留下来的？又是谁，一直在追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刘林生的父亲刘侵宵，1941年获救出狱。可他从不谈集中营的事，像是怕记起，也怕别人问。直到去世后，刘林生在他遗物中发现一本发黄的笔记，上面写了一句话：“我从人吃人的地狱活着走出来。”
那一刻他才明白，父亲这些年沉默的真正原因。
之后的几十年里，刘林生做了一件事——找人。他敲遍山西、河北、陕西那些老人的门，找当年也在集中营活过来的战士或他们的后人。有的老人已记不清自己的亲人名字，却能清楚说出是哪年哪月哪天日本兵打断他一条腿；有的嘴里没牙了，说起那段事还是气得直抖，“他们真不是人。”
他也找到了女战士家属，对方只留下一张老照片和一张死亡证明，写着：“因战事牺牲”，可背面却写着四个字：“活着送去”。没人追问她死时是穿着衣服，还是光着身子；没人想知道她留下了什么，只有家人年年点香。
这本书写完后，名字定为《中国的奥斯维辛》，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罪行，从“训练场”到“手术台”，跟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日本人更擅长“消声”。
后来，太原工程队旧址已列入太原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将设立史迹陈列馆、纪念区和监舍展示区。但比起建筑，刘林生更在乎的是：“如果下一代人不记得这地方，那它修得再好，也不过是个空壳。”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距离营地解散，整整过去了67年。可就像刘林生说的那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从来都不是一两座纪念馆能弥补的。”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这些战争罪行，日本承认了吗？他们后来有没有道歉、悔过、赔偿？
参考资料：
新书披露日军罪恶行径:关押、残害十几万中国战俘.山西晚报. 2012年08月16日
山西投两百万修缮侵华日军太原集中营，将挖掘背后抗战故事.新华网.2015-08-04
来源：伩蕊说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