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的9月9日9时，饱受战争之苦的南京城彩旗招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内，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宣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1945年的9月9日9时，饱受战争之苦的南京城彩旗招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内，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宣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在这场短短二十分钟的受降仪式之前，关于日本的投降书，以及中国战区受降的各项具体事宜，早在十几天前就于湖南芷江完成。而鲜为人知的是，江西上饶玉山曾是受降仪式的首选之地。
今天，和大家介绍关于侵华日军在江西投降的那些事。
《南昌、九江日军代表向我签呈降书》。
上饶玉山为受降仪式首选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求“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当时，国民政府对受降事宜高度重视，急电江西玉山县政府：火速准备，整修机场。
“玉山县府派了数千名民工，拉去大滚筒，将破损的地方，全部修复。并搭了一座礼堂式的台子……”参与玉山机场跑道修补工程筹备工作的胡光虹在《玉山飞机场》一文中回忆道。
没想到，筹备工作刚刚落实，国民政府突然又来电告知，受降地改在了湖南芷江机场。
8月17日下午，蒋介石收到冈村宁次同意派员前往玉山的复电。当天，蒋介石又急忙致电冈村宁次，“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
为何在紧张筹备之后，不到三天的时间里，蒋介石急匆匆更改受降地？原来，当时的玉山处于敌占区，通信、交通相对不便，不利于部队机动。国民党一些高层认为，在玉山机场进行受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不利于在心理上给日军投降代表造成压力。
况且，冈村宁次在广播中听到《终战诏书》后，还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去电请示，称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有百万余众，且连战连胜，何以言降？直到8月17日，他给蒋介石复电时，仍在叫嚣：“必要时应行使武力自卫。”
如此一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方面认为，玉山机场不利于受降仪式顺利进行，有必要更改受降地点，但将其改为何处，仍莫衷一是。
后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参谋长冷欣等人，建议把受降地点放在江西上饶；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建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
几经商讨后，蒋介石采纳了魏德迈的建议，将受降地由江西玉山改为湖南芷江。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赴湖南芷江乞降，交出了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接受了载有命令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
与今井武夫会谈结束后，何应钦接到魏德迈来电。魏德迈表示，受降签字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签字地点不宜放在芷江，应改为南京。何应钦电请蒋介石后，8月22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发来急电：“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于是，原本定在芷江的签字受降仪式改到了南京。
九江日本官兵侨民集中地点图。
九江侵华日军投降
其实，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大势已去的日军为了保存国力，从7月开始就已收缩战线，边打边退。其中在广西、贵州、湖南的日军沿着湘赣公路，广东、赣南的日军沿着赣江，统一向九江方向集结。
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即电令在高安地区阻击向南昌撤退日军的新3军停止进攻，并兼程到九江接受日军的投降。新3军接到命令后，日夜兼程，从战场穿越日军控制区，于8月30日到达沙河街镇。
自8月16日接到命令，高安距离沙河街直线距离不过170公里，新3军为何走了接近半个月时间？
原来，当时驻扎在奉新、安义一带的日军声称未接到命令，不肯让路。新3军为了顺利完成任务，避免不必要的事端，只得绕道修水、武宁方向，徒步进军。因为在敌占区，粮草供应困难，行进自然缓慢。
到达沙河街后，新3军停止前进，并派出特使前往九江市接洽，命令驻守在该地区的敌军指挥官前来沙河街见面。中方命令驻九江日军将所有武器一律收缴仓库，并绘图具报各仓库的位置。驻九江附近日军一律集中在日军已圈划的军事区中，并让出市区所有军营，派人打扫卫生，待新3军进驻。以上命令统限三日内完成并呈复。日军遵命如期办妥后，9月3日，新3军从沙河街出发进入九江城区。
位于九江柴桑路的军分区会堂旧址。
新三军军长、受降官杨宏光长子杨儒圣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先父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到九江接受日军投降。9月3日，先父以受降前进指挥所主任身份，率师进入九江，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兼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所部投降。”
新3军进入九江城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9月5日，受降仪式在九江柴桑巷新三军军部举行……为了防止“接收大员”浑水摸鱼，杨宏光严定纪律，要求所有物资按册列数清点交接。
从1938年7月26日九江沦陷，到1945年9月3日九江光复，这座被日寇侵占了7年多的城市终于迎来了胜利。
典礼中，按受降规定，日军不能行军礼，只准脱帽鞠躬。笠原幸雄在受降书上签字后，即解下腰间佩剑，双手碰上呈给受降官杨宏光。仪式结束后，笠原幸雄乘船返回武汉司令部。
中国战区16地接受日军投降一览表。
南昌受降仪式举行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第9战区便成立南昌前进指挥所（负责受降仪式的临时机构），由第58军军长鲁道源担任主任，向南昌进发。
根据当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规定，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日军，应分别向各地区中国军事当局投降。全国划分16个受降区，其中江西为第5受降区，由第9战区负责，受降主官是战区司令薛岳，受降地点为南昌和九江两座城市，受降办理地点为南昌。薛岳指派陆军中将、新3军军长杨宏光为九江受降官，陆军中将、58军军长鲁道源为南昌受降官。日方指派的投降代表为陆军中将、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
8月31日，薛岳向日本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发出了备忘录，限令集中在南昌、九江地区所有日军停止一切抵抗，缴械投降。“是日（九月三日）中午十二时，南昌鸣放胜利礼炮101响；下午7时，全市所有汽笛长鸣10分钟，以示庆贺。市民欢欣若狂，全城雷动……”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从9月3日至5日，南昌市民大庆三天，大街小巷鞭炮齐鸣，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
据《南昌市志》记载，1945年9月7日，国民党58军新10师第28团和第30团，进入被日军占领6年之久的南昌城。同日，解除日军屯驻南昌的第七独立旅团的全部武装，随即电令在武汉的日本第六野战军司令兼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立即到南昌向“华中受降指导部”报到，接受指示。
笠原幸雄在南昌递交投降书。（左为笠原幸雄，右为鲁道源）
1945年9月14日上午10点，在中山路原南昌中央银行大楼（现八一起义纪念馆斜对面）举行日本投降南昌地区的签字典礼。
在签字大厅内，彩旗环绕四周，会场上方正中悬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左右列有“和平”二字，会场中置有两张长桌，上端是受降席，居中是受降官鲁道源；下端的长桌为投降席，中座是日本华中派遣军11军团长笠原幸雄，左右为其随员。
据《南昌纪胜》中描述：“当时会场十分沉寂，除了受降官席上的时钟响声外，就只有新闻记者按动照相机快门的声音。”日军代表笠原幸雄双手捧着投降书，正步走到受降官席前，立正鞠躬，呈上投降书，并作了口头报告：“本官奉上司之命，统率驻南昌、九江地区一切所属陆军部队以及不久集结该地区的各部队，并统制海军部队，向中华民国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阁下投降”，并在投降书上郑重签下“南昌、九江地区投降代表、陆军中将笠原幸雄”。
来源：当代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