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日本一个名为“蒋公遗德显彰会”的民间组织在幸田町设立了“中正神社”。该组织主要由亲台湾的日本右翼人士组成，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感谢”蒋介石在二战结束后对日本的“宽容政策”。

在日本爱知县幸田町的僻静角落，有一座名为“中正神社”的纪念设施。

它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神社，也非日本政府官方所建，而是一处由民间团体设立的纪念碑。

这座建筑的存在，牵扯出一段关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特殊历史。

1985年，日本一个名为“蒋公遗德显彰会”的民间组织在幸田町设立了“中正神社”。该组织主要由亲台湾的日本右翼人士组成，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感谢”蒋介石在二战结束后对日本的“宽容政策”。

纪念碑的主体是一块刻有“以德报怨”的石碑，背面铭文写道：“我等为报答蒋介石总统的恩情，立誓日中永保和平亲善。”此外，碑旁还设有一座凉亭，亭内悬挂蒋介石画像，整体规模仅相当于一座小型公园景观。

这座纪念碑的核心叙事，源于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当时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军民超过200万人，而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演讲时提出“以德报怨”方针，主要内容包括：

1、迅速遣返日俘日侨：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2月，约200万日本人被分批遣返，允许携带少量私人物品。

2、避免过度追责：除少数甲级战犯外，多数日军官兵未被审判，甚至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在1949年被判“无罪”。

这一政策与苏联处理日本战俘的方式形成对比——60万关东军战俘被送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约10万人死于严寒与疾病。因此，部分日本老兵及家属对蒋介石抱有感激之情，成为后来设立纪念碑的动因。

尽管纪念碑的设立者强调“感恩”，但历史真相远比表象复杂：

1、遣返政策的现实考量

1945年的中国正面临国共内战危机，国民党政府无力长期收容200万日本人，快速遣返实为无奈之举。

允许携带行李的规定，实际导致大量日军武器、物资被私藏偷运，间接加剧了战后中国的治安混乱。

2、政治博弈下的“宽大”

蒋介石放弃对日索赔（1952年《中日和约》）、保留天皇制等决策，更多出于冷战需要：为争取美日支持其“反攻大陆”，而非单纯的“以德报怨”。

据美国外交档案显示，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所谓“放弃赔偿”实质是换取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地位的政治交易。

3. 被遗忘的代价

中国最终仅获得价值2250万美元的日本在华资产赔偿，而菲律宾、印尼等国通过强硬态度获得了数亿美元赔偿。

这种“宽容”未得到日本官方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反而成为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的借口之一。

如今，“中正神社”的存在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

对日本右翼而言，它是“日台友好”的象征，甚至被用于淡化侵略责任；

对中国人民而言，它却刺痛着民族记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显示，参与南京战役的日军第6师团官兵，正是从幸田町所在的爱知县出发。

耐人寻味的是，这座纪念碑与幸田町另一座纪念“满洲开拓团”的设施相距仅3公里。后者悼念的是日本战败时在东北自杀的殖民者，两处场所共同构成了某种扭曲的历史叙事。

“中正神社”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评价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内战、冷战交织下的特殊产物；

民间团体的纪念碑不等同于国家立场，日本政府至今未在官方层面“感谢”蒋介石；

真正的历史和解，需要基于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而非选择性的感恩叙事。

来源：东方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