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朱军曾经的办公室门牌号是99086，谐音意为“救救淋巴瘤”。人们第一次反应过来这个谐音梗时，多少都会有些忍俊不禁。

一种起源于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

它包含70多种不同亚型“淋巴瘤家族”

且还在持续分类

面对这样复杂的一种疾病，有人却说

“如果这一辈子老天一定要我得肿瘤

那我希望是淋巴瘤”

这个人是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 朱军

十几年来

朱军教授牵头成立我国

最早的淋巴瘤专业团队

完成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

建立了首个国家层面的淋巴瘤标准数据库

并推动了16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

让无数淋巴瘤患者临危得救，过得更好

朱军：总是最关情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朱军曾经的办公室门牌号是99086，谐音意为“救救淋巴瘤”。人们第一次反应过来这个谐音梗时，多少都会有些忍俊不禁。

这个门牌号，是朱军自己设置的。作为一名癌症医生，他幽默得更像个“段子手”，脸上的神色总是笑眯眯的，说起话来也举重若轻。似乎心情愉快，就是肉体和精神的最佳方法。许多找他看完病的患者，也会产生一种感觉：淋巴瘤这病，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01 不 怕

早晨八点不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里人头攒动。拥挤的特需门诊前厅里，绝大多数病人都冲着朱军而来。

朱军的每一次门诊，都是从长长的加号队伍开始。跟在朱军身边20年的学生、北大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晨说，几年前有一次，当得知有患者是通过“黄牛”挂的号，朱军难过了许久，告诉患者下次直接找他就能加上号。

拥挤的病人和家属里，有人跋涉千里而来，有人在网站蹲守几个月才抢到一个珍贵的门诊号。朱军走到走廊里，告诉大家：“一个一个来。”他安抚病人慢慢排队，自己挨个给病人加号。

2022年底的冬天，是单亲妈妈雷雨的人生至暗时刻。被诊断患上淋巴瘤的她苦笑：“这个命太不公平了。” 这之前，她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病的名字。

带着自己的检查报告，雷雨来北大肿瘤医院找到了朱军。朱军看了她的PET-CT结果，告诉她情况很不好。

雷雨第一句话就问：“我有几年的时间？”

朱军答了她一句话：“我给你看好。”

雷雨的眼泪唰就掉了下来。“有救了”，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雷雨本身肝功能异常，还有极高的黄疸。入住医院后，她成了科室需要重点关注的棘手病人。极其凶险的淋巴肿瘤细胞，正迅速地侵蚀着她的身体，但严重的肝损伤，成为她淋巴瘤治疗最大的障碍。

朱军向雷雨说明情况：她是自己经手的病人里，全身黄疸最严重的病人之一，很特殊。朱军边说，边安慰地拍拍雷雨的肩：“你成了我们的小黄人。”雷雨被他逗笑。

朱军和团队围绕雷雨的病例展开探讨，制定最适合她的诊疗方案，小心翼翼为她选试治疗方案。雷雨的肿瘤发展得很快，肝功能情况要完全恢复正常也不太可能，上抗肿瘤治疗也有风险。

一般来说，本身不具备治疗的条件，又得了要命的病，这样的病人往往只有一条路：等死。但是朱军不忍心。他还是想在患者现状基础上再试着给她做一点治疗。争取去治疗的可能。

朱军的治疗有一大特点：化疗+“话疗”。淋巴瘤是沉重的疾病，但他的语气总是幽默的，还爱管肿瘤叫“包包”：

就算是你换方案，也未必能达到我们所谓理想的想法，就把这个包包弄没了。

右侧腮腺有一个包包，我们的病理报告说不是瘤的事，你就别管它，有包包就有包包。

（化疗后）头发少了，包包小了，打个平手!

有点诙谐的“包包”，让遭遇人生重创的患者稍显松弛。“不要怕”是朱军向每个人传达的重要暗号。

仔细检查了雷雨的情况后，朱军笑眯眯的，一边让雷雨想吃啥吃啥，吃得舒服点：“不给你忌口，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忌啥口。” 一边把病情、治疗方式，用最平常的话都向她解释清楚，安慰她不用害怕。

“好好休息，我们为你想办法。”朱军告诉她。

02 卫 士

“淋巴瘤‘好治’。”20多年前，这曾是朱军和同行们之间一个苦涩的玩笑。“我们治肿瘤的，绝不能保证对每个病人都能治愈。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治好。”

淋巴瘤有高达七八十种分型，鉴别诊断非常复杂，容易出现误诊、漏诊。过去烂鼻子症状可能会被诊断为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恶性网状细胞增生症、致死性肉芽肿等。随着诊断逐渐规范，更多人才认识到这种疾病是鼻型、NK/T细胞淋巴瘤。

朱军带领团队耗时数年，牵头完成了“2018-2022年CSCO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并在国家卫健委的倡导下，开展并实施了全国首个淋巴瘤专科能力建设项目。

30岁的NK/T细胞淋巴瘤患者杨博麟，之前外号叫“小胖子”，脸胖，肚子也胖。化疗放疗后，他的体重从80公斤跌到60公斤。他患的NK/T细胞淋巴瘤，是亚洲高发疾病，也是朱军团队重点研究的分型。

按照朱军的要求，吃好饭，睡好觉，杨博麟慢慢把体重养回来了一些。经历了六个疗程后，他已经可以吃饺子了。虽然还是尝不出什么味道，但是咀嚼之后不疼了。

得知儿子生病，母亲换了工作，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陪伴杨博麟。结束最后一个化疗疗程后，杨博麟和妈妈一起回家等待最终检验报告，判定是否痊愈。母子俩在忐忑中，期盼着最后的胜利。

再次回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时，杨博麟在母亲的陪伴下复诊。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平凌燕看了检查报告，告诉他：你已经好了。报告中的CR字样，意思是Complete Response：完全缓解。

从门诊出来，母亲迫不及待给父亲打电话报平安。儿子生病的这些时光，宛如大梦一场。夫妻俩隔着电话，喜极而泣。

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淋巴瘤治疗领域主要依照国外相关临床指南。朱军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众多专家组成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历经多年努力后，完成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后来又组织建立起首个国家层面淋巴瘤标准数据库。

还有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临床问题，如新药机制、新药研发、联合用药、毒副反应减轻等，朱军全力支持自己的硕博研究生们去破解这些难题。

作为肿瘤医院的党委书记、固定出门诊的主任医师，朱军和学生们交流的时间并不算多。但临床试验讨论汇报、学生临床试验进度、读书报告、学生开题中期毕业的节点，他都不会缺席，还会尽量抽出时间，每年定期请学生们聚餐吃火锅。今年9月，朱军团队获得了2023年度“医学部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的称号。

北大肿瘤医院很年轻，刚成立41年。现已是国内排名前五的三甲肿瘤专科医院。在淋巴肿瘤内科的医患“心语墙”上，朱军那张心形卡片上写着：“一生只做一件事，就为你们当卫士。”

03 一 搏

在北大肿瘤医院，还有很多进入临床试验的患者。64岁的杨鹤钢就是其中一位极高危患者。

7年前杨鹤钢确诊恶性淋巴瘤，生命岌岌可危，且化疗效果不佳。“我是极高危极高危的病人，随时都得完蛋。”病情严重时，杨鹤钢甚至连路都走不了。去小区门口取个快递他都非常吃力：“谈不上跟狗爬的似的吧，我走了一个半小时。”

历经8次化疗，杨鹤钢的治愈率还是不到30%。在医院征求并确认了本人的意愿后，他进入了临床药物试验组。

进入临床药物试验治疗的病人，都是在现有条件下，没有更好的方法可提供、没有现有的更好的药可使用的患者。淋巴瘤新药像一支“天降神兵”，将这些走投无路的病人们，从在老药、老路中打转的漩涡里拔了出来。

对于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药物试验，常常意味着，绝处逢生的希望。

作为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朱军也和淋巴瘤斗争了二十多年。他初入淋巴瘤领域时，由于缺少治疗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淋巴瘤患者非常痛苦。那时国内的淋巴瘤治疗处处晚人一步，总是期待着海外新药能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但一款新药可能要在国外上市七、八年以后才能进入中国。

2019年，朱军团队研发的开创性抗癌药物泽布替尼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2015-2021年，朱军团队共推动16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牵头或参与开展约130项国内和国际新药临床试验，中国肿瘤医疗终于稳稳把住了自己的“药瓶子”。

今年9月，朱军团队还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医学院三星医疗中心合作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成功探索了外周T细胞淋巴瘤新型治疗策略。该研究显示，戈利昔替尼（Golidocitinib）在既往多线治疗的复发难治外周T细胞淋巴瘤患者中的安全性良好，疗效也较理想。这是淋巴瘤临床治疗道路上的又一重要成就。

在科学的观念和投入下更多考虑临床问题，是北大医学体系提倡的“临床科学家”培养方法。“临床科学家，说到底就是一个好医生。”朱军说。北大肿瘤医院的医生们长期按照规范进行诊断治疗，并在严格把握安全性的前提下研发新药，让病人参与、选择适合的临床试验项目。

现在，是杨鹤钢第三次临床药物试验治疗。他从护士手里接过药，谨慎地服下。“三种药到我这儿，都挺不错的。”这些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的我国原研药物，治疗的效果，超出患者们的想象。

因为临床药物试验治疗，杨鹤钢的生命，奇迹般地延续了七年。直到现在，杨鹤钢生活里该干、该玩的事情，一件也没落下。在家买菜做饭，跟哥们几个聚在一起打点小牌，孙女回家后就逗着孙女玩，“爱怎么着怎么着呗，该玩玩该干干。”

老熟人护士张姐看着杨鹤钢，也夸他的状态好、倍儿精神，“又回到小伙儿的年代了。”

04 宠 爱

朱军一般会在早上五点半起床。出门到了医院以后，他习惯先去病房看一圈病人。

查房时，助手告诉他，几个病人分别是23岁、29岁和34岁。感慨着病人年轻的岁数，他打趣：“你们都结着伴儿来的。”病人们听完都笑了。

面对病人跟他骄傲地汇报自己体重的恢复：“我长了五公斤啦。”朱军瞪住对方：“你是要争表扬是吧。”然后过去给病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朱军跟病人的交流，从不吝啬言语。跟访他的门诊一上午，光整理他与患者交流的录音就将近3万字。因为脾气好、记性好、口才好，这位大咖在后辈中“圈粉”无数，团队成员对科室的评价也很欢脱：“没有那么多规矩”“大家都很随意”“我们是被放养管理的”。

新冠疫情后，有病人找到朱军复查。他半开玩笑地跟病人说：新冠都得完了，淋巴结还没啥变化，人还在，那不挺好的吗？就长点淋巴结几个毫米，你这点都不让人家长，你太对不起新冠了。”病人扑哧笑出来。

1962年，朱军出生于重庆沙坪坝，6岁搬到涪陵，上下学需要过乌江，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冬天天不亮就出门，夏天发洪水，还要多花一小时跑到更大的渡口去坐船。高中时，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成为刺激他学医的原因之一，“至少以后家人遇到问题，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作为家里的老幺，在他之前已有两个大学生的家里经济紧张，他就选择了费用全免的军医大学。

“经历过那些，好像没有什么事是特别难的。”面对艰难，他变得从容，也始终这样安慰病人。

朱军说，要预防淋巴瘤，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免疫系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睡好觉、吃好饭，适当运动，心情舒畅。“吃好饭，睡好觉，开心一点！”这几乎是朱军会对每个病人反复强调的“口头禅”。

有些病人想吃大鱼大肉，家属不让，朱军立刻对家属开始“谆谆教导”：“人家本身都没啥胃口，吃得不多，你还这个不给人家吃那个不给人家吃，然后你还整天等着让我们给他下药，你这不对呀。”

家属还在继续担心，朱军就转过脸对着病人“吐槽”：“我怎么有点觉得她嫌弃你在家里吃太多了。”等家属绷不住地笑出声了，朱军还斜起眼睛，给病人支招：“你出去吃。”

接诊时，朱军会跟病人天南海北地拉家常，包括患者的工作学习、方言饮食。有慕名而来的病人，费尽周折挂上了朱军的号。他却告诉对方，淋瘤科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看，不用那么费劲：“找我就是找麻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说完自己嘿嘿地笑。

一上午的门诊，持续不断地讲解，往往会把大夫们累得发懵。而朱军直到中午最后一个加号的患者进来，仍然可以微笑着，帮患者拉拉椅子，说一句“您好，请坐”。他习惯拍拍患者的手或者肩膀，遇到青年小伙，“下手”还会格外有力些，为的是给对方以力量。

“我觉得病人来到我这，我就得宠着他。”朱军说。

在朱军看来，行医救人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用自己的专业给病人或家属以指导，二是要尽最大可能安抚病人。医学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是一项简单的、机械的工匠般的操作。优质的医疗服务既体现在治愈的效果上，也体现在就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里。

想把专科和医院建设好，首先“要让人高兴起来”。朱军提倡，对患者的治疗应该从他们一踏进医院就开始。在门诊，在病房，从住院，到出院，用专业知识消除患者和家属的担心和恐惧，让患者感到“稳稳的”。

这是他行医的温度。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