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的第二章是《为政》，从标题的字面意思上看，孔子似乎是想在本节中，探讨一些有关治国理政的要点技巧。

论语的第二章是《为政》，从标题的字面意思上看，孔子似乎是想在本节中，探讨一些有关治国理政的要点技巧。

但大家如果仔细去阅读全文，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章节所包含的内容，好像杂乱的有些过分了。

一、先秦社会

有讲孝道的，像什么“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有讲个人修养的，像什么“君子不器。”

有讲学习态度的，很典型的，像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还有评价《诗经》的，论观人之术的。

总之，杂七杂八的内容很多，直接论及治国理政的字句很少，内容似乎完全偏离了标题。

所以，这到底是孔子教授学生时顾左右而言他？还是论语的整理者不认真，犯了文不对题的低级错误？

直接说结论，其实都不是。事实上，《为政》全篇，除了少数几句话在讲学习态度外。

其他所有字句，无论是讲孝道，讲修养，还是论诗经，论观人之术，本质上都是在阐述治理国家的技巧要点。

而作为后人的我们，如今之所以第一眼看过去，会产生全文离题的错觉。

主要是因为《论语》毕竟成书于两千多年前，其中相当多的段落，都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生产力基础高度关联。

所以，如果不先去了解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大家即便再穷经皓首，也是很难读懂书中词句想表达之真意的。

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们，到底在《为政》篇中说了些啥？

如上文所述，现在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西周至春秋，这一中华文明萌芽草创的古早时代。

关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我在上个章节，即对《论语·学而》篇的剖析中，其实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简而言之，就是春秋，当然也包括更早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事实上是相当蛮荒落后的。

典型案例像是《左传》中提到的隙地概念，所谓：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

意思就是即便到了春秋末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宋国与郑国间，还有大片无人区没开发。

由此可知，那时候的人类定居点，并不是密集挨在一块的。

而是像今天西伯利亚的村庄一样，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各处，彼此十分孤立的。

生活其中的居民，别说跨区域协作分工了，哪怕仅仅只是想与隔壁部落联系，都得穿越未开发的野地，其中风险难度可想而知。

由此，很多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例如物质方面，货架上丰富多样的商品、遍布城市、乡村的各种基建。

秩序方面，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在治安、消防、防灾抗灾等方面普遍承担责任的官府机构。

思想方面，大家下意识接受认可的国家概念、道德标准等等。

在那个年代，肯定不是天然就有的。

毕竟生产力连维持临近聚居点的交流都困难，哪有余力提供大量商品、铺开各种基建？

哪有余力供养管理体系覆盖全国、深入基层，能够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强力官府？

此时，生产生活中需要什么东西了，只能靠村里有限的人口手工制造，野人野兽来袭击了，出现自然灾害了，也只能靠身边有限的亲友抵御，生存之艰难不言而喻。

自然的，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可能指望身处天南地北，高度隔绝的各部落居民。

思想观念上，生来便无缘无故地产生国家观念，互认彼此为同胞，共享同一套道德评判标准。

好了，讲到这里，一个新的问题便呼之欲出了。

作为后人的我们知道，西周至春秋，是华夏文明草创定型、崛起发展的起始点与关键期。

那么，当时的中华先祖，面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才最终缔造出了如此伟业呢？

答案很简单，与本文主题也息息相关，就是儒家周礼。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一章对《论语·学而》篇的讲解中，其实也已经重点论述过了。

概括的说，儒家周礼既不是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也不是统治者点缀自身的浮夸文化。

而是一套将人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并逐步向整个东亚大陆扩展延伸的制度体系。

当时的社会，不是各部落封闭孤立，缺乏物资与公共服务，什么都要靠自己解决，彼此间也缺乏国家观念与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儒家先贤们于是先从意识形态着手，他们宣称，自己观察天地之道，悟出了一套真理，用一个字概括起来，就是“仁”。

何为“仁”？举个直观的例子。

最蒙昧的原始人，见到父母去世，会不会伤心？无疑会。

人们见到素不相识的婴儿掉到井里，会不会惊恐？当然也会。

那么此类情绪的产生，是基于利益算计吗？显然不是。

这说明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天生的，上天赋予的同理心、爱人之心，这便是“仁”。

当然了，爱人之心有强有弱，对近亲的爱，必然大于对远亲的爱，对远亲的爱，也会大于对陌生人的爱。

所以，这套理论对于改造、发展当时的社会，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儒家先贤们又说了，“仁”既然是上天赋予的，那自然应该发扬光大。

至于具体的发扬方法，自然要先从最浓烈的父母子女之爱，也就是推崇孝道开始，再逐次推广到亲戚、外人上。

即在一个部族中，子女要听父母的，弟弟要听哥哥的，叔伯长辈的话虽然要听，但得排在父母之后。

大家发现端倪了吧？这套理论实际上，就是要以血缘为纽带，将松散的原始部落，改造成服从命令听指挥，讲纪律，有组织的团体！

这便是宗族！落后的生产力下，各村落、定居点孤立封闭的现状短期也许没法改变。

但儒家理论，可以赋予这些涣散的村落以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帮助他们图生存，谋发展。

然后呢？面对广阔的东亚大陆，在宗族基础上，先贤们又发明了分封制。

毕竟单个宗族的规模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文明，但宗族人口繁盛了，可以分家嘛。

周朝规定，最初的宗族每代人由大儿子继承家业，是为大宗，小儿子们外出拓荒，有样学样再复制一个宗族出来，如果成功了是为小宗。

小宗壮大后，也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分家，以此类推代代无穷尽也。

由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大陆上将遍布以儒家理论为指导大小各宗，也就是如今为大家所熟知的先秦诸侯们。

而这些宗族虽然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追根溯源，都是同源共祖、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中华共同体的概念、彼此互认同胞的认同感，以儒家“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是不是也就此慢慢建立起来了？

二、意识形态三原则

好了，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我用很长的篇幅，重新概括了上一章已经详细讲解过的，先秦时代的社会状况，以及儒家周礼的根本实质。

有读者可能已经看得不耐烦了。

各位还请稍安勿躁，这不是我磨叽，而是《为政》篇中的词句，与上述内容的关联度实在太高，不重新回顾一下，很多东西是没法讲清楚的。

现在正式进入主题，大家看第一句话，什么叫：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这里其实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用星星，来比喻当时华夏文明政治框架的基本特征。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天之中心，众星皆围绕其运行。

所以周朝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层层分封，诸侯围绕于天子周围，卿大夫围绕于诸侯周围，像不像北极星和众星的关系？

然后是第二层，这种关系要如何维系？从字面上翻译一下孔子的话，答案是为政要有德行。

统治者只有摆正自己的德行，才能吸引下级的追随尊奉，有如众星环绕归向北极星旋转。

这里容易引起误读的地方在于，很多现代人一听到“德”这个字，都会下意识将之理解为个人道德品质。

但上文也说过了，在先秦，“德”的含义不仅仅包括个人修养。

其更大程度上，还指代儒家以“仁”为原点发展出的，包含“孝悌”在内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理论原则、组织动员制度规章。

所以，什么叫“为政以德”？

这四个字并不是说，统治者只要个人品德好，国家自然就治理好了。

而是在告诉大家，意识形态的培育推广，必须要以言行一致为前提，尤其是统治者，绝对不能双标。

仍以西周那种“众星环绕北极星”的分封体系举例，宏观上，儒家理论提倡孝悌，并因此认为小宗应当尊奉大宗。

那假如大宗中的族长，自己平日里就不敬父母，废长立幼，请问小宗还会认同这一原则的神圣性与正确性吗？

肯定不会啊，回头哪怕你念经念出花来，他们也必定有样学样，诸侯轻慢天子，卿大夫蔑视诸侯，天下秩序也随之走向瓦解。

类似的，如果说先秦各地方势力，是因为都具备较强的独立性，所以才很容易对抗上级。

那微观上，统治者可否在自己直辖，或者说能够有效控制的地盘内。

比如地方诸侯、卿大夫，在处理本宗族内部事务时，随意去践踏相关的意识形态准则呢？

显然也不行，因为任何组织，哪怕是后世的郡县制，无论规章制度多严密，归根结底还是要人去遵守执行的。

当上位者用于统治大众的那套说辞，或者说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普遍丧失了可信度后。

下位者即便因严格的管束，一时不敢有所作为，但离心离德、阳奉阴违却是必然的。

如此，长远来看组织依然会走向瓦解。

《为政》篇的另外两段文字，就间接提到了这个问题，所谓：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简单翻译就是，鲁哀公、季康子这样的地方小宗君主，迫切希望领地内的下属民众，能对自己的统治心悦诚服。

孔子则告诉他们，举用正直有德之人，民众才会服气，反之则不服。上位者庄重、孝慈，下位者才会忠、敬。

讲到这里，总结升华一下，儒家强调的“意识形态的培育推广不可双标”原则。

虽然针对的时代背景是先秦，但个人认为，其触及了人类一切组织形态共同的底层逻辑，泛用性是非常强的，可谓放之古今皆准。

好了，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为政》篇剩下的内容。

儒家先贤们接下来，又用了大量篇幅，谈论了有关“孝”的内容。

首先是：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然后是：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两段话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毕竟上文已经讲过了，先秦时代的“孝”，并不仅仅是现代人印象里的，子女对父母的爱那么简单。

其更大程度上，是儒家基于父母子女之爱，衍生出的一种组织动员规章。

即子女爱父母，所以要孝，孝就是要听父母指挥，于是，松散的原始村落，便逐渐开始转化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宗族。

因此，当有人问孔子，什么是孝时，孔子的回答就是直接了当的两个字，无违。

只要没有僭越周礼，便不要违背父母，生产生活中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同样的逻辑，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从事政治时。

孔子回答道，在家里，也就是在自己的小宗族内，推广实行孝悌，怎么就不算从事政治了？

不过接下来，《为政篇》中关于孝的另外几段话，似乎又开始不讲动员讲感情了。比如：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即认为孝顺，是要做到除了疾病这种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外，不让父母再对你的其他行为产生忧虑。

还有：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这里是强调，单纯地供养父母不算孝，关键是心中得有敬爱之情，否则和养犬马有什么区别？

以及：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孝乎？”

此处是反问大家，有事晚辈干，有好吃的长辈享受，难道就算孝顺了吗？孝最难的地方，在于对父母和颜悦色啊。

所以，《为政》篇的主题既然是治国理政，那其中夹杂这么多关于个人感情之孝的描写，是不是多少有些主次不分了呢？

以《论语》编纂者的水平，当然不至于连文章的侧重点都抓不住。

这里的奥秘在于，孔子实际上是用对个人感情之孝的阐述，再次提出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新论点，即：

组织动员只有依赖于坚定的信仰，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结合上文，按照儒家理论，人为什么要孝顺？

因为按照圣贤们的说法，人生而拥有爱人之心，也就是“仁”，且有义务将之发扬广大，而孝则是发扬仁的重要方式之一。

那么请问，通常什么样的人，哪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会倾向于把孝道坚定地贯彻下去？

答案显而易见，周礼的忠诚信徒，把“仁”当成真理，读儒经入心入脑的人，会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

先秦时期的燕国，受封于幽州之地，在当时可谓孤悬塞外，处于蛮族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然而燕国没有灭亡，也没有被同化，反而慢慢发展壮大了起来。

不言而喻，如果不是其国人普遍拥有对周礼的坚定信仰，排除万难地维持宗族动员模式，这样的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先秦时期的楚国，所谓抚有蛮夷，以属华夏，用数百年时间，将礼乐秩序扩散到了南方的大片区域。

如果不是其君臣对坚定地信奉周礼价值观，这等跨越十数代人的伟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反之，再假设有某些人，并不相信所谓的“仁”，甚至对此类论点是不屑一顾的。

那么他们即便在平日里，出于从众心理、利益算计或其他因素，也能做到对长辈礼让有加。

可一旦遇到事情，需要奉献牺牲时，这类人大概率是经不住任何考验的。

所以，一切组织归根结底都是由人组成的，规章制度、实际运转，也是需要人来遵守执行的。

即人的思想意识，将直接决定其做事的行为态度。

当组织成员普遍对组织理念深信不疑时，组织必然坚定团结。

当组成成员普遍对组织理念嗤之以鼻时，哪怕制度设计再完美，组织也必然动摇涣散。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有信仰才有力量。

因此，孔子才告诫大家，仅仅有行为上的孝，不算真的孝。

只有那种从对内心“仁”的信奉实践中，水到渠成衍生出来的孝，才是真正强大的。

具体表现就是不仅行为上服从父母，心态上也和颜悦色尊敬父母，不让父母忧虑。

明白了这一点，《为政》篇中，关于观人之术和《诗经》的一些字句，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例如，什么叫：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孔子用什么方法，来透过表象，确定一个人本质的好坏？

先观察他做事的动机，再观察他做事的手段，最后观察他做事的心情，是否心安理得。

这三个方面，直指人的内心，以此为判断依据，秉持仁爱真正想做事的有信仰者，和心思不纯的投机者，将会立刻被区分开来。

什么叫：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真正具有仁心的儒家信仰者，行事必然是团结大众但讲原则不阿私的，投机者则相反，行事会结党营私而不团结众人。

什么叫：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先秦时代，《诗经》是推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其或用于典礼，或用于讽谏，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发扬人内心“仁”，从而维护宗族动员模式。

所以孔子才说，诗三百篇的主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

好了，讲了这么多，《为政》篇中还没有别的段落，又提出了其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呢？

其实还有一句：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实际上探讨了一个政治理论中非常基础的问题：

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应当在国家的治理中，发挥哪些作用？

对此，大多数人可能会下意识想起“统治合法性”这个答案。

不过孔子却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仅用政令刑罚来统领人民，人民只求免于惩罚，内心却不会有是非对错的荣辱观。

如此，大众唯利是图，有机会就会越轨，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必将高到难以接受的地步。

而如果搞出一套能够明对错、定是非的思想观念来教育民众。

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那么荣辱观建立起来后，民众将会自觉地向正确的方向靠拢，社会秩序也就能够轻松维持了。

即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应当对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种种行为，设立明确规范，引导大众知是非善恶、识好歹良莠。

或者换句话说，良好的意识形态，应当具备构建道德秩序的能力。

三、无信不立

至此，剖析完了“意识形态的培育推广不可双标，动员能力只有依赖于信仰才会强大，良好的意识形态应当具备构建道德秩序的能力“这三原则后。

整个《为政》篇的主体部分便已经讲完了。

剩下的一些段落还提到了儒家的教学观念，以及“信”的重要性。

教学观念，如“学而不思则罔”、“温故而知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等字句。

并无太深刻的含义，且基本都朗朗上口，人尽皆知，本文就不展开来讲了。

至于“信”的重要性，本篇将之抬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上，所谓：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不讲信用，就跟车子没有接榫一样，又如何能够行进呢？

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家的诚信理念，是如何衍生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上个章节，即对《论语·学而》篇的剖析中，其实已经简单讲解过了。

孔子认为：

“巧言令色，鲜仁矣。”

儒家理论不是宣称，要发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同理心、爱人之心，也就是“仁”吗？

那说话不算话，巧言令色地欺骗别人，算不算爱人？肯定不算，有仁心者必然是讲信用的。

所以守信和孝道一样，也是践行“仁”的要求和具体方式之一。

而后，具体到日常行为中，如果想长久地不失信于人，要怎么做呢？圣贤也制定了规范，所谓：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多做事，少夸夸其谈，先把事情办好了再说出来。如此，便不容易因为言过其实而失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君子肚子里有墨水，却沉稳少言，但一开口便能切中要害的印象，也就由此产生了。

本篇还有一段话：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反，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其实也是基于这一点，来突出颜回的君子形象。

参考资料：

来源：热带榕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