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孩子妈走时力道均匀，三下。刘姐是先轻后重，像紧张的心跳。小区保安直接用钥匙串敲，劈里啪啦一阵。

老杨家的门铃坏了，来人都是拍门。每次谁拍，听声就知道。

孩子妈走时力道均匀，三下。刘姐是先轻后重，像紧张的心跳。小区保安直接用钥匙串敲，劈里啪啦一阵。

那天听到的却是一种特别的拍门声，不重，但有节奏感，像老式缝纫机踩脚踏板的声音。

是汪大妈。

她又来接元元上学了。

我咽下最后一口稀饭，腾出手去开门，灶台上的铝锅里，咸菜已经起皱，豆浆半凉。马桶上的儿子踮着脚喊：“爸，快点，便便出不来了！”

“汪婶子来啦？元元马上就好，你稍——”

拉开门，我傻眼了。汪大妈倚在墙上，脸色发白，嘴唇却紫得像茄子皮。她右手抓着一个红色塑料板凳，左手捂着心口，像拎着一只不肯听话的小狗。

“老杨…没，没事…歇口气…”

她的声音像破风箱漏气，明显是爬了五楼累的。自从单元门禁坏了，电梯也跟着罢工，大家爬楼梯都挺费劲。汪婶子都六十七了，平时膝盖就不太好。这种天气，她爬五楼，哪能不累？

“婶子，您快进来喝口水，今天别接了，我送元元去上学。”

“不用…习惯了…八年了…没断过。”

她的呼吸还是不匀，但坚持把塑料板凳放在过道，像放一面小小的红旗。那是她每天接送元元用的，因为有时要等，上了年纪的腿脚站久了不行。

我家冰箱上贴着一张带磁性的日历，2019年的，上面的小女孩还穿着去年就淘汰的那种蓬蓬裙。日历已经不准了，但磁性还在，一直贴着，反正也没人关心今天几号。

“爸爸，汪奶奶来了吗？我跟她去！”元元从厕所出来，书包还开着，铅笔盒露出一角。

汪大妈的脸色缓过来一点，冲元元笑：“来了来了，等着你呢。”

她掏出一块江中猴姑饼干，这是她的”标配”，每天接孩子时准备的小零食。明明超市就有，包装却是几年前的老款，大概是她专门去批发市场买的便宜货。

“爸，我跟汪奶奶走！”元元咬着饼干，像个小仓鼠。

我拦住他：“汪奶奶今天不舒服，爸爸送你去。”

“不行，今天是周四，周四是汪奶奶的固定值日。”元元一本正经地说，好像这是什么国际公约。

汪大妈已经拉起元元的手：“没事，老毛病了，走吧元元。”

我拗不过，只好目送他们下楼。透过楼道的小窗户，看见汪大妈一手牵着元元，一手提着那个红色小板凳，走得很慢，但很稳。转角处，她回头朝我摆摆手，示意放心。

其实这样的场景已经发生了八年。

元元妈出事那年，元元才上幼儿园小班。那时候我还在外地跑业务，接到医院电话时，高速上堵车，错过了见她最后一面的机会。

她走的突然，就像她生活的风格——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一场突发性脑溢血，说走就走。

那段时间，我像行尸走肉，公司的事也没心思管，只知道每天给元元做饭，送他上学，然后在家疯狂地收拾东西、打扫卫生，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不存在的尘埃和记忆一起打包扔掉。

有一天早上，我正手忙脚乱地给元元穿袜子，门被敲响了。

是汪大妈，她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两个热气腾腾的胶袋：“老杨，这是刚出锅的馒头，给元元带的。”

我有点懵：“谢谢汪婶，不用麻烦您…”

“不麻烦不麻烦，我家孙子去年毕业了，现在吃学校食堂，早饭都在学校吃。家里蒸的多了，放着也坏。”她的眼睛不敢直视我，好像怕被拒绝，“再说我正好路过，上趟菜市场。”

她家在六单元，去菜市场根本不用经过我们这栋楼。

那天起，汪大妈开始几乎每天来接送元元。一开始我拒绝，后来拗不过，也觉得确实需要帮忙，就慢慢接受了。一年、两年…一直到现在，元元已经小学毕业，上初中了。

汪大妈的固定装备是那个红色小板凳，和一块饼干或者一小包瓜子。她每天来得很准时，从不提前打电话，也从不迟到。风雨无阻，哪怕发烧39度，她也撑着来了。

我问过她为什么这么坚持，她只说：“都是一个楼的，举手之劳。”

这种敷衍的回答，我也就不再追问。

让人意外的是，元元竟然很喜欢跟汪大妈一起上学。有几次周末我想带他出去玩，他都问：“汪奶奶去吗？”

直到有一次，我翻洗衣服时，从元元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上面是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元元，奶奶永远爱你，不会丢下你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

半个月后的一个周五，汪大妈没来接元元。

等了二十分钟，我打她的电话，无人接听。元元很焦虑，一直望着门口：“汪奶奶是不是生病了？”

“爸爸送你去学校，放学去看看汪奶奶。”

傍晚放学后，我们去敲汪大妈的门。敲了好几次，才听见里面有拖鞋的声音。门开了一条缝，汪大妈的儿子冯建国探出头来，脸色不太好看。

“哦，是老杨啊，我妈住院了。”

“啊？怎么了？”

“没啥大事，就是心脏有点问题，做个小手术。医生说问题不大，让观察几天。”

元元扯我衣角，小声问：“爸爸，汪奶奶什么时候能回来？”

冯建国看了元元一眼，语气缓和了些：“过几天就好了，小朋友别担心。”

第二天周六，我带着元元去医院看汪大妈。买了一筐水果，元元非要带上他的画和一盒他平时舍不得吃的德芙巧克力。

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在七楼，电梯门一开，就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病人家属带来的各种食物气味，形成医院特有的气息。

708房是六人间，我们进去时，汪大妈正半躺在靠窗的床上，看着窗外。阳光照在她脸上，她却显得比在家时更苍老，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

“汪婶子，”我喊了一声，她转过头，看见元元，眼睛一亮。

“元元来了！快来让奶奶看看。”她挣扎着要坐起来。

我赶紧过去帮忙，发现她胳膊上扎着针，连接着一个心电监护仪。床头柜上放着几个药瓶，旁边是一个旧保温杯，杯身已经掉了漆，露出里面的不锈钢本色。

元元很乖地走过去，把画和巧克力递给她：“汪奶奶，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这是你，这是我，我们一起去上学。”

汪大妈接过画，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好，好…”她的声音有点哽咽，说不出完整的话。

我让元元在病房陪汪大妈，自己去找医生了解情况。

心内科医生办公室里，值班医生姓刘，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精明能干。

“医生，我想了解一下708房的汪桂芝，她是我们小区的邻居…”

“哦，汪阿姨啊，”刘医生推了推眼镜，“她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是心脏问题，需要做搭桥手术。”

“这么严重？她儿子说是小手术…”

“可能是怕您担心吧。其实她这个情况已经拖了很久了，至少有五六年了。”

我一惊：“五六年？这么久了？”

“对，而且期间她还有过两次小的心梗，病历上记录得很清楚。但她一直没做大手术，只是靠药物控制。”

刘医生翻开病历本，指给我看：“你看，2016年第一次入院，诊断就是冠心病。当时建议她半年内做手术，但她拒绝了。2018年又来一次，情况更严重，还是拒绝了彻底治疗。”

“她为什么拒绝？是经济原因吗？”

“这个…你得问她家人。不过从医疗角度讲，再拖下去风险会更大。”

离开办公室，我在走廊上碰到了汪大妈的儿子冯建国。

“老杨，谢谢你们来看我妈。”他手里拿着一袋药，看起来刚从药房回来。

“冯哥，医生说婶子需要做搭桥手术，很严重，你们怎么打算的？”

冯建国叹了口气：“唉，这手术得七八万呢，我们家现在真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刚买了房子，首付掏空了积蓄，每个月还房贷都紧巴巴的。”

我心里一紧：“那怎么办？不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妈说没事，能拖就拖着。她这人倔，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回到病房，汪大妈正给元元讲她小时候捉知了的故事。看到我们进来，她小心翼翼地把元元的画放进枕头下面，好像那是什么珍贵的宝贝。

元元看了会儿电视，有点无聊，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旁边床的一位大爷招呼他过去玩扑克牌。我趁机坐到汪大妈床边，小声问她情况。

“婶子，医生说您需要做手术，怎么一直没做呢？”

她摆摆手：“我这人命硬着呢，死不了。再说那么贵的手术，家里又不是大富大贵的…”

“可是您的身体…”

她打断我：“老杨，人这辈子，能活一天是一天的福气。我这年纪，够了。”

不知为什么，想到她每天拎着小板凳接送元元的样子，我突然很难过。

那天回去后，我在网上查了冠心病搭桥手术的资料，越看越担心。第二天，我主动打电话给冯建国，告诉他我想出一部分钱帮忙。

“老杨，这可使不得，那是大数目。”

“冯哥，汪婶子这些年帮了我很多，元元把她当亲奶奶。这钱你就当我借你的，以后慢慢还。”

最后我说服了冯建国，把积蓄里的三万块转给了他。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

手术定在周三。周二晚上，我和元元又去医院看汪大妈。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电视开着，播放着一个老旧的综艺节目，音量很小，像是背景音乐。

她看起来有点紧张，但见到元元，立刻笑了：“元元来啦？明天奶奶要’修理’一下，修好了就能接你上学了。”

元元点点头：“汪奶奶，你不怕痛吗？”

“不怕，打一针就不痛了。”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她：“婶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您买点补品。”

她看了看红包，没接：“老杨，你小子干啥呢？我帮你带孩子是应该的，不需要这个。”

“婶子，您就收下吧，这是我和元元的心意。明天手术，您安心养着，啥都别想。”

她还在推辞，护士进来检查，示意我们该离开了。临走时，汪大妈拉住元元的手：“元元，你明天好好上学，奶奶很快就回来接你。”

元元郑重地点头：“嗯，我等你。”

手术那天，我请了假，在医院陪着。冯建国和他爱人也在，他母亲做手术，他显得比我还紧张，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虽然医院禁烟，他还是忍不住跑到楼梯间抽。

下午三点多，刘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摘下口罩，额头上全是汗。

“手术很成功，病人情况稳定，已经送去ICU观察了。”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冯建国激动地握住医生的手：“谢谢医生，真的太谢谢了！”

刘医生拍拍他的肩膀：“你妈妈很坚强。不过有件事我很好奇，为什么她之前一直不肯做手术？按照她的病情，早就应该治疗了。”

冯建国低下头：“可能是嫌贵吧，我妈一直舍不得花钱…”

刘医生欲言又止，最后摇摇头走了。

汪大妈在ICU观察了三天后转回普通病房。我去看她时，她气色好多了，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看见我进来，她赶紧把床头柜上的一袋水果塞进床底下。

“婶子，您这是干啥呢？”

“哎呀，你送的水果太贵了，我舍不得吃，留着给元元吃。”

我哭笑不得：“那是给您补身体的，您得多吃点有营养的。”

闲聊中，我问起了她这些年为什么一直接送元元上学的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窗台上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病房隔壁在装修，电钻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走廊上护士的对讲机滴滴作响。

终于，她开口了：“老杨，我没跟你说过，我有个女儿。”

“您不是只有冯哥一个孩子吗？”

“还有个女儿，比冯建国小七岁。”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她不在了，跟你媳妇走的那年差不多。”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女儿走那会儿，她闺女才五岁，跟元元差不多大。我答应过她，要照顾好外孙女的。结果…孩子她爸改嫁后，把孩子送到外地上学了，我见都见不着…”

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看到元元，我就想起我外孙女。我知道不对，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多看看他，陪陪他…”

我鼻子一酸，原来是这样。

“后来，我慢慢发现，元元他需要我。不是因为接送上学这点小事，是他需要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像他妈妈一样爱他，不会突然消失。”她停顿了一下，“我也需要他，他让我觉得，我女儿的一部分，还在这世上。”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

“所以我不愿意做手术，”她继续说，“万一…万一手术有啥意外，元元又要经历一次失去，我不想那样。”

我忍不住问：“那这次为什么答应做了？”

“因为元元那张画，”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画的是我们一起去上学的路，画上写着’永远’。我想，也许我该试试活得久一点，多陪他几年…”

出院那天，我和元元一起去接汪大妈。元元坚持要自己拎着那个红色小板凳，说要给汪奶奶坐。

路过心内科医生办公室时，刘医生叫住了我：“老杨先生，能聊几句吗？”

进了办公室，刘医生关上门，脸色有些复杂：“汪阿姨的事，我想你应该知道。”

“知道什么？”

他拿出一份病历：“你看这个日期，2017年9月，她第一次因为心脏问题住院。医疗费用是她自己出的，当时完全有能力做手术。”

我有些不解：“那为什么…”

“再看这个，”他翻到后面，“2018年复查，她的医保卡里还有不少钱，足够支付大部分手术费用。但她仍然拒绝，只要最便宜的药物治疗。”

“这…”

“最令人不解的是，”刘医生推了推眼镜，“她定期取出医保卡里的钱，根据记录，几乎每学期开学前都会取一笔。”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刘医生递给我一张医保卡消费清单：“这是她同意我查询的。你看这个时间点，每年8月底和2月初，分别取出3000到5000不等。”

那正是元元上学的时间。

“当我把这些和她儿子提到的经济困难联系起来，再结合她的病情拖延，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刘医生的声音哽咽了，“她宁可不做手术，把钱省下来……”

我说不出话来，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刘医生抹了抹眼角：“昨天做完手术回来，我跪在她床前，向她道歉。作为医生，我应该早点发现的。”

那天，我扶着汪大妈下楼，她走得很慢，但脸上带着微笑。医院门口，阳光很好，照在她的脸上，像是给她镀了一层金边。

元元拿着那个板凳在前面走，不时回头看我们，催促着：“汪奶奶，快点，我们回家吧！”

我突然意识到，家，对汪大妈来说，不只是那个狭小的公寓，还有接送元元上学的那条路，还有元元画上写的”永远”。

“婶子，以后您就别接送元元了，您好好养身体。”

她摇摇头：“不行，这是我的’固定值日’，答应了元元的。”

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坚持。因为对她来说，那不是负担，而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承诺。

我偷偷在心里发誓，一定会好好照顾元元，也会照顾好这位倔强的老人，让她知道，她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元元站在前面，高举着那个小板凳，像举着一面红旗。阳光照在上面，映出一道温暖的光晕。

“爸爸，汪奶奶，快点！太阳要落山啦！”

是啊，太阳要落山了，但明天它还会升起。就像汪大妈和元元之间的爱，会一直延续下去，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消失。

就像那块饼干，那个小板凳，那句”永远”。

来源：好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