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个下午，我把一包盐当作白糖卖给了一个女子，这事儿要是搁现在，顶多就是道个歉，可在那个年月，差点要了我的饭碗。

那个下午，我把一包盐当作白糖卖给了一个女子，这事儿要是搁现在，顶多就是道个歉，可在那个年月，差点要了我的饭碗。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她推开供销社玻璃门时发出的那声响，清脆得像敲在我心上。

那是1978年的秋天，粉碎＂四人帮＂刚两年，到处都在说改革开放，可我们这小县城，变化还不大。

我刚到县城供销社当临时工，说是临时工，其实就是个打杂的，端茶倒水，扫地擦桌，啥活儿都得干。

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到，天还没亮就得起床，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咯噔咯噔＂地往城里赶。

晚上八点才能回家，回到租的那间小屋子，累得话都不想说。

工资一个月十八块五，听着不少，可花起来就知道紧巴了。

租房子要五块，剩下的十三块五，买白面馒头、咸菜，再买点煤油点灯，到月底就见底了。

家里人都盼着我能转成正式工，那样工资能涨到二十六块，还有粮票、布票、肉票，那可就不一样了。

可正式工的名额比啥都珍贵，供销社总共就那么几个人，谁走了才能补一个，轮不到我这种农村来的小子。

那天下午，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柜台后面打盹儿。

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柜台上，暖洋洋的，加上中午吃了两个大馒头，困意就上来了。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那时候生活单调，每天就是卖货收钱，卖货收钱，脑子都麻木了。

＂师傅，买二两白糖。＂

她的声音把我惊醒，我赶紧直起身子，装作在整理账本的样子。

抬头一看，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扎着两条黑亮的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

手里拿着糖票和钱，那糖票还是新的，在手里捏得紧紧的。

＂要白糖是吧，好嘞，给您称。＂

我起身去货架上拿糖，可那时候头还有点昏沉，眼睛也有些花。

货架上白糖和精盐都是白色的，包装袋子又差不多，我迷迷糊糊就拿了一包精盐。

那会儿也没有条形码，包装袋上的字又小，我压根儿没仔细看。

＂二两是吧？＂我边说边倒在秤盘上。

秤杆一翘，刚好二两，我满意地点点头。

把盐装进牛皮纸包，用细绳扎好，递给她：＂一毛二分钱。＂

她掏出钱递给我，是一张一毛的票子和两分的硬币，钱都是新的，像是特意准备的。

拿着纸包就走了，走路的样子很轻快，看得出心情不错。

我继续在柜台后面犯困，那时候下午没什么客人，就我一个人守着店。

直到大概半个小时后，玻璃门又响了，她回来了。

这回她脸色不太好看，眉头皱着，手里拿着那包＂白糖＂。

＂师傅，您给我的这是盐，不是糖。＂

我一听，脑袋立马清醒了，心里＂咯噔＂一下。

接过纸包一看，果然是精盐，包装袋上＂精盐＂两个字清清楚楚。

那一瞬间，我的心凉了半截，手心里直冒汗。

在供销社工作，最怕的就是出错，特别是我这种临时工，犯了错就得卷铺盖走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马上换。＂

我手忙脚乱地去拿白糖，手都在发抖，差点把糖罐子碰倒。

心里想着完了完了，这下要被开除了，回家怎么跟爹娘交代。

可她却摆摆手，声音很平静：＂算了，就要盐吧，家里也缺盐。＂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啊？您说啥？＂

＂就要盐吧，反正家里也要用。＂她重复了一遍。

＂那钱......＂我结结巴巴地说。

＂盐比糖便宜，您退我几分钱就行。＂

我赶紧算了算，盐八分钱二两，糖一毛二，退给她四分钱。

从抽屉里找出四分钱，手还在抖，几乎拿不稳硬币。

她接过钱，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师傅，以后卖东西仔细点儿，别的顾客可能不会这么好说话。＂

说完她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柜台后面直冒冷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说的那句话。

想起她当时的表情，明明很生气，但还是替我着想，没有发作。

要知道，那时候去领导那儿告一状，我这个临时工立马就得滚蛋。

我在床上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这姑娘不一般。

第二天上班，我担心得要命，生怕经理找我谈话。

可等了一天，没人来找麻烦。

第三天，还是没有。

一个星期过去了，依然风平浪静。

我这才明白，她真的没有告发我，这份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从那以后，我做事格外小心，每卖一样东西都要看清楚标签。

称重的时候也格外仔细，生怕再出错。

拿货的时候，我都要念一遍标签上的字，＂白糖，白糖＂，＂精盐，精盐＂。

同事们都说我变了个人似的，以前总是马马虎虎，现在怎么这么认真。

老张头笑话我：＂小李啊，你这是咋了？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没告诉他们实话，只是心里一直记着那个女子的好。

她救了我的饭碗，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宽容。

那年冬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传来。

经理突然通知我，说上面有个正式工的名额，县里新政策，要照顾一些表现好的临时工。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了三遍才确定不是在做梦。

＂真的？我能转正？＂

＂嗯，上面看你这半年表现不错，工作认真负责，就决定给你这个机会。＂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连忙跑回家告诉家里人。

爹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到消息，手里的米都洒了一地。

＂真的？咱家小李要当正式工了？＂

娘从屋里跑出来，眼圈都红了：＂这下好了，儿子有正式工作了，以后找媳妇也容易了。＂

村里的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恭喜，说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转正以后，工资涨到了二十六块，还分了个单身宿舍。

虽然只有十来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啥都没有，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窝。

那时候能有个单独的房间，在同龄人中已经算很不错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供销社的工作也越来越熟练。

因为认真负责，经理还提拔我当了副班长，每个月多五块钱津贴。

转眼到了1982年，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在那个年代算是大龄青年了。

家里人开始着急，三天两头催着我找对象。

＂小李啊，你都二十六了，再不找对象就成老光棍了。＂娘总是这样唠叨。

可我一个大老粗，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在宿舍看书，哪里认识什么姑娘。

那时候找对象都得托媒人，我妈托了村里的王婶子给我张罗。

王婶子是个热心肠，在十里八村都有人脉，专门给人说媒。

＂我知道城里有个姑娘，在纺织厂上班，人很不错，你去见见。＂

听说是纺织厂的，我心里有些忐忑，纺织厂的姑娘都是正式工，工资比我还高。

＂人家能看上我吗？＂

＂你现在也是正式工了，怕什么，先见见再说。＂

约定的地点是城里的人民公园，时间是星期天下午两点。

我特意穿了件新衬衫，还去理发店理了个头，花了五毛钱。

理发师傅给我打了发蜡，说这样显得精神。

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公园门口，在门口来来回回踱步，心里紧张得不行。

两点整，我看见一个女子朝这边走来，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个小包。

走近了一看，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

竟然是她，那个买错糖的女子。

她显然也认出了我，脚步慢了下来，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们就这样站在公园门口，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也太巧了吧，怎么偏偏是她。

最后还是她先开口，声音里带着笑意：＂是你啊，供销社的师傅。＂

＂是我，那个卖错东西的倒霉蛋。＂我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她＂噗嗤＂一声笑了：＂还记得那件事呢。＂

＂怎么能不记得，差点丢了工作，要不是您......＂

话说到一半，我突然有些哽咽，那种感激之情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们在公园里找了个石桌坐下，开始聊起那天的事。

她说她当时确实很生气，特意买糖是要给病重的奶奶冲糖水喝。

奶奶糖尿病，嘴里发苦，只有喝点糖水才能好受些。

结果拿回家才发现是盐，差点把老人家给齁死。

＂那你奶奶......＂我小心翼翼地问。

＂已经去世了，就在那年冬天。＂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悲伤，声音也轻了下来。

＂其实买错糖那天，我心里特别难受，奶奶已经很痛苦了，我还给她添麻烦。＂

＂可看您那么紧张害怕的样子，我又不忍心去告状，想着反正家里也缺盐，就算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更加愧疚，当时只想着自己的工作，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难处。

＂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您和您奶奶。＂

＂都过去了，说这些干嘛。＂她摆摆手，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继续聊着，聊她在纺织厂的工作，聊我在供销社的生活。

原来她叫李秀英，比我小两岁，父母都是工人，从小在城里长大。

她说话很有条理，不像农村姑娘那样拘束，但又不失朴实。

聊到工作，她说纺织厂的活儿很累，每天要站十几个小时，手都磨出茧子了。

＂你看。＂她伸出手，手心确实有厚厚的茧子。

我也伸出自己的手：＂我也有，搬货搬的。＂

两只长满茧子的手碰在一起，突然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不知不觉聊到了傍晚，夕阳西下，公园里的人渐渐少了。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她站起身说。

我也赶紧站起来，心里有些舍不得：＂那......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像个毛头小子一样。

她想了想，脸上也有些红晕：＂行啊，反正都是熟人了。＂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正式交往，每个星期天都会见面。

她总爱说起那次买错糖的事，说那是她们第一次见面，算是很特别的缘分。

＂要不是你卖错了东西，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认识。＂

她这样说的时候，眼中总有笑意，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

我每次听到这话都有些不好意思，但心里又很甜蜜。

有时候我想，如果当时我没有打瞌睡，如果我仔细看了标签，我们还会相遇吗？

大概这就是命运吧，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交往的日子很美好，我们经常在下班后一起在城里转转。

那时候能约会的地方不多，电影院、公园、还有新开的小公园。

电影票两毛钱一张，对我们来说算是奢侈品，一个月最多看一次。

更多时候我们就在公园里坐坐，聊聊天，看看别人下棋。

李秀英很会过日子，总能想出一些不花钱的娱乐方式。

她说她小时候跟奶奶学过刺绣，空闲时会给我缝缝补补。

第一次她给我缝的是袖口，我的衬衫袖口开了线，她用红线给缝得整整齐齐。

针脚很细很匀，比原来的还好看。

＂以后衣服破了就找我，保证给你缝得像新的一样。＂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弯成了月牙，特别好看。

半年后，我们确定了关系，又过了一年，开始谈婚论嫁。

那时候结婚要很多票证，布票、家具票、还要单位开证明。

最头疼的是房子，我的宿舍太小，两个人住不下。

正发愁的时候，供销社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给我，说是照顾结婚的职工。

虽然是老房子，但有两间房，还有个小厨房，已经很满足了。

李秀英的单位也很支持，纺织厂给了一些布票和家具票。

我们用这些票买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还有一张圆桌。

婚礼很简单，就在供销社的食堂办了两桌酒席。

请了双方的亲戚朋友，大概二十多个人。

李秀英穿着她自己做的红色外套，我穿着那件相亲时的衬衫。

在县里唯一的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花了五块钱。

那张照片我现在还留着，两个人都笑得很青涩，但很真诚。

婚后的日子很幸福，李秀英每天下班后都会到供销社接我。

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做饭，一起听收音机。

那时候最大的娱乐就是每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还有八点的评书。

李秀英特别爱听刘兰芳说的《岳飞传》，每天晚上都守着收音机。

我喜欢听《三国演义》，两个人有时候还会为了听哪个节目争论。

最后总是她让着我，说：＂行行行，听你的。＂

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去菜市场买菜，那时候买什么都要票。

肉票、蛋票、豆腐票，一样都不能少。

肉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我们两个人的票攒在一起，一个月能吃一顿肉。

李秀英的手艺很好，能把半斤肉做出花样来。

红烧的、糖醋的、炖汤的，每次都不重样，香得邻居都能闻到。

有一次她做糖醋里脊，我开玩笑说：＂幸亏当年我卖给你的是盐不是糖，不然你现在做菜就没盐用了。＂

她白了我一眼：＂就会贫嘴，当年要不是我心软，你早就失业了。＂

＂是是是，都是我媳妇心善，救了我一命。＂

两个人说着笑着，那种幸福感特别真实。

1985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李秀英辞了纺织厂的工作，在家专心带孩子。

那时候没有产假工资，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少了一半。

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三口，虽然有些紧张，但也过得去。

每天晚上，我抱着儿子在屋里转圈，李秀英在一旁做针线活。

儿子的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缝的，从里到外，从夏到冬。

那时候买不起成衣，都是买布回来自己做。

李秀英的手艺越来越好，做的衣服比商店里卖的还漂亮。

邻居们都夸她心灵手巧，还有人请她帮忙做衣服。

她总是很乐意帮忙，分文不取，说都是邻居，应该的。

这样的日子虽然平淡，但很充实，每天都有小小的幸福。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虽然物质条件不好，但精神上很富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纯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考虑。

那次卖错糖的乌龙事件，竟然成了我们相识的契机。

如果当时我没有打瞌睡，如果李秀英没有那么宽容，如果王婶子没有介绍我们相亲，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错误，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

那包盐至今还在我们家的厨房里，李秀英说要留着做纪念。

每次做饭用到盐的时候，她总会说：＂还记得当年你卖给我的那包盐吗？＂

我总是笑着点头，心中涌起温暖的回忆。

儿子长大后，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

他总是笑话我：＂爸爸当年真糊涂，连盐和糖都分不清。＂

＂那时候你爸爸年轻，做事毛躁，要不是你妈妈大度，就没有你了。＂

儿子听了，总会抱着李秀英的胳膊说：＂妈妈最好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我也从供销社退了休。

但那个秋日的下午，那扇玻璃门的响声，还有李秀英宽容的笑容，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愿意再犯一次这样的错误。

因为正是这个错误，让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那包盐，那份宽容，那个美丽的误会，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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