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绿色产业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近期DeepSeek的突破令各界重新审视中国的AI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需求疲弱仍然是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理解这组反差？宏观上可以总结为从规模不经济走向规模新经济。绿色和数字经济是规模新经济的突出代表，不仅体现在大

宏观视点

中国的绿色产业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近期DeepSeek的突破令各界重新审视中国的AI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需求疲弱仍然是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理解这组反差？宏观上可以总结为从规模不经济走向规模新经济。绿色和数字经济是规模新经济的突出代表，不仅体现在大规模生产降低单位成本，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促进创新的动态过程。中国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既可得益于发展差距带来的追赶效应，也拥有大国规模经济促进创新的优势。

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内部来讲，从金融周期上半场的繁荣到下半场的调整，虽然房地产的规模不经济属性在供给侧对生产力的抑制下降，但其作为信贷抵押品的角色在需求侧带来债务紧缩压力，需求不足阻碍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外部来讲，在新的地缘经济形势下，中美合作的“G2模式”遭到挑战，中国面临纵向“卡脖子”和横向“去中心化”压力，前者不利于追赶，后者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加剧中国的需求不足问题。

应对挑战的关键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减少对过去产业创新形成的“重供给与资产”的路径依赖，以“重需求与人才”促进科技创新。在财政层面，在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之外，也要发挥好政府（包括央国企）采购的作用；在金融层面，从重视信贷（可以由供给驱动）转向重视资本市场（主要是需求驱动）；在宏观经济层面，从重视投资（形成资产）转向重视消费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投资于人”在方向上有提振短期需求、改善长期供给的作用，但其提振当前总需求的力度还有待观察。未来几年，关键在于面向家庭部门的财政扩张，尤其是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普惠性。

关键词 | 规模经济 绿色产业 人工智能 地缘经济 投资于人

研究员 | 彭文生

当前，供给强劲、需求疲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反差。在供给侧，绿色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并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DeepSeek的突破令各界重新审视中国的AI能力和创新模式。近期资本市场的改善，尤其是港股、科技股表现优异，可以说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重估。另一方面，需求疲弱仍然是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房地产下行和相关债务带来紧缩压力，就业、物价、企业盈利承压。如何理解这组反差，是分析经济发展潜力与路径，以及宏观政策走向的关键点。

一、经济为什么增长或者不增长？

理解中国经济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反差，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使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经济，每个企业和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通过分工和贸易实现效率提升[1]。分工提升单个环节的生产规模，不仅分摊生产的固定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各个环节的技能学习和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以汽车制造为例，单个企业固然可以包揽从发动机到车身和轮胎的全部制造过程，但如果将整个制造过程加以细分，例如有的企业专门生产发动机、有的企业专门制造轮胎或玻璃等，相同的投入可以实现更高的产出。

按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增长依靠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背后的机制就是分工与贸易。一方面，分工需要人作为基础，单个人无法进行分工，人越多、分工的可能性和边界越大。另一方面，为了将人和机器设备匹配起来，资本积累和投入也重要。考虑到人口的变动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古典经济学强调经济增长主要源自储蓄和资本积累[2]。沿着这一逻辑，古典经济学认为整体经济产出中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能太高、维持基本生存需要即可，主要经济产出应该用以实现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古典经济学对规模经济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其忽视了技术进步，仅靠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的经济潜力是有限的。如果今天的技术水平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再多的投资生产、再多的蒸汽机也不能实现今天的生活水平。

新古典经济学突出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索洛考察了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增长数据，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用资本积累来解释，大部分应归结为技术进步[3]。那么，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是什么关系？规模经济效应意味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增或不变。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边际收益很难不下降。在引入技术进步后，生产过程更加高效，资本的边际收益得以维持甚至递增，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但是，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看成一个外生变量，对于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并未过多解释。

20世纪80年代，罗默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弥补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技术进步从何而来的短板[4]，认为技术进步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内生影响因素就是规模经济，体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给侧，一国经济体量越大、可以投入研发的资源越充足，同时一国人口越多，人力资源越多、创新能力越强。在需求侧，一国市场规模越大，创新的利润空间越大，创新的动力越强。综合这两方面因素，规模经济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给定技术条件下的概念，而是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的方式带来新一轮、更大范围的规模经济收益的动态过程。换句话说，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技术进步的假设不同，有两个重要的宏观含义。第一，按照技术进步外生的假设，大国不比小国有优势，而按照内生增长模型，大国有规模经济的优势。第二，两者对先发者有优势还是后发者有优势有不同含义。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技术进步外生，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充裕，资本相对稀缺，资本边际收益高于发达国家，伴随国际贸易和投资，资本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学习和模仿带来技术的扩散，使得后者的经济增长快于前者，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趋于收敛。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活动的结果，率先实现创新并做大规模的经济体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研发，形成创新的自我强化，也就是说先发者有优势[5]。

两派理论哪个对呢？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两者在不同侧面对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历史上我们既能找到发展中国家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例子，也能找到先进国家领先优势扩大的例子。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既拥有发展差距隐含的追赶效应和后发优势，也拥有大国规模效应的优势。但总体来讲，一直以来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框架更重视追赶效应与后发优势，而对规模经济的视角重视不够。

有规模并不必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关键是以分工与贸易为载体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市场机制能不能总是实现资源的最优使用？有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在结构层面，一些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外部性发生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一致时，以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就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公共政策介入来纠正外部性。例如，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社会收益远大于个体收益，影响个体从事科技创新的动机。这就要求政府在研发投入和制度设计上予以支持，比如财政投入支持基础研究，优化金融制度与机制以促进创新。

第二是在总量层面的需求不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创造需求，但市场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光有供给侧的优化并不够，需求不足在某些情况下是更大问题。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到1930年代大萧条和次贷危机带来的大衰退是典型的例子。需求不足意味部分产能闲置，也就是没有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尤其是长期失业、年轻人失业损害人力资本积累，不利于创新发展。从学理上讲，需求不足的源头有两个，收入分配和货币经济。首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相当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不足，导致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6]。凯恩斯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审视大萧条中的需求不足，认为在收入分配的解释之外，还需要重视货币经济的视角[7]。人们在信心不足时会增加对货币等安全资产的需求，导致对风险资产与实体投资需求下降，过剩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带来总需求不足。

针对需求不足的两方面原因，对应的政策含义有所区别。对于收入分配，政策应对是促进共同富裕，注重结构性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对于货币经济，宏观政策要在信心不足时进行逆周期调节，增加货币供给来满足货币需求，以避免实际利率（风险资产溢价）上升太多。以上规模经济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二、规模新经济（一）：绿色产业

从规模经济来看，制造业是最直观的例子，这方面的新发展体现在绿色产业，通过低成本的产业化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体量。光伏、电池等并不是新技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只有中国在近年来把这些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生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产业创新。中国的绿色产业在全球领先，体现为2023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的80%左右，新能源乘用车产量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接近60%（图表1）。

图表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

资料来源: BloombergNEF，中金研究院

中国绿色产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源于规模经济和政策纠正外部性两个根本性原因。首先，绿色转型在经济层面的含义是从规模不经济转向规模经济。化石能源作为初始的资源禀赋，具有类似土地的排他性，不能共享、勘探成本高，呈现典型的规模不经济特征。相比之下，绿色产业属于制造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凭借大市场和大制造业体系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绿色产业得以实现成本快速下降，走向可持续发展。

其次，绿色转型意味着在能源领域经济活动的组织从垄断转向竞争。采矿业与土地相关，天然带有垄断属性，在国际贸易层面体现为通过卡特尔组织形式影响价格。相比之下，制造业，比如汽车、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等可竞争性强，竞争促进效率提升。

虽然以上的经济逻辑比较直观，但从零到规模化生产不一定自动发生，当外部性导致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时，市场机制不一定能实现对社会来讲理想的结果。就绿色转型来讲，有两类不同的外部性，所要求的政策应对也不同。首先，化石能源具有负外部性，使用能源的收益是个体的，但排放二氧化碳带来的损害由整个社会甚至全球承担。相应的，这使得个体缺乏足够动力来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比如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制度设计，以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其次，绿色能源具有正外部性，绿色产业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由个体承担，而由此降低碳排放的收益由全社会享受。个体在绿色技术与产业创新方面的投入之和往往低于社会理想水平，同样需要政府干预，例如为创新提供补贴，以促进绿色能源的供给，降低其使用成本。

回顾过去20年各国的绿色转型政策，中国重视在绿色能源的供给侧发力，欧洲更重视化石能源的需求侧。具体而言，中国侧重弥补绿色产业的正外部性，包括通过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以促进绿色相关的投资和技术进步。欧盟侧重纠正化石能源的负外部性，通过碳税、碳交易市场来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从结果看，中国和欧盟的政策路径已带来明显的差异。尽管中国的碳价格大幅低于欧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绿色转型进程慢于欧洲。过去10年，中国的新能源装机量持续上升，2013年中国的新能源装机量大概只有欧盟的60%，而在2021年这一数值已经是欧盟的2倍左右（图表2）。

图表2：中国新能源装机量相对于欧盟大幅上升

注：中国碳市场价格使用的是全国与区域碳市场的平均价格；新能源为风电和光伏累计装机量之和

资料来源：BNEF，Wind，中金研究院

三、规模新经济（二）：人工智能

规模经济在当下的另一个突出体现是数字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近期发布的DeepSeek R1大模型在性能和成本等指标方面令科技巨头刮目相看。DeepSeek的出现有几个没想到，不是大型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而是初创企业，不是实体科技公司而是一家金融领域的投资公司，不是来自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而是在大模型领域相对落后的中国。这几个“没想到”都和规模的概念有关联，关键是要理解AI领域中规模定律（Scaling Laws）和规模效应（Scale Effect）这两个机制的相互作用。

规模定律是一个技术可行性的概念，在模型训练阶段，增加模型参数量、训练数据量、以及计算资源投入（算力），AI性能会提升，但在给定算法框架和特定任务下，边际性能提升幅度会递减。把这个技术层面的规模定律延伸到经济层面就是规模报酬递减，即同等规模的研发投入（比如算力）带来的模型性能改善的速度放慢。那么如果目标是模型性能的不断提升，则要求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由此导致所谓的门槛要求，只有大机构才有能力研发AI大模型。DeepSeek的破解在于以算法优化（技术进步）提升算力的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算力投入。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DeepSeek的突破？规模定律隐含后发者有优势，这是因为落后者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高于领先者，市场机制激励要素投入从领先者流向落后者，有利于两者差距的缩小，这符合前面提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逻辑，即规模报酬递减带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收敛。所以美国试图通过限制算力出口减缓中国的追赶，也就是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

但美国对中国算力的出口限制加剧了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美国偏重利用算力，中国偏重算法优化。这是因为规模优势并非是单一维度的，美国算力资源比中国多，但中国人才基数比美国多、应用场景比美国大，两国在规模上各有优势。如图表3所示，2022年ChatGPT问世时，全球优秀AI人才主要工作地虽在美国，但培养人才最多的却是中国。即使美国在算力与人才两个方面对中国都有优势，也就是美国对中国有绝对优势；相对来讲，中国在人才方面的约束比算力要小。从分工的比较优势来讲，中国适合更聚焦在算法等技术进步上，美国适合更聚焦在发挥算力优势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依靠大算力集群的Grok 3出现在美国，而注重算法效率的DeepSeek出现在中国。

图表3：中国在算法上的比较优势源自AI人才池

注：此处是Macropolo对于AI优秀研究者的来源地和工作地的统计，AI优秀研究者的界定是被人工智能顶级会议NeurIPS接收文章的作者，来源地是研究者本科毕业学校所在地，工作地是研究者工作机构总部所在地

资料来源：Macropolo.org ,《AI经济学》

跟其他国家相比，中美在AI领域都具备显著的规模优势，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其庞大的人才储备和广阔的应用市场，因此在算法研发上更具潜力。美国限制中国算力的举措，或许是出于对中国后发优势的忌惮，但这恰恰可能会促使中国在算法领域投入更多资源。算法优化这样的技术创新更能得益于大国规模经济效应，更可能带来先发者优势，符合隐含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模型的逻辑。技术进步从个体来讲似乎有偶然因素，但从宏观来讲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力量，尤其是外部规模经济，即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和人才池的创新生态，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规模优势方面尤其突出。AI领域的竞争，绝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单点竞争”，更是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化竞争”，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大模型未来的发展或仍将由大国主导。对中国来讲，关键是如何发挥好大型经济体与人口大国相结合的规模优势。

在宏观经济层面，DeepSeek突破的含义是从供给到需求。过去，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侧重供给端，比如政府增加科研投入、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等，产业政策促进相关领域投资，形成新的供给。但在当前阶段，以大模型为标志的AI技术发展已经跨越S型曲线第一拐点，需求侧的应用更为关键，本次DeepSeek突破的背后也是应用导向的需求驱动。对应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重视供给侧，也要重视需求侧，而这也与当前中国面临的地缘经济新挑战高度相关。

四、地缘经济新挑战

过去几十年，全球创新和技术进步可概括为“G2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美国主要从事科技创新，中国主要从事产业创新，中国的规模经济快速降低前沿科技创新到商业应用环节的转换成本。这一模式对中美两国均有积极作用，以苹果和特斯拉为例，可以借助中国市场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化与商业化，由此产生的利润可以支持更多的前沿科技创新。中国则在制造过程中通过干中学实现了技术追赶。从结果来看，中美两国合作的“G2模式”使得各国均受益，给全世界带来了高效率的创新与低成本的商业化。

地缘经济竞争令“G2模式”遭到挑战。中国面临供给侧的“卡脖子”风险和需求侧的“去中心化”风险，中国在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美国在加强产业创新能力。创新角色的转变对两国意味着不同的宏观含义：对美国，需要更重视供给和资产，比如推动制造业回流。对中国，需要更重视需求和人才。

在此背景下，规模经济对思考全球产业链创新具有重要含义。国际贸易分工与全球产业链包含三个决定因素，资源禀赋、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首先，传统上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依托于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发达国家资本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前者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而双方产生贸易。其次是交易成本，比如关税、非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第三，一个没有被充分重视的因素是规模经济效应。例如，美国、欧洲、日本的发展水平接近、劳动力成本接近，但这些经济体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这是分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在国际贸易中的体现[8]。

中国的规模经济提升了全球的供给能力，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将面临地缘竞争对需求的抑制。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已经经过了两轮去中心化。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去中心化主要通过关税，拜登政府的第二轮去中心化通过产业政策，手段不同但共同的目的是扶持自己的产业发展。相比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政策可能更加极端和不确定。从经济学逻辑来讲，关税对中国是需求冲击，对美国则是供给冲击。就绿色产业而言，中国已经面临保护主义压力，加上美国新一届政府在气候政策上后退，尤其回归化石能源的政策导向，将降低第一大经济体对绿色产业的需求，并可能产生示范效应，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绿色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

五、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

结合规模经济的新发展与地缘经济新挑战，如何理解未来的发展？宏观上可以总结为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这种转变也符合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观察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上升轨迹，农业时代经济之所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提升有限，原因在于土地这种生产要素是最规模不经济的。一般而言，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需求增加会推动技术进步、带来单位成本下降和供给量上升，这是制造业、数字经济等能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关键。但对于规模不经济的土地和房地产，需求增加不会令土地供给增加，只会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对其他行业造成挤压。

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首先需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分工和贸易，其次需要加强市场失灵环节的政府投入，优化制度设计。关键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要摆脱过去“重供给与资产”路径依赖，转向“重需求与人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与建立个人破产保护制度有助于人才激励。其中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值得关注。美国次贷危机中，大量债务人违约，但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为债务人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宏观上也推动了房地产和经济的快速出清。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9]，深圳也于近年来率先发布了国内首个个人破产条例[10]。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将带来两方面积极作用。在需求侧，个人破产制度与企业破产制度类似，能够在个体遭遇不利经济冲击时提供恢复机会，有助于遏制经济运行的顺周期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在供给侧，个人破产制度有助于保护创业者，通过限定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范围和责任边界，增强其创新和竞争活力。

从重供给到重需求有三个层面。第一，在财政层面，从过去重视政府对研发投入与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到也要重视政府采购，包括央国企的采购。第二，在金融层面，从重视信贷到重视资本市场，前者的融资可以由供给（银行）端推动，后者主要看投资者的需求。

特别地，与电力、内燃机等不同，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天然地与金融有紧密联系，因为金融尤其资本市场的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金融领域的一些创新本就是数字等信息科技创新的一部分。公共政策在重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同时，也需更加包容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

第三，在宏观经济层面，从供给到需求意味从重视投资到重视消费需求，后者才是最终需求。当前的突出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国处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房地产和信贷下行相互叠加带来需求紧缩压力（图表4）。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与租金下跌降低了其他行业的成本。持续的供大于求的宏观态势，不利于发挥中国的大国经济规模优势，由此促进消费需求不仅有利于稳定当下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长远的创新发展。

图表4：中国处于金融周期下行阶段

注：时间截至2024年Q4

资料来源：BIS，Wind，中金研究院

六、宏观政策：关键是面向家庭部门的财政扩张

针对消费需求不足的两个根本原因，收入分配和货币经济，宏观政策框架和机制亟需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进面向家庭部门的财政扩张，尤其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既促进当前的消费需求，也增强未来宏观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二是推动货币投放方式的转变，减少对信贷投放货币的依赖，增加财政投放货币的比重。

财政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一个体现是财政税收和支出没有起到明显降低基尼系数的作用（图表5）。税收再分配度低的主要原因并非税收规模小，而是与再分配相关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低，与消费相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占比高，导致整体税收的累进性弱。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中，投资建设支出的比例较高，而民生保障支出的比例较低。此外，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具有现收现付属性，使得社会保障待遇的均等化程度有待完善，城乡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不足既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不利于消费需求。

图表5：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注：金砖国家（不含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为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四国的平均值。上述数据均为最新可得数据，英国、巴西为2023年，日本、印度为2021年，南非为2017年，其余均为2022年

资料来源：SWIID，中金研究院

针对以上问题，宏观政策举措的一个重要抓手是通过面向家庭的财政扩张，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关注对重点群体的转移支付，促进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同于暂时性的收入提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提高居民的永久性收入，既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也提升其消费倾向。在收入端，降低社保缴费（本质上是具有累退属性的税收）、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有利于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11]。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育儿补贴和普惠幼育有助于提高生育率，短期来看提振需求，因为婴儿是典型的消费者，长期来看改善供给，因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增加。提升对中学与大学教育的支持力度（比如扩招）也有短期促需求长期促供给的作用。总之，投资于人提升未来的供给能力（人口和人力资本），增加当下的消费需求，后者不仅有助于稳定当前的增长，也有利于规模经济促进创新的作用。

在货币经济方面，当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不足。如何促进货币供给？这涉及到货币供给的两大根本来源，信贷和财政。信贷具有顺周期性，当需求较弱时，信贷需求也会偏弱。比如近期公布的1月份金融数据[12]，虽然企业中长期贷款比较亮眼，但M2增速仍处在低位，反映信贷需求仍然疲弱。

作为对比，财政则天然具有逆周期性，投放货币的效率更高。原因在于，信贷增加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债务，而财政扩张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净资产。家庭或企业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表面上看当前的现金流变多，可以增加消费和投资，但未来需要偿还的债务也增加了，意味着未来的现金流变少，所以信贷促进需求的动能和持续性没那么强。而财政减税、转移支付等是免费提供给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增加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净资产。一般来讲，人们可能拒绝银行贷款，但不会拒绝减税或者转移支付带来的现金流增加。因此，财政对消费和投资，尤其是对消费的促进效率高。财政投放货币可以与完善社保体系、推动共同富裕相互支持，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

总而言之，展望未来的经济发展，在传统认知的追赶效应和后发优势之外，我们需要重视中国的大国规模优势。与其他大国比较，中国具备独特的人口和资本两个层面的规模经济。与美国相比，中国虽然资本体量存在差距，但在人口数量上有优势。与印度相比，虽然印度人口略多于中国，但中国有资本的优势，经济规模约是印度的五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印度的两倍以上[13]。

发挥好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促进创新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导向需要从“重供给重资产”转向“重需求重人才”。当前来讲宏观层面促进需求是一个关键着力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是改进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既促进当前消费需求，也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从而促进长远的创新发展。

注释

[1]Ricardo, Davi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J. Murray, 1821.

[2]So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1956): 65-94.

[3]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1986): 1002-1037.

[4]Romer, Paul M. Why, indeed, in America? Theory, histor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1996.

[5]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1., 2018.

[6]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7]Krugman, Paul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1979): 469-479.

[8]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9]https://sf.sz.gov.cn/ztzl/yhyshj/yhyshjzcwj/content/post_9483606.html

[10]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3163.htm

[1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588683/index.html

[12]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4/0531/c1004-40247835.html

[13]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4/0531/c1004-40247835.html

本文参考：2025年4月1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作者信息为：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