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横在我和儿子李添之间。他皱着眉，想伸手去拿遥控器，却被妻子张兰一个眼神制止了。这间不算宽敞的客厅里，电视里“情满四合院”的嘈杂，和渐迟钝的听力，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横在我和儿子李添之间。他皱着眉，想伸手去拿遥控器，却被妻子张兰一个眼神制止了。这间不算宽敞的客厅里，电视里“情满四合院”的嘈杂，和渐迟钝的听力，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假装没看见儿子脸上的不耐烦，从茶几下面摸出老花镜戴上，顺手拉开了旁边那个吱呀作响的抽屉。抽屉的角落里，静静躺着一张褪了色的单人婴儿照，相纸的边缘已经泛黄卷曲。照片上的孩子，就是李添。

“爸，明天那个招聘会，我……”李添开了口，声音被电视剧的配乐淹没了一半。

张兰从厨房里端出切好的西瓜，一边把果盘放下，一边用围裙擦着手，动作重复得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摆。她今晚异常沉默，从吃饭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过。往常，她总要数落李添几句，不是嫌他吃饭吧唧嘴，就是怪他整天闷在房间里。

“招聘会怎么了？”我把视线从电视上挪开，盯着他。

“没什么，”李添低下头，拿起一块西瓜，“就是……随便问问。”他那句没说完的话，像一根细小的鱼刺，卡在了我的喉咙里。

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振动起来，尖锐得像一声警报。李添猛地站起身，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就白了。他什么也没说，快步走进了自己的卧室，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和张兰对视一眼，彼此的眼睛里都写满了疑问。电视里的傻柱还在为了一盘白菜跟许大茂斗智斗勇，可我的世界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那扇紧闭的门，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

三十年前，我，李卫国，一个国营工厂的普通钳工，为了要这个儿子，几乎赌上了一切。我以为，时间的洪流会冲刷掉所有的伤痕和代价。但现在看来，那些我们以为早已还清的旧账，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向我们讨要利息。

引子

门被关上的那一刻，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张兰手里的围裙角被无意识地绞成了一团，她盯着那扇门，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我关掉了电视，那熟悉的音量数字“35”瞬间熄灭，客厅里只剩下冰箱压缩机低沉的嗡鸣。

“我去看看。”我站起身。

“别去，”张兰拉住我，“让他自己待会儿。你现在去，问不出什么，还得吵。”

我重新坐下，身体陷进沙发里，那张用了二十年的沙发，弹簧早就没了力气，像是对我此刻心情的某种附和。我的右手拇指，那个因为常年握锉刀而结满厚茧的拇指，开始无意识地摩挲着食指的关节。这是我一辈子的老习惯，心里一有事，手就这样。

我回想起李添刚才的表情，那不是年轻人的烦躁或失落，而是一种被击垮了的、带着羞耻的惊恐。什么样的电话，能让一个二十五岁的大小伙子怕成这样？

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1995年的那个夏天。那时候，大女儿李静已经五岁，活泼可爱。我和张兰都是国营厂的工人，双职工，捧着铁饭碗，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但在我心里，总有个疙瘩。我，李卫国，三代单传，如果没有个儿子，总觉得愧对列祖列宗。这个念头，像一棵埋在心底的种子，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疯狂发芽。

“卫国，你疯了？现在计划生育抓这么严，你这是要把咱俩的饭碗都砸了！”张兰第一次听我说这个想法时，吓得脸都白了。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别人能生，我们为什么不能？”我梗着脖子，话说得豪迈，心里其实也打鼓。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到处托关系，打听政策的空子。听说厂里计生办的王主任老家是邻县的，我便提着两瓶好酒、四条中华烟，三番五次地登门拜访。烟酒被退了回来，但王主任看在我平时工作勤恳老实的份上，还是透露了一句：“真要想生，就让你媳妇回乡下躲躲，生下来再说。不过，罚款是逃不掉的，工作也可能保不住，你自己掂量。”

“掂量”这两个字，我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无数遍。一边是可能丢掉的铁饭碗和足以让我们家倾家荡产的罚款，另一边是延续香火的执念。那段时间，我和张兰几乎天天吵架。吵到最凶的一次，她把枕头扔到我脸上，哭着喊：“李卫国，你为了你那点自私的念想，就要毁了这个家吗？”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枕头捡起来。等到半夜，她睡着了，我给她盖好被子，一个人走到阳台上，抽了半包烟。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临终前失望的眼神。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抱上孙子。

最终，张兰还是妥协了。她的妥协里，有多少是对我的爱，有多少是身为一个传统女性的无奈，我已经分不清了。我只记得，她点头的那天，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说：“卫国，我答应你。但是你得记着，从今往后，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万丈深渊。”

我握着她的手，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天塌下来，有我扛着！”

现在想来，那句“我扛着”，说得多么轻巧。我扛起的，是张兰提前办了病退，失去了单位；是东拼西凑，卖掉了母亲留给我的一对金镯子，才凑够了那笔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社会抚养费”；是李添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连买肉都要犹豫再三。

更重要的，我扛起的，是女儿李静那双日渐疏离的眼睛。

李添的卧室门，终于开了一条缝。他探出头，声音沙哑：“爸，妈，我没事，就是……公司有点事。我睡了。”

说完，门又关上了。

我和张兰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久久没有说话。我能感觉到，三十年前那个夏天的风，穿过漫长的岁月，又吹回来了。只是这一次，风里夹杂的，是冰冷的、令人心悸的寒意。那笔我们以为早就结清的账，账本，原来一直都在。

第一章

第二天一早，我五点半就醒了。这是在厂里养成的生物钟，雷打不动。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客厅，看到李添的房门还紧闭着。餐桌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水，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张兰的字迹：我去医院开点降压药，早饭在锅里。

我心里“咯噔”一下。张兰的血压一直是我心里的石头，平时她都自己记得吃药，很少去医院。昨晚的事，显然是刺激到她了。

我热了热锅里的馒头和稀饭，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却一点胃口都没有。那张婴儿照又浮现在我眼前。李添，李添，“添”一个儿子，这就是我当初最朴素、最执拗的愿望。为了这个“添”字，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李添出生在乡下外婆家的一间土坯房里。张兰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她偷偷送了回去。我跟厂里请了长假，说她身体不好，要去外地疗养。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厂里拼命干活，晚上就骑着那辆破凤凰牌自行车，在城乡结合部的夜色里穿梭，给张兰送吃的用的。两个小时的路，我每天来回，风雨无阻。车轮碾过石子路的颠簸声，至今还响在我的记忆里。

李添出生那天，是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我接到电报，连夜赶了过去。当我从岳母手里接过那个皱巴巴、红彤彤的婴孩时，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抱着他，感觉自己抱住了整个世界。我对着他说：“儿子，爸有你了。”

那份喜悦，短暂得像雪地里的阳光。很快，罚款通知单就下来了。一万块。在1996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工薪家庭，这无疑是一座大山。我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低着头，跟亲戚朋友、同事工友，一个个地借。那些日子，我听过多少冷言冷语，看过多少轻蔑的白眼，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我把一沓零零碎碎的钞票交到计生办时，手抖得不成样子。

人这辈子，有些债，不是还了就没了，是刻在骨头上的。

钱还了，但事情没完。厂里最终还是给了我一个处分，那年所有的评优评先都跟我无关。张兰因为超生，被单位劝退，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女儿李静，从那个时候起，就变得沉默寡言。她看着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刚出生的弟弟身上，看着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先紧着弟弟，她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里，慢慢蒙上了一层灰。有一次，我给她买了一件新衣服，她面无表情地接过去，说：“给弟弟买了吗？他更需要。”那一刻，我心如刀绞，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爸。”

李添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了，站在我身后，眼圈发黑，一脸憔悴。

“起来了？吃饭吧。”我指了指锅。

他摇摇头，坐到我对面，把他的手机推了过来。“爸，你不是一直想学用手机交电费吗？我教你。”

我愣了一下。这是我们父子间一个很小的矛盾点。我总觉得去营业厅排队交钱踏实，他嫌我落伍，为这事，他没少跟我急。

“好，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戴上老花镜，凑了过去。

屏幕上花花绿绿的图标在我眼里成了一团乱麻。李添耐着性子，一步步地指点我。“点这个‘生活缴费’，然后选‘电费’，输入户号……对，就是贴在电表上的那串数字。”

我笨拙地戳着屏幕，好几次都点错。那个户号，我抄在了一个小本子上，此刻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有些着急，额头上渗出了汗。

“爸！你怎么总是不明白！”李添的声音突然拔高，充满了压抑不住的烦躁，“跟你说了多少遍，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你那个破本子，早晚得丢了！”

他的吼声，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绝望。我知道，他不是在吼我学不会用手机，他是在吼别的。吼那些他扛在肩上，却又说不出口的重担。

我的手停在屏幕上，喉咙发紧。我想说点什么，想说“爸老了，学得慢”，想说“你别急，慢慢来”，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最终，我只是默默地把手机推了回去，低声说：“算了，我还是去营业厅吧。”

我站起身，走向阳台。清晨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暖意。我突然意识到，我和儿子之间，隔着的又何止是一个智能手机的距离。我们之间，隔着三十年的时代鸿沟，隔着我一场豪赌换来的、他不得不背负的人生。

第二章

张兰从医院回来，脸色比走的时候更差。她把一堆化验单和药盒子扔在茶几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口喘着气。

“怎么了？医生怎么说？”我赶紧倒了杯温水递过去。

她没接，眼睛直直地盯着李添的房门，像是要把它看穿。“医生说我再不好好休息，不好好控制情绪，就不是高血压这么简单了。”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颤音，“李卫国，你满意了？为了你这个宝贝儿子，现在要把我的命也搭进去了。”

“你胡说什么！”我火气也上来了，“看个病怎么就扯到儿子身上了？”

“怎么扯不上了？”张兰猛地站起来，指着那扇门，压低了声音，但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钉子，“你知道他昨天接的什么电话吗？他面试了三个月的那家大公司，本来都说好了要他，昨天打电话来，说不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愣住了，心里那块石头沉得更快了。

“背景调查！”张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人家查到他户口本上的那个‘超生’记录了！嫌他手续麻烦，身份不明不白！直接给拒了！”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炸开了。我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扶住了墙才站稳。

超生……这个词，像一个幽灵，我们以为早就摆脱了它，没想到它在三十年后，依然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们，而且这一次，它直接扼住了我儿子的喉咙。

“不可能……现在谁还管这个……”我喃喃自语，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怎么不可能！大公司最讲究规矩！李卫监，你当年不是能耐吗？不是说天塌下来你扛着吗？现在你倒是扛啊！你儿子的前途，就因为你当年那个荒唐的决定，给毁了！”张兰的眼泪终于决堤，她捂着脸，蹲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

她的哭声，像无数根针，扎在我的心上。羞耻、愤怒、悔恨……各种情绪在我胸中翻腾。我一辈子的骄傲和固执，在这一刻，被现实击得粉碎。

我猛地转身，冲向家里那个堆放杂物的储物间。我要去找，去找当年的那些证明，那些缴费单，我要证明我儿子是清清白白的！

储物间里堆满了旧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封的霉味。我发疯似的翻找着，一个个落满灰尘的纸箱被我粗暴地扯开。旧衣服、旧报纸、女儿小时候的奖状……全都被我扔了一地。

张兰跟了进来，看着我把屋子弄得一片狼藉，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一个铁盒子。“你找什么！找这些有什么用！能让你儿子回去上班吗？”

“我找当年的罚款单！我要去找他们说理去！”我红着眼，像一头困兽。

“说理？你跟谁说理去？跟三十年前的政策说理吗？李卫国，你醒醒吧！”我们在狭小的储物间里撕扯起来，那个铁盒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有我当年的劳动模范奖章，有我们俩的结婚证，还有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我抱着刚满周岁的李静，在公园里笑得一脸灿烂。照片里的我，那么年轻，意气风发。

张兰看着那张照片，突然不动了。她捡起照片，用手指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卫国，你看看你那时候。你再看看你现在。你为了那个所谓的‘香火’，把自己弄成了什么样子，把这个家弄成了什么样子？”

我看着照片，再看看眼前满脸泪痕、头发花白的妻子，和这一屋子的狼藉，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我颓然地靠在墙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家，就是个说不清的地方。理说清了，情就没了。

储物间的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李添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们。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进来，蹲下身，一片一片地捡拾着地上的东西。

他捡起那张我抱着李静的照片，看了很久，然后递给我，声音低沉得像是在叹息：“爸，别找了。没用的。”

说完，他转身回了房间。

我和张兰站在一片狼藉的旧物中间，像两个犯了错的孩子。我们赢得了那场关于“香火”的战争，却输掉了之后整个人生。那笔用我们大半辈子偿还的债，原来，它的本金，是我们的儿子。

第三章

从那天起，我和张兰陷入了漫长的冷战。

家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我们不再争吵，甚至很少说话。她做她的饭，我看我的报纸，李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个人，像三座孤岛，漂浮在同一片死寂的海上。

晚上，我主动抱了被子去睡沙发。那张吱呀作响的沙发，成了我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我宁愿忍受腰酸背痛，也不愿回到那张床上，去感受身边人传来的、比冬夜还冷的寒意。

但每天深夜，我半梦半醒间，总能感觉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张兰会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把掉在地上的被子给我重新盖好。然后，在茶几上放下两样东西：一杯温水，和我的降压药。她从来不叫醒我，做完这一切就悄悄离开，仿佛只是一个梦。

我闭着眼睛，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是几十年的夫妻，恨过，也爱过。如今，我们之间只剩下这种无声的、带着怨气的关怀。她还在乎我的身体，却无法原谅我带给这个家的伤害。这种矛盾的爱，比直接的争吵更让我难受。

有天下午，我正准备出门去公园转转，李添的房门开了。他拿着手机走出来，眉头紧锁，压低声音在打电话。

（以下切换至第三人称视角）

电话那头，是李添的女朋友小雅。“阿添，我妈今天又问了，问我们房子的事到底怎么样了。我真的顶不住了。”小雅的声音带着哭腔。

李添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一脸疲惫。“小雅，你再给我点时间。工作的事……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你不是说那家公司很有诚意吗？”

“……他们不要我了。”李添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他没有说原因，他无法对任何人启齿，自己是因为一个三十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淘汰的。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羞辱。

“不要你了？怎么会这样！”小雅的声音尖锐起来，“那房子怎么办？首付怎么办？阿添，我们都二十五了，我等不起了！”

“我知道，我知道……”李添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我会想办法的，你相信我。”

挂了电话，李添在原地站了很久。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困在玻璃罩里的人，外面是阳光明媚的世界，是他和小雅规划的美好未来，而他，却怎么也冲不破这层看不见的障碍。这层障碍，就是他的出生，一个他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原罪。他掏出烟盒，想抽一根，却想起父亲在家从不抽烟，又烦躁地塞了回去。

（视角切回第一人称“我”）

我站在门口，听着他电话里断断续续传来的争执声。虽然听不清全部，但“房子”、“首付”这几个词，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我假装没听见，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阳光很好，但我心里一片阴霾。儿子的压力，妻子的怨恨，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那个“传宗接代”的执念，最终，变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把我们全家都牢牢地困在了里面。

沉默，有时候不是没话说，是怕一开口，半辈子的忍耐就塌了。

我漫无目的地在公园里走着，手机突然响了。是女儿李静打来的。

“爸。”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

“哎，静静，怎么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

“我听我舅妈说了，李添工作的事，是因为……那个原因？”她单刀直入，没有丝毫拐弯抹角。

我“嗯”了一声，喉咙发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李静的声音像一把冰冷的刀子，插了过来：“爸，你当初为了他，想过我吗？想过妈吗？想过这个家以后要怎么过吗？”

一连串的质问，让我无言以对。是啊，我当初想过吗？我想的，只有我李家的香火，只有我那个自私的、可笑的执念。

“你为了生他，妈没了工作，我从小就要学着看人眼色，家里什么好东西都得先让着他。现在好了，他长大了，连工作都找不到。爸，你告诉我，你折腾了半辈子，到底图什么？”

“静静……”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解释不了。任何解释，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就这么着吧。”我听到电话那头，李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句我们家常说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充满了无尽的失望和疲惫。“你们自己处理吧，我管不了。”

电话挂断了。我握着手机，站在公园的人来人往里，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女儿的质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一生的荒唐和不堪。我以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到头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罪人。

第四章

女儿的电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我强撑的自尊。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喝了酒。一个人，一碟花生米，一瓶二锅头。我没有去打扰张兰和李添，就在厨房的小桌子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喉道，也暂时麻痹了我心里刀割般的疼痛。

我回想起李静的小时候。她是个懂事的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家里来了客人，有好吃的，她总是先往弟弟碗里夹。她的新衣服，总是穿不了多久，就改小了给弟弟穿。我跟她说：“静静，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她总是点点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有一次，她拿着一张考了满分的试卷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正想给我看，却看到我正抱着发烧的李添心急如焚地准备去医院。她默默地把试卷收回书包，再也没拿出来过。这件事，是很多年后张兰告诉我的。我当时听了，心里堵得慌，但很快又被生活的琐碎冲淡了。

原来，那些我以为被冲淡的细节，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沉淀在女儿的心底，变成了一层厚厚的、无法融化的冰。

我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怎么回到沙发的都不知道。半夜，胃里翻江倒海，我冲到卫生间吐了个天翻地覆。等我扶着墙出来时，看到张兰站在客厅里，身影在昏暗中显得格外单薄。

“喝够了？出息了？”她的声音里没有责骂，只有深深的疲惫。

我没力气跟她吵，摇摇晃晃地想回沙发。她却一把扶住我，把我扶到了卧室的床上，又端来一杯温热的蜂蜜水。“喝了，能舒服点。”

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忙前忙后，心里那股怨气和委屈，突然就散了。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都是干家务活磨出来的茧子。

“兰儿，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孩子们。”我声音沙哑，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张兰坐在床边，也红了眼圈。她没说话，只是拿起毛巾，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亮了她鬓角的白发。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待在一起了？好像从李添工作出问题开始，这个家就只剩下争吵和沉默。

黄昏时分，我和张兰在楼下的公园里散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聊起了很多年前的事，聊起了刚结婚时的甜蜜，聊起了李静出生时的喜悦。我们刻意避开了李添，避开了那个沉重的话题。

“卫国，你看那棵槐树，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还只有胳膊粗。”张兰指着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说。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棵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伞。是啊，二十多年了，树都长这么大了，我们也老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身边这个和我吵了大半辈子的女人，才是我生命里最坚实的依靠。什么香火，什么执念，在几十年的风雨同舟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夫妻俩，过到最后，比的不是谁更爱谁，是谁更能忍。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很久没有入睡。黑暗中，我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卫国，”张兰突然开口，“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我的心一紧。

“我……从去年开始，就在外面找了份保洁的活儿。”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每天早上五点去，八点前回来，赶在你们起床前。我想着，给添添攒点钱，以后买房能帮衬一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她每天那么早起，我只当她是去晨练。她日渐憔悴的脸色，我只当她是年纪大了，没休息好。

“前几天去医院，不光是拿降压药。”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哭腔，“医生说我腰肌劳损很严重，还有点心肌缺血，让我别再干重活了。”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想象到她强忍着泪水的样子。我伸出手，紧紧地抱住她。她在我怀里，瘦得像一把骨头。我这个自诩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这个号称“天塌下来我扛着”的男人，竟然对妻子的操劳和病痛一无所知。我算什么男人！

“别干了，明天就别去了！”我声音颤抖，“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就是去卖血，也给你，给儿子挣回来！”

张兰在我怀里，终于放声大哭。那哭声里，有委屈，有辛酸，也有释放。我们就像两个在风暴中紧紧相拥的旅人，用彼此的体温，抵御着外界的严寒。这一夜，我才真正明白，当年我那个轻率的决定，真正为其负重前行的，是我的妻子张兰。

第五章

张兰的秘密，像一把重锤，彻底砸醒了我。

我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我是一家之主，我得为我的过错负责，我得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第二天，我翻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名字：小王，王建军。他是我当年带过的徒弟，脑子活，肯吃苦，后来自己下海开了个小加工厂。听说现在生意做得很大，成了王总。

这些年，我因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很少和这些混得好的旧相识联系。我觉得自己落魄，没脸见人。但现在，为了儿子，我必须拉下这张老脸。

电话打过去，响了很久才接。

“喂，哪位？”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带着几分不耐烦。

“喂，是……是建军吗？我是你师父，李卫国。”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爆发出惊喜的笑声：“哎呀！师父！是您啊！您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这换了号，还以为您找不到我了呢！”

王建军的热情让我有些意外，也让我稍微松了口气。我们寒暄了几句，我便艰难地开了口，把李添工作遇到的问题，含糊地说了说，只说是公司内部调整，想问问他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多大点事儿啊！”王建军在电话那头满口答应，“师父您的儿子，就是我亲侄子！您让他明天直接来我公司报道！人事那边我来打招呼，保证给他安排个好位置！”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那天下午，家里难得有了点笑声。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张兰和李添，张兰激动得直念叨“总算有盼头了”，李添虽然没说什么，但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晚饭后，李静带着她五岁的儿子，我的外孙楠楠，过来看我们。大概是听说了李添工作有了着落，她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楠楠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他翻箱倒柜，把我那个放着旧照片的抽屉也拉开了。

“外公，这个小宝宝是谁呀？”楠楠拿起那张李添的单人婴儿照，好奇地问。

“这是你小舅舅小时候。”我笑着说。

楠楠歪着头，又从一堆照片里翻出几张李静小时候的照片，对比了一下，然后用一种稚气的、不解的语气问：“外公，为什么姐姐的照片有这么多，还有你和外婆抱着她的。这个小爸爸的照片这么少？就他一个人。你是不是不喜欢他？”

童言无忌，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猝不及防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李静的脸色一白，张兰别过脸去，揉了揉眼睛。李添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我看着外孙天真的眼睛，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啊，为什么？因为他见不得光，因为他的出生，是我们家一个需要小心翼翼隐藏的秘密。我们甚至不敢带他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这张唯一的照片，还是我偷偷在乡下找人拍的。

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死，是发现自己拼尽全力的一辈子，可能是个错误。

我深吸一口气，刚想开口解释，王建军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师父，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他的语气有些犹豫。

“怎么了建军？是不是添添的岗位有什么问题？”我心里一沉。

“岗位没问题。就是……我跟人事那边打招呼的时候，他们按流程也查了下档案。师父，您别生气啊，我也是刚知道……添添他是……？”

我明白了。

“师父，您当年那股劲儿，真是……嗨，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为这个啊。您当初，真是何必呢？”王建军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话语里没有恶意，却充满了过来人的、居高临下的惋惜。

那句“何必呢”，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我握着电话，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是啊，何必呢？我这一辈子，争强好胜，为了一个所谓的“儿子”，一个所谓的“香火”，弄得妻离子散，家不成家。到头来，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何必呢”。

我挂了电话，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李添看着我，眼神复杂。我知道，他什么都听到了。我为他争取来的，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份带着怜悯和同情的施舍。

第六章

第二天，李添没有去王建军的公司报到。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来。我知道，王建军那句无心的“何必呢”，刺伤了他，也刺伤了我。那份工作，像一件带着倒刺的毛衣，穿在身上，会时时刻刻提醒他，他是被“照顾”的，被“可怜”的。以我儿子的性子，他不会接受。

晚上，我敲开他的门，想跟他谈谈。

“爸，我想自己投简历，再找找。”他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没有看我。

“建军那边……也是一番好意。你……”

“好意？”他突然转过身，声音里压抑着怒火，“爸，那是好意吗？那是施舍！我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同情里，更不想活在你的愧疚里！”

“你怎么说话呢！”我被他的话噎住了，血压“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李添站了起来，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我，我需要仰视才能看着他的眼睛，“从小到大，你总说，家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你和妈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因为我。你用你的牺牲，给我造了一个笼子！我欠你们的，我这辈子都还不清！”

他的话，字字诛心。我气得浑身发抖，扬起手，想给他一巴掌，但看着他那张涨红的、写满痛苦的脸，我的手，却怎么也落不下去。

“就这么着吧。”我最终无力地垂下手，“你的事，我不管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转身走出他的房间，感觉自己瞬间老了十岁。

几天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李添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对我和张兰说，他要搬出去住。

“我跟小雅商量好了，我们不去大城市挤了。我们去南方一个小城市，那边生活成本低，我们俩重新开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张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拉着李添的手，说不出话来。

我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的右手拇指，又开始下意识地摩挲着食指。我心里清楚，他不是在逃避，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剪断那根系在他身上的、名为“亏欠”的绳索。

我开车送他去火车站。一路上，我们父子俩谁也没有说话。车里的收音机，放着一首老歌，歌词唱着“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车开到地下车库，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我熄了火，车厢里陷入一片沉寂。

“爸，”李添先开了口，“你别怪我。我只是想……活得像我自己。”

我看着窗外，昏暗的灯光照着他年轻而坚毅的侧脸。“我没怪你。”我声音干涩，“是爸对不起你。”

“不，”他摇摇头，“你没有对不起我。你给了我生命。只是……你给我的这份爱，太重了，我扛不动。”

父子的爱，就像隔着一块毛玻璃，彼此都看得见轮廓，却总也摸不着对方的温度。

他推开车门，拿上行李。“爸，妈就交给你了。她的身体不好，你多关心她。别再跟她吵架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爸，保重。”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库的拐角处。我没有下车，就那么在车里坐了很久很久。直到车窗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我发动车子，开出车库，外面的世界，阳光刺眼。

（第三人称视角）

张兰在李添走后，去了附近的一座小寺庙。这是她瞒着无神论丈夫李卫国多年的秘密。她不求神佛保佑发财，也不求自己长命百岁。她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她求的，是儿子此去前路平坦，是女儿能解开心结，是老伴能放下执念。她把这个家所有人的苦，都背在自己身上，向着一尊泥塑的神像，无声地倾诉。

（视角切回第一人称“我”）

我回到家，屋子里空荡荡的。张兰不在，李添的房间，门开着，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他从未在这里住过。我走到他房间，看到书桌上，放着我那个用了多年的老花镜，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爸，给你换了个新的智能手机，存在你枕头下面了。这个老花镜度数好像不太够了，有空让妈陪你去重配一个。别总把电视声音开那么大，对耳朵不好。”

我拿起老花镜，视线瞬间模糊了。

第七章

李添走了之后，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却是那种令人心慌的死寂。

我和张兰的话更少了。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房客，各自遵守着生活的秩序，却失去了交流的欲望。她不再数落我，我也不再跟她争执。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能引爆所有情绪的雷区。

我开始失眠。每个深夜，我都会走到李添空荡荡的房间，坐在他的书桌前。那张他给我留下的纸条，我已经能背下来了。我枕头下，确实放着一个崭新的智能手机，包装盒都没拆。我没有勇气去用它。我怕我学会了之后，却不知道该打给谁。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流淌过去。秋天来了，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变黄，一片片地往下掉。

这天是我的六十岁生日。

张兰难得地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整天，做了一大桌子菜。李静也带着楠楠来了。饭桌上，李静递给我一个红包，说：“爸，生日快乐。”我接过来，很厚，我知道里面是钱。

我们谁都没有提李添。

吃到一半，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南方号码。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走到阳台上，按下了接听键。

“喂，爸。”是李添的声音。

“哎。”我应了一声，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口。

“爸，生日快乐。我……我这边挺好的。找了份工作，在一家设计公司，虽然刚开始，工资不高，但老板和同事都很好。小雅也找到了教小孩子画画的工作。我们……挺好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走之前轻松了不少。

“好，好就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重复着这两个字。

“爸，你和我妈，还好吗？”

“好，我们都好。”

电话两头，又是一阵沉默。我能听到他那边有风声，还有隐约的笑闹声。

“爸，”他突然说，“我就是想跟你说，别再为了。也别再觉得对不起我。你和妈把我养这么大，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的路，我想自己走。”

“我……知道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公园里嬉笑打闹的人群。夕阳的余晖，把整个城市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我感觉心里那块压了几十年的大石头，好像被搬开了一点。

我回到饭桌，张兰和李静都看着我。我朝她们笑了笑，说：“添添打来的，他在那边，挺好的。”

张兰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米饭。李静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我久违的、柔软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踏实。

一个星期后，李添突然回来了。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就那么拖着一个行李箱，出现在了家门口。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明亮，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精神气。

我和张兰都愣住了。

“公司派我回来出个差，顺便看看你们。”他笑着说，把行李箱放在一边，给了张兰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包括李静一家，真真正正地吃了一顿团圆饭。饭桌上，李添讲着他在那个小城市的见闻，讲他的新工作，讲他和小雅对未来的规划。他不再是那个眉头紧锁、满腹心事的年轻人，他变得开朗、自信。

饭后，李静和小雅在厨房里洗碗，我和李添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不大，放着新闻。

我们聊了很久，从我的工作，聊到他的未来。没有争吵，没有指责，就像两个多年未见的朋友。

夜深了，张兰和李静他们都睡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他。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突然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惊得想去扶他，却被他按住了手。

“爸……”他的声音哽咽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我回来这几天，看着你和我妈的白头发，看着这个家……我这几年，总在想，为了我，你们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我以前不懂事，总觉得是你们亏欠了我，我有时候恨自己……爸，你告诉我，你为了多要我这么一个儿子，搭上大半辈子……这一生，您值不值？”

他跪在地上，仰着头，满脸是泪，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向我寻求一个最终的答案。

我看着他，这个我用半生代价换来的儿子。我看着他身后，那台关掉的电视机，屏幕一片漆黑。茶几上的遥控器，静静地躺着，那个曾经被我调到35的数字，再也不会亮起了。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鼻腔酸涩得厉害。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我抱着他时的那份狂喜；想起了那些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夜色里的疲惫；想起了张兰的眼泪和李静疏离的眼神。这一生，值不值？我问了自己无数遍。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只要你过得好，就都值了。

我想告诉他，对不起，是爸爸的自私，让你背负了太多。

我的右手，那只布满厚茧、摩挲了半辈子的手，缓缓地抬了起来。它在半空中，微微地颤抖着，不知道是想去拍拍儿子的肩膀，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还是想伸向自己的眼睛，擦去那不争气的老泪。

手，就那么停在了空中。

窗外，月光如水。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