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年，有一位58岁的富豪伍秉鉴（1769—1843），他不但在帝国内部极具影响力，还被当时的西方人视作传奇人物，于广州宣告：
1826年，正值大清的道光六年。
这一年，有一位58岁的富豪伍秉鉴（1769—1843），他不但在帝国内部极具影响力，还被当时的西方人视作传奇人物，于广州宣告：
我这老头子啊，即将退休喽。
然而，当吸血虫将血液吸食充足之时，它便会遭受反噬了。
在19世纪早期的时候，伍秉鉴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人。
伍秉鉴的家族自清朝初期迁至广州，到伍秉鉴这一辈已然是移民后的第六代了。在这之前，伍氏家族始终籍籍无名，直至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才涉足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之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立了怡和洋行，不过在1801年，正值壮年的伍秉钧离世。就在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伍秉钧那里承接了怡和洋行的产业，从而开启了一段缔造商业帝国的令人惊叹的征程。
虽然父亲与哥哥为伍秉鉴奠定了事业根基，不过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真正开始崛起，还是得益于伍秉鉴的开拓创新。
在伍秉鉴所处的时期，清廷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仅准许在广东开展一口通商贸易。广州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商港以及广东省的省会，乃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于是乎，它变成了全球商人竞相追逐的商业宝地。这一情形，与1949年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香港有几分相似，一个能够孕育出首富的地方，必然是占有天时与地利的。
1757年，清廷宣称只留下粤海关这一个口岸用于对外通商，而且对外贸易的特权被清廷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所独占掌控，这便是后来被俗称为广州十三行的商行。
仅有寥寥几家商行，就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全部垄断，其间的利润空间自然不言而喻。
怡和洋行由伍秉鉴接手经营，它是十三行里极为重要的代表。凭借经营像茶叶出口之类的垄断性贸易，怡和洋行迅速发展起来，犹如一颗在帝国闪耀的巨富之星缓缓升起。
▲广州十三行。
在商场的激烈竞争当中，不管从事何种生意，都没有做垄断生意的“钱景”好。
经过多年与官府联合开展垄断经营，伍秉鉴的生意已经从国内拓展到了全球。
借助代理人这一途径，他甚至涉足美国的铁路行业进行投资，而且全面参与到美国的证券买卖以及保险事务当中。在当时，他是名震全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可以这么讲，在清朝中叶，他是大清王朝独一无二的拥有世界眼光的大商人。
1834年，伍秉鉴曾谈及自己的财富状况。对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现金进行核算，再加上其在全球的投资，伍秉鉴称，自己所拥有的资产多达2600多万白银。
相较而言，彼时，整个大清帝国全年的财政收益仅仅为4000万两白银。
虽然家财万贯，然而他的生意一直将品质与诚信置于首要位置。当时，广州十三行里也有别的行商涉足茶叶贸易，可是只要是伍秉鉴的怡和洋行产出的茶叶，一旦贴上“怡和行”的标识，马上就会被外商视作最优质的茶叶，其价格也随之攀升。
在生意伙伴关系方面，伍秉鉴秉持着共赢共富的理念，这使得他赢得了行商们的一致敬重。
某年，他从洋商那儿揽到了一笔百万的大生意。就在众人都在谈论怡和洋行又要大赚一笔的时候，他却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邀来一同用餐，而后宣称，这笔买卖要与大家共同去做，一起致富，这让其他行商惊愕万分。
在对待外国人方面，他也很讲情义。
美国有个商人叫索萨，他因为经营出现问题，欠了伍秉鉴七万两千多银元的债务。由于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索萨被清朝廷限制，不能离开中国。知晓这一情况后，伍秉鉴主动把索萨找来，并且当着索萨的面，将那张欠条给撕毁了。
伍秉鉴言道：“你乃我的挚友，只是时运欠佳罢了，人生之路总有高低起伏，我不收你的钱，你赶忙回国去吧。”
伍秉鉴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为人宽厚仁慈，于是他的商业帝国得以迅速扩张，其商业声誉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伍秉鉴凭借经营垄断贸易积聚财富。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与弗兰克·萨奈罗在《鸦片战争》里提及，直至1834年，伍秉鉴不但是广州行商中最为关键的一员，或许还是当时世界头号富豪。
2001年时，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推出了一个专辑，对过去1000年中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进行了统计，在这之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以及宋子文。
在这六个人当中，成吉思汗与忽必烈自不必多言。刘瑾呢，是明代权势滔天的宦官。和珅则为乾隆身旁居首位的权臣。宋子文曾经身为国舅。可以这样讲，在国外所公认的中国六个世界首富里面，仅有伍秉鉴一人完全是商人出身。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尽管他身为首富，可他也仅仅只是一名商人罢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处于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最底层的商人，永远是最为低贱的阶层——即便你富可敌国，情况也是一样的。
帝国的生态，不会由于你而发生改变。
商人这一阶层，永远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
在伍秉鉴所生活的那个时期，情况更是这样的。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以及政治生态面前所处的低微地位，彼时的欧美人看得极为透彻。
与伍秉鉴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人约翰·巴罗曾言：“那些行商，哪怕是见到官府中职位最低的小吏，也会战栗……”
英国人岱摩对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表示：
岱摩发觉，在大清帝国，那些富豪与商人在官员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最多只能触及官员衣服上的“第九粒扣子”。那第九粒扣子处于什么位置呢？领口算作第一粒的话，这第九粒扣子的位置也就不难想象了。帝国商人的卑微之感，即便身为首富也不过如此。
巨额财富源于垄断式的贸易，而这种垄断式的贸易必然离不开政治的助力。
于是，想要保住这种垄断贸易的地位，继续成为十三行的行商，大把花钱就成了伍秉鉴的首要选择。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1800年至1843年期间，伍氏家族相继主动或者被动地捐献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其中尚未涵盖各类私下里的贿赂与送礼行为。
清朝的富豪们在政治和官员面前总怀有自卑感，这致使他们普遍存在一种癖好，那便是乐于捐钱来获取一个虚职官衔，再穿上官服过把瘾。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伍秉鉴的画像，都是他身着官服的模样——他通过捐资购得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商而优则仕”这种现象，不单单体现出商人内心的自卑感，更是其寻求政治庇护与加持的秘诀。对于这个秘诀，中国商人所秉持的经验是：“一般人我可不透露！”
也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业海洋与政治角力之中感到太过疲惫了，1801年，33岁的伍秉鉴接手怡和洋行的家族产业，到1826年58岁时宣告退休，伍秉鉴原本以为，家族的生意能够毫无阻碍地经营下去，可是他还是严重低估了人生和政治的风云变幻。
伍秉鉴身穿着官服。
在伍秉鉴宣告退休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31年，伍受昌，他作为怡和洋行的接班人，受英国人之托，恳请清廷准许英国商馆于珠江畔搭建一座码头。
未曾料到，当时担任广东巡抚之人得知此事以后大发雷霆，宣称要把伍受昌处死。这可把身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全身颤抖，当即下跪磕头乞怜。那时一同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日收受伍家诸多好处，也一同帮忙求情，伍受昌这才得以幸免。
1833年，也就是两年之后，伍受昌遭遇不幸离世，其死亡原因无人知晓。已经退休多年的伍秉鉴，他身为首富，在65岁之际，承受了丧子的巨大悲痛。
无奈之中，伍秉鉴挑中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来做接班人。而在宣告退休以后，他却依旧常常要为家族的生意站台、支撑。
一个成为首富之人，岂是他想隐退就能隐退的？
之前提到过，要诞生一个首富，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可是，伍秉鉴及其家族正在失去这三项不可或缺的条件。
由于鸦片战争之前清廷闭关锁国，并且实行广东一口通商的政策，伍家的怡和洋行在垄断生意方面做得一帆风顺。伍秉鉴退休之后，随着欧美商人对清廷闭关锁国政策愈发不满，一场政治风暴和战争逐渐逼近，即将毫不留情地把伍氏家族卷入其中。
这个在大清帝国首屈一指的富有家族，迎来了鸦片战争的序曲——虎门销烟。
十三行的行商们扮演着大清帝国与外商之间中介代理人的角色，平日里，他们还得为自己所对接的外国商人在华的各种行为提供担保。自19世纪初起，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众多外国商人夹带鸦片到中国贩卖，这已然是一个公开的事实。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由林则徐所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也快要拉开大幕了。
林则徐在虎门展开了销烟之举。
被朝廷派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拿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接班人伍崇曜开刀问责，责令伍崇曜务必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以作销毁。
洋商们怎会愿意呢？没办法，伍崇曜只得四处求人，恳请洋商们拿出些鸦片来充充数。并且，他自己还从洋商那儿购入了一部分，这才凑齐了1037箱鸦片呈交给清廷，盼着能够就此把事情了结。
林则徐大为恼怒，觉得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们和英国商人勾结起来欺骗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达命令把伍崇曜抓捕入狱。就在这一年，林则徐于广东虎门大力开展销烟行动。
虽然通过在各个方面进行疏通，伍崇曜最终被释放了，不过怡和洋行在洋商群体里的地位，自此便一落千丈。
伍秉鉴花费钱财购得一个三品官衔，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最终发觉，那种他穷尽一生极其渴望触及，却又一直远在天边、无法触及的政治力量。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英国海军对珠江口实施了封锁。有一位美国商人曾记述，当得知鸦片战争爆发这个消息的时候，已达72岁高龄的伍秉鉴“惊吓得瘫倒于地”，伍家以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期望和平化解危机的努力最终还是化为泡影。
不过，能够成为首富的商人，头脑必然是十分清晰的。
当察觉到战争已无法避免时，伍秉鉴赶忙捐资献力，期望清廷能够取得胜利。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战争失败，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广东单独进行对外贸易的特殊优势，还有十三行的行商们用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必定会分崩离析。
1841年5月，英军进逼广州。受广东当局委派的伍崇曜，为阻拦英军，与英军首领义律进行谈判，最后双方订立《广州和约》，商定英军撤至虎门炮台之外；清军从广州城外60里处撤离，且向英军赔付600万元。
在这笔赔款里，有200万元是由十三行行商来出的，在这些行商之中，伍秉鉴家族出的钱最多，总共出了110万元。
由于介入议和之事，伍秉鉴和他的儿子伍崇曜自此便被冠上了“汉奸”的名号。
1842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清廷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中有一项规定，那便是清廷得向英国赔付2100万元。为了凑齐这笔庞大的赔款，清廷强令伍秉鉴，迫使他拿出100万元来协助向英国人赔偿。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十三行遭遇了一场大火。
然而，首富家族的灭顶之祸，这才刚刚拉开帷幕。
比被迫勒捐更为要命的是，由于清廷战败，广东独家通商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应英国人的要求，除广州之外，清廷又增添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几个通商口岸。
五口得以通商，并且《南京条约》里有这样的规定：外商在华开展商业活动不再必须经由十三行行商进行代理中介（这意味着外商往后能够与任何中国人进行商业往来，不再需要行商充当中介了）。随着这种种垄断特权的不复存在，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贸易垄断地位也就彻底消失了。
由于丧失了政治方面的保护伞以及商业上的垄断特权，伍秉鉴所在的那个曾经的首富家族，很快就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跌落下来。
在《南京条约》签订过后的数月，1842年12月时，伍秉鉴于给他的美国友人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件里提到：
这位往昔的世界首富，在政治与战争的波澜里，已然疲惫不堪。
1843年，在将信寄出半年多之后，75岁的伍秉鉴于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溘然长逝。
由他一手创立的商业王国，慢慢走向分崩离析。他原以为退休之后就能安然享受的晚年幸福，直到他离世，也未曾降临。
寄生在贸易特权之上的吸血鬼，最终也被榨干了血液。哪怕身为首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他也不过是一只扭曲变形的虫子罢了。
参考文献：
南方日报有这样一篇文章：《十三行故事：富甲天下的伍秉鉴家族的兴衰历程》
周雁翔所著的《中国最早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章文钦所著《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
来源：正大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