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15件钤有“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二印藏品统计检验，和对这些藏品汇聚离散路径的分析，对真伪和归属进行了判定。此二印之真印应为元初重臣张九思之子张金界奴所有，通过赵孟頫与其家族的交往分析，本文认为“张金界奴本”《兰亭序》《五牛图》是赵、张二家交往的见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对于兰亭及其流传有过总结：“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最。”石刻之外，传世还有系名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临本、摹本，更加稀有。但在赵孟頫的传世题跋、书论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些刻石之外的临摹版本。

现有研究表明，冯、褚二本都有伪添的赵孟頫印，冯本更有移配的赵孟頫题跋，实际与赵孟頫都没有关系[1]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传本皆无赵孟頫收藏、鉴赏的直接痕迹。董其昌在观赏“虞世南本”《兰亭序》（又称“张金界奴本”“天历本”，图1）时，对此不无遗憾，笔者亦曾误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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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ˉ“张金界奴本”《兰亭序》ˉ 唐人摹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通过对赵孟頫与张金界奴家族的世交分析，可以重新认识赵孟頫在元代宫廷斗争中所处的环境。通过“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及其元代收藏者更多藏品的汇聚离散分析，可以认定赵孟頫曾经观赏过此作。进而，鉴定出两组伪张金界奴收藏印，厘清了一批重要作品的真伪鉴藏史。

本文提出的汇聚离散分析法、离散汇聚概率模型，是统计视角下古书画鉴藏、鉴定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

一、赵孟頫与张金界奴的世交关系

张金界奴的身世，最早由《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用“文献工业”的方法整理披露[2]，近年，赵利光又进行了补充考证[3]。

张金界奴（1296—？）是元初重臣张九思（1242—1302）之子，大德十一年（1307）备宿卫，天历三年（1330），特命为奎章阁都主管公事，主持奎章阁学士院的营建，先后兼任大都留守总管（正二品）、隆祥总管府总管和提调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河南行省右丞等。

张九思，字子有，北京宛平人。至元二年（1265）刚入备宿卫即被太子真金（1243—1285）相中，张九思对于真金的知遇之恩竭力以报。至元十九年（1282）官至太子詹事丞；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金去世后，议废太子詹事院，张九思抗言：“皇孙宗社，人心所属，詹事所以辅成道德者也，奈何罢之！”詹事院得以保全；张九思继续效忠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1298）。

至元二十四年（1287），赵孟頫受程钜夫举荐出仕，与张九思同朝为官。张九思在大都城南建有私家园林，甲于京师，常与好友在此聚会觞咏，赵孟頫便是其中之一，有《张詹事遂初亭》一首，见《松雪斋文集》卷二。

赵孟頫与张九思还一同参加了天庆寺住持释普仁主持的“雪堂雅集”，事见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一《跋雪堂雅集后》。由于参与者中商挺、夹谷之奇卒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雪堂雅集”当不晚于该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1215—1294）去世后，伯蓝也怯赤立第三子铁穆耳（1265—1307）为帝，是为元成宗；成宗即位后，奉其父真金为裕宗皇帝、其母伯蓝也怯赤为太后，改詹事院为徽政院，掌供应皇太后，张九思兼任副使。六月，成宗又命修《世祖实录》《裕宗实录》，以张九思兼领史事。

元贞元年（1295），赵孟頫罢职贬官[4]，由济南入都陈情，《世祖实录》修纂工作已近尾声，赵孟頫传记中的参与当属临时性质和“采访”性质，应与张九思有关。元世祖遗命建寺于五台山，张九思两度被旨赴五台山督造，得见“灵祥”，六月十一日，赵孟頫应命撰写《五台山文殊菩萨显应记》，见《松雪斋文集》外集。

从这个条件来看，赵孟頫虽然在官场斗争中遭遇重大挫折，但在太后一党有较强劲的背景，由此促成了大德二年（1298）伯蓝也怯赤懿旨召集的“隆福写经”。赵孟頫在隆福宫主持写经，少年元仁宗“日侍隆福”，伯蓝也怯赤为少年元仁宗“择师取友”，教习汉法。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赵孟頫与少年元仁宗建立了早期的君臣之谊，为后来的东山再起埋下伏笔[5]。

二、张九思、赵孟頫与元仁宗的书画交流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 —1320）是真金的嫡孙，自幼接受汉法教育，是元代汉化程度最深的皇帝之一。元仁宗也喜好书画，有类似于乾隆皇帝养心殿、三希堂一样的，专门办公、赏画场所——嘉禧殿[6]。

至迟到大德六年（1302），张九思去世前，向少年元仁宗进献了金马云卿画的《维摩不二图》。此图今已不存，事见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王振鹏画《临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图2），后有王振鹏的自跋：

至大戊申（1308）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宫，出张子有平章所进故金马云卿茧纸画《维摩不二图》，俾臣振鹏临于东绢，更叙说不二之因……当时奉命临摹，更为修饰润色之。图成并书其概略进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玩也。东嘉王振鹏拜手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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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ˉ 临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ˉ 王振鹏ˉ 元ˉ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2-2ˉ 临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题跋（局部）ˉ 王振鹏ˉ 元ˉ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题跋中的“张子有平章”即张九思。

赵孟頫也曾向太子时期（1307—1310）的元仁宗进献过《五牛图》[7]，延祐元年（1314），赵孟頫再次见到时，元仁宗已转赐“唐古台平章”（图3）。

图3ˉ 跋《五牛图》（三跋）ˉ 赵孟頫ˉ 元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张金界奴的藏品与来源分析

“张金界奴本”《兰亭序》除了本幅末尾有“臣张金界奴上进”字样，拖尾还有“张氏珍玩”和“北燕张氏家藏”二印（图4）。过去一般根据全卷仅出现“张金界奴”一位张姓收藏者，猜测性认定二印即其印，并未见确证。明以后的鉴藏史中，张金界奴其人未显大名，出现“张氏珍玩”和“北燕张氏家藏”二印的作品亦高度分散，一般猜测疑似张金界奴所有[8]，又或认为是张文谦、张晏父子的收藏印[9]，需要集中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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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ˉ“张氏珍玩”和“北燕张氏家藏”印举（左起：“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张好好诗》《寒雀图》《黄州寒食诗帖》《勘书图》）

这两枚印鉴至少还出现在：

1.唐摹（临）“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唐韩滉《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唐颜真卿《竹山堂连句》（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唐杜牧《张好好诗》（拖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5.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南京大学藏；

6.宋崔白《寒雀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7.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7件唐宋书画上。

伪添伪仿二印的作品有：

4.唐杜牧《张好好诗》（前隔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8.唐颜真卿《湖州帖》（米芾临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9.唐摹王羲之《远宦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宋韩彦质《致大县宣教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1.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私人藏；

12.传黄庭坚《砥柱铭》，私人藏；

13.宋韩元吉《致司马朝议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4.唐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5.宋黄庭坚书李白《忆旧游》，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其中4号和8～13号为明末项元汴添足（图5），14、15号为清初续貂（可能是乾隆内府，图6），识伪鉴真，1、2、3、5、6、7号自可出泥不染。

图5ˉ 项元汴作伪“张氏珍玩”和“北燕张氏家藏”印举

图6ˉ 清初作伪“张氏珍玩”和“北燕张氏家藏”印举

所有藏品均无张晏痕迹[10]，即便伪张晏痕迹也完全没有，基本可以排除张文谦、张晏父子所有。

从来源看，其中：《竹山堂连句》《黄州寒食诗帖》两件都有“容斋清玩”印，《黄州寒食诗》还有一枚“容斋”葫芦印（图7）；《五牛图》来自赵孟頫进献、元仁宗又转赐唐古台，赵孟頫再次看到的时间是延祐元年（1314）；《勘书图》有金“大安庚午”（1210）史公奕的题跋；《寒雀图》来源是贾似道抄没入南宋内府，之后间接到达张家；其余，《张好好诗》上“秋壑图书”印也是项元汴凭空伪造的伪印，向上就到了徽宗时期，“张金界奴本”《兰亭序》最近信息为绍兴内府，均较遥远。

图7ˉ 两件作品上的“容斋清玩”“容斋”印（左：《黄州寒食诗帖》，右：《竹山堂连句》）

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容斋”二印。过去认为此“容斋”即《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1123—1202），但从洪迈去世到张九思成年有60年以上间隔，且南北对峙，二人并无交集，现今仅存的两件“容斋”藏品全部被张九思收藏而不分散概率较低，并不现实；另有《忆旧游》一卷，既有仿刻的“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也有仿刻的“容斋清玩”和“容斋”葫芦印，说明在清初的认知中，此二人是较近的传递组合；国家图书馆藏明拓《曹全碑》也有“容斋清玩”印，但也是一眼可见的仿刻，与以上“容斋”无关。

张九思的交游中确有一位“容斋”，就是由张九思举荐为左司郎中、同侍太子真金、曾经一起参加“雪堂雅集”、藏品被周密《云烟过眼录》著录的徐琰。

徐琰（？—1301），字子方，号容斋，山东东平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任南台中丞后，长期在江浙活动，先后出任江浙参政、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大德二年（1298）任翰林学士承旨[11]。同年秋，赵孟頫“隆福写经”完毕，“执政将留公入翰院”，这里的翰院就是徐琰主持的翰林院。挽留赵孟頫，除了皇太后伯蓝也怯赤的意思，还应该包括皇太后一党担任执政的中书平章政事张九思、中书参知政事张斯立等人的参与。徐琰与赵孟頫的交游高度重叠，先后举荐了萧泰登、熊朋来、黄公望、龚璛、李淦、张楧等人，其中张楧为牟巘的女婿，所以牟巘《陵阳集》中与徐琰有很多诗文唱和。而牟巘、周密、赵孟頫曾比邻而居[12]，所以周密在《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中很自然会有徐琰。

“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二印与“容斋清玩”“容斋”二印有较高关联度，互为依存，互为证据，因此，无须舍近求远，“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最大概率就是张九思、张金界奴之印，“容斋”“容斋清玩”最大概率就是徐琰之印，不是洪迈之印。

四、张金界奴藏品的流散检验

以上的来源分析，已可确定“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的归属，再从其流散分析进行检验：“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和《黄州寒食诗》均押“天历之宝”印，都是张金界奴上进元文宗的藏品；《寒雀图》卷首有“皇姊图书”印，是元仁宗之姊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印章；《竹山堂连句》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国奎章”二印，是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276—1328）至治三年（1323）称帝前的印章[13]；剩下3件，《五牛图》《张好好诗》《勘书图》均未入宫廷，《五牛图》有至正十二年（1352）孔克表为邹君玉跋，与张金界奴时代接近，应为直接递藏；张金界奴之后，《勘书图》最早的收藏痕迹是明中期的“松江曹泾杨氏”杨士杰，《张好好诗》最早的收藏痕迹是项元汴，都有暂不明确的中间环节。

从“容斋”到“天历”，中间只经历了一次换手传递，《竹山堂连句》和《黄州寒食诗帖》就分开了，至今700年，就再也没有“偶遇”的痕迹。历史的长河中，“偶遇”是短暂的，而一旦“离散”，非强有力者刻意为之，很难让它们再次相聚。

按理想模型，“甲”藏家生活在“子”时代，该藏家以前存世书画（以下简称“存世书画”）共N件，“甲”藏家收藏过手其中A件，“丑”时代“乙”藏家收藏过手“子”时代以前书画为B件，则“乙”藏家收藏i件“甲”藏家藏品的概率可以用排列组合计算：

N、A、B 均以今日存世为准；P r 表示仅收藏到i 件的概率；TPr 表示收藏到至少i 件的概率；1 ≤ i ≤ A。

以张金界奴藏品为例，假设存世书画N为2000件[14]，张金界奴藏品A为7件，项元汴、乾隆等收藏总量B按100到1600不同规模考察，计算收藏到i件张金界奴藏品的概率（TPr）（见表）。

不同收藏规模下收藏1～7件张金界奴藏品的TPr概率热力表

古书画收藏规模达到存世总量20%时的7件收齐概率才达到十万分级别。以今天博物馆收藏考察，7件分藏3家，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仅收到1件，足见收齐之难。

将乙的收藏规模扩展为0～100%时可作完整概率图（图8、图9）。

图8ˉ 不同收藏规模下分别收藏0 到7 件张金界奴藏品的概率（Pr）曲线

图9ˉ 不同收藏规模下分别收藏不少于0 到7 件张金界奴藏品的概率（TPr）曲线

由图8可知，一位收藏水平占据存世书画10%的超级藏家，面对一位前代藏家仅7件的存世藏品，其收藏概率是：约50%可能1件也收不到，接近40%可能收到1件，10%多一点可能收到2件，3件以上机会渺茫。

图8、图9、图10、图11、图12，有以下规律：

1.存世书画总量N越大，甲藏品比例A/N越小，乙收藏到甲藏品概率越小；

2.甲收藏规模A越大，藏品被乙收藏的概率越大（图10、图11）；

3.甲收藏规模A越大，藏品被乙收齐的概率越小（图12）；

4.乙收藏规模B越大，收藏到甲藏品概率越大；

5.当乙的藏品规模越来越大时，单件收藏概率反而让位给多件概率（图8、图10）；

6.第1件、第A－1件，第i件、第A—i件……居中件概率对称（图8）；

7.收齐概率的轴对称则为零收藏概率（图8～图11灰色虚线）；

8.时代过近、离散不充分、意外事件、个人偏好等情况，可能影响该规律，但总体影响有限，可作局部修正，比如做《石渠宝笈》著录藏品的流散分布研究，就应扣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未流散部分。

图10ˉ19 件同系列藏品充分离散后不同收藏规模下的收藏概率（Pr）曲线

图11ˉ19 件同系列藏品充分离散后不同收藏规模下的收藏概率（TPr）曲线

图12ˉ 甲收藏规模为1—100 件时被乙不同收藏规模下完整收齐的概率曲线

以项元汴的巨大收藏量，也仅仅收藏到《张好好诗》《五牛图》两件张金界奴藏品，以乾隆、嘉庆两朝皇帝的举国之力，也没能收到《竹山堂连句》《勘书图》完成大全。

通过离散分析的再次检验，去伪存真，“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的主人只能是张金界奴（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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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ˉ 张金界奴藏品的汇聚离散分析（颜色表示不同作品及其递藏途径，实线、虚线分别表示直接和间接递藏）

反观前面提到的《远宦帖》《临钟繇千字文》《张好好诗》《湖州帖》《致大县宣教尺牍》《砥柱铭》《致司马朝议尺牍》7件伪添“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印的名义张金界奴藏品，按全部收齐计算，收藏规模B至少应该达到存世书画N的70%以上，才有10%可能性，而要达到30%把握，则收藏规模B至少应达到存世书画N的84%以上（图14），这显然是个荒谬的规模，而这些藏品全部经项元汴收藏，那么，这组伪印藏品逆传递，不可能全部是张金界奴的藏品，伪印只能是项元汴伪添[15]。

图14ˉ2000 件假设整体规模下项元汴收齐7 件、乾隆收藏3 件名义张金界奴藏品的概率（TPr）曲线

再以项元汴伪添“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印的7件作品为标的，检验乾隆皇帝的收藏概率，要完整收藏7件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乾隆皇帝实际只收藏到其中《临钟繇千字文》《张好好诗》《致仁仲府判计议丈尺牍》3件，按半有天下的规模，收藏其中3件的概率达到近8成（图14），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高概率。放到今天，7件藏品分属4家，最高也不过3件。

需要指出的是，对鉴藏印及其收藏路径的汇聚离散分析，只需要进行孤立的、准确的图像分析和分组，对所有鉴藏印只需要明确其名义归属，无须知道其真伪和实际归属，概率分析本身就可以独立判定其名义路径的真伪，从而对一组伪鉴藏印进行证伪，进而筛选出真、伪标准品，并推定作伪者。

当鉴藏印名义归属不清时，汇聚离散分析可以对其归属进行辅助判断。

古书画鉴定“不可知论”者认为，今天没有人能看着古人创作书画和题跋钤印，进而对鉴定表示悲观。以上统计表明，图像分析和数学工具能为我们筛选和检验原点标准品，因此，今天与古代的时空相隔并不构成认知障碍，而只能比身在其中的古人认识得更加清楚。

五、赵孟頫与“张金界奴本”《兰亭序》

赵孟頫与张金界奴的直接交往应在皇庆延祐时期，张金界奴已经十七到二十四岁，具备独立社交能力。

《五牛图》上的5头牛画在5张纸上，之间有4个接缝，每个接缝都有一枚“张氏珍玩”（图15）。赵孟頫在至元三十年第一次题跋时详细记录了得到《五牛图》的经过（图16），其前任藏家为赵仁举，字伯昂，其父赠中书左丞赵炳（1219—1278）、其祖开国功臣镇国上将军赵宏，家族地位高于张九思。《五牛图》从南宋内府运到北方只有十余年，不太可能经张九思过手再转手，因此这4个“张氏珍玩”印应是张金界奴盖的。两路合围，赵孟頫将《五牛图》进献太子时期的元仁宗，元仁宗转赐给“唐古台平章”，这个唐古台很可能就是张金界奴的舅舅“唐氏翰林学士承旨脱因”[16]，至少唐古台、张金界奴亲缘关系应非常接近。

图15ˉ《五牛图》上的“张氏珍玩”印

图 16ˉ 跋《五牛图》（一跋）ˉ 赵孟頫 ˉ 元 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延祐三年（1316）六月，赵孟頫为成吉思汗时期的重臣刘仲禄撰写《刘便宜祠堂记》，刘仲禄的侄儿刘秉忠（1216—1274）是元朝开国的定策大臣，刘秉忠的女儿刘氏，世祖时选入后宫，世祖去世后，太后伯蓝也怯赤将她嫁给平章政事张九思，封为鲁国太夫人。因为刘仲禄曾经为成吉思汗罗致丘处机，于是刘氏在丘处机的白云观旁为刘仲禄建祠堂，而赵孟頫“尝游张公之门”，所以刘氏命赵孟頫撰文[17]。

大约同一时期，赵孟頫为张九思作《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领将作院事张九思赠推诚翊亮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上柱国鲁国公谥忠献制》，收入《松雪斋文集》卷十。

张九思对赵孟頫有知遇之恩，所以赵孟頫对刘夫人有承命之礼，又为唐家题跋《五牛图》，所以赵孟頫必然与张金界奴也有交往，“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就是其交往的见证。

“张金界奴本”《兰亭序》拖尾有宋濂题跋称此卷“外签乃赵文敏公所题，则其赏爱不言可知矣”，此跋与“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二印同纸（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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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ˉ“张金界奴本”《兰亭序》上的宋濂题跋与张金界奴二印同纸

过去，根据董其昌题跋中的遗憾：“假令文敏见之，又不知当如何欣赏也”（图18），笔者曾认为宋濂跋当是从他处移配而来。

图18ˉ“张金界奴本”《兰亭序》上的董其昌跋

现在看，宋濂题跋与张金界奴的“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二印同纸，二印又与其他六件张金界奴藏印互证，真印无疑，与本幅“臣张金界奴上进”形成互锁，宋濂题跋所言赵孟頫为张金界奴题签，就顺理成章了。倒是董其昌一贯信口雌黄，在没有考察张金界奴的情况下相信了董其昌，实在是惭愧。

结语

通过15件钤有“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二印藏品的图像分析，分离出9件伪添伪仿印的作品，7件为真印作品，其中1件真伪印同卷；通过7件藏品的汇聚离散分析，确证“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家藏”二印的主人为张金界奴；赵孟頫与张金界奴、其父张九思、其从母刘氏、其舅氏唐古台都有交往；延祐时期，赵孟頫旧藏《五牛图》经元仁宗、唐古台，被张金界奴收藏；赵孟頫又为张金界奴之父张九思撰写封赠制，为张金界奴之从母刘氏撰写祠记；虽“张金界奴本”《兰亭序》上的赵孟頫外签早已佚失，但通过题跋和张金界奴的藏品的综合分析，赵孟頫一定见过“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并应邀题写外签，此外签至迟到董其昌以前已佚失、替换。

注释：

[1] “冯本”一般称为“神龙本”《兰亭序》，收藏在赵孟頫的朋友郭天锡家，此本笔锋尖锐，但在《兰亭十三跋》中，赵孟頫认为，王羲之《兰亭序》是“退笔”，并阐述“因其势而用之”的“千古不易”之理，他应该没有看到过类似锋颖尖锐的摹本。

[2] 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第1106、1173页。

[3] 赵利光：《元人张金界奴考》，《中国书法》2016年第8期。张金界奴的主要经历及亲缘关系参见《元史》卷一百六十九《张九思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载《四部丛刊初编1435》据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影印；赵孟頫：《刘便宜祠堂记》，载熊梦祥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62页。

[4] 赵华：《赵孟頫闲居考》第一章第一节，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5] 赵华：《赵孟頫隆福写经考》，《书法》2019年第3期。

[6] 赵华：《从“嘉禧殿宝”看〈千里江山图〉宋元时期的递藏》，《中华书画家》2018年第3期。

[7] 赵华：《赵孟頫隆福写经考》，《书法》2019年第3期。

[8] 何传馨等编《故宫法书新编·一·晋 王羲之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第35页。

[9] 黄厚明：《揭秘王齐翰〈挑耳图〉》，https://new.qq.com/omn/20190506/20190506A0H65600，访问日期：2019年5月6日；上海书画出版社编《中国绘画名品》第32册《崔白·双喜图·寒雀图》，2017，第38页。

[10] 张晏藏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李白《上阳台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刘中使帖》、徐浩《朱巨川告身》、私人藏怀素《食鱼帖》、罗振玉旧藏杨凝式《韭花帖》（有珂罗版传世）等，均有张晏跋、印，张晏的用印包括“张晏私印”“逢山彦清”“端本家传”等。

[11] 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894页。

[12] 赵华：《赵孟頫、牟巘、周密世交比邻考》，《荣宝斋》2022年第1期。

[13] 王铁：《辨析〈典礼纪察司印〉和〈晋府书画之印〉》，《书法》2009年第6、7、8期。传统认为“晋府”系列印应为明晋王朱棡，无直接文献证据。但该文统计这些印鉴所涉藏品的下限时代为宋，而基本无元代作品，且与“皇姊图书”无交集，元晋王也孙铁木儿的概率更高，亦无直接文献证据。相较而言，统计证据高于旧的假说。

[14] 按，今天存世的元中期以前书画肯定是远超这一数量的，使用这一假设以降低目标藏家的虚拟收藏难度，如果降低标准以后仍然困难，则可认为真实条件下会更困难，类似于通过让子降低实力较弱一方难度以判断实力差距的方法。

[15] 按一般逻辑，项元汴藏品上的伪张金界奴印、伪贾似道印等，还有其上家、子孙、下家作伪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涉及的作品较多，可以确证排除，另拟专著《虚构的鉴藏史——项元汴的虚构和虚构的赵孟頫》。

[16] 见注释③虞集：《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

[17] 见注释③赵孟頫：《刘便宜祠堂记》。

赵华，自由学者。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11期第37页~43页。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