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参加南开大学研究生答辩会，住校内招待所，朝夕与郑毅生(天挺先生之字)先生相见，时聆教益。握别不及两月，就得到在津逝世的讣闻。凶耗传来，不胜悲伤!我国史学界卓有贡献的老前辈兼一代教育大师竟与世永诀，实文化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傅振伦（左一）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参加南开大学研究生答辩会，住校内招待所，朝夕与郑毅生(天挺先生之字)先生相见，时聆教益。握别不及两月，就得到在津逝世的讣闻。凶耗传来，不胜悲伤!我国史学界卓有贡献的老前辈兼一代教育大师竟与世永诀，实文化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一九二三年九月从预科甲部转入文科(甲部有理科，乙部为文科、法科)。当时《预科规则》第三条规定：“乙部以国学论著集要、国文(文论集要)、第一、二种外国文、历史、地理、伦理学大意、公民学、数学、体育为必修科。”中外地理每周三小时，一学期教完，注重人文方面，蔡孑民(元培)校长聘郑先生讲授，从此我认识了郑先生。

郑先生学术渊博，基础雄厚，毕业北大本科后，又与同学罗庸、张煦同修业于本校研究所国学门，三人都是绩学之士，因而同时受聘为预科教员。郑先生通英文，浏览很广，所授人文地理一科即参考外文专业图书，编印讲文。郑先生讲人文地理，我受益很深，一九二六年开始研究中国地方志学，即启蒙于先生。

人文地理的课堂在沙滩红楼北大第一院第二层西头南端路西第一教室，这个大教室可容百余人。郑先生熟习地理，侃侃而谈，条理清晰，口齿流利，发音洪亮，当时尚无广播设备，而他的一字一句，无不灌注到学生之耳，听众自始至终毫无倦容，深受欢迎，座无虚席。北大各科教师有个习惯，上课钟敲了十五分钟之后，才结束了聊天，姗姗地走入教室。郑先生一向爱惜时光，上课钟声一响就走到教室，他深深体会到耽误百余人的几分钟，就是时间的巨大浪费。先生教学循循善诱，且尽其所能奖掖后进。年逾八十，犹给中外研究生按时上课，孜孜不倦。

郑先生治学注重外文，注重求学方法。深通沿革地理、史源学、校勘学等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尤精通明清史，对两代典章制度，汉满民族关系，学术思想，社会民俗，都有深邃精到的研究，写为论文，编著专书，受到中外学者好评。去年我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劳祖德同志整理馆藏《郑孝胥日记》即将印行的消息时，郑先生主张宜印行全文，不宜摘录，这样能以考见一人的生平全貌，社会背景，对于历史研究才有较高的价值。世人审定他人论著,往往任意删改，失去个人的文体、文风，似应作全面的考虑。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聘李大钊先生(字守常)为校长室中文秘书，其后由郑先生继任。先生常协助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处理校务。谨言慎行，奉公守法，凡有益于校务，有益于学生者，都尽力而为，毫不推诿。当时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是革命的据点之一，反动政府往往指名逮捕革命师生，郑先生闻讯就及时通知转移。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前夕，无论在北京、在昆明、在北平，无论担任校长秘书，西南联大总务长，或北大秘书长，无时不关心革命师生。

郑先生居常寡言，待人接物，从无疾言厉色，和蔼，近人，虚怀若谷，善倾听别人意见，又善与人合作，凡曾和郑先生共事或曾相接触者，都有这种深刻印象。

郑先生生活朴素，不抽烟，不喝酒。解放前常着蓝布长袍，解放后常着整洁制服。一九三五年我们同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地系教书(校址在今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九爷府”),当时他和郑奠(字石君)、李宗武(别号季谷，以字行)、林庚等一同住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俗称“老虎洞”)二号，卧室之中，一榻之外，图书满屋。郑先生勤于钻研，手不释卷，虽近视较深，晚年又患白内障，但仍天天阅读明清图书及学术期刊与学习文件，从无一日放下书本。郑先生的生活作风、学习作风，对家属、亲友、学生，影响深远，培育了一代优良社会风尚和学风。

郑先生以为治学问、做事业，须有健全的体格。自壮及老，天天坚持锻炼身体。一九六二年在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校点《明史》时，我们每天工间操时间在一起打“八卦掌”。晚年他还坚持在校庭散步，上下午各半小时。其毅力之强如此。

郑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八十高龄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去年还鼓励我学习不息，争取进步，勿以年事渐长而自悲。音容犹在，而哲人已逝，悲哉!痛哉!

郑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六十余年，著作很多，在史学上给我们遗留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为社会主义社会培育了无数人才，其业绩自足千古，今忆往事而记之，以稔后人，并志悼念之忱。

1982年10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