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731部队如何拿美国战俘做细菌实验？看完才知丧心病狂

摘要：战后，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军医部长棍塚隆二中将等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的审判，史称“伯力审判”。在审判中，前关东军最高指挥官、731部队直接领导者山田乙三于1949年11月17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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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致力于研究和生产针对与其作战的不同国家（人种）的细菌武器，并在日军认为需要的时候实施细菌战。

1、来自战犯的口供

战后，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军医部长棍塚隆二中将等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的审判，史称“伯力审判”。在审判中，前关东军最高指挥官、731部队直接领导者山田乙三于1949年11月17日对731部队针对美、英等国准备细菌战问题作出了供述。

以下是审判时的笔录。

问：那么，你在1949年11月3日受审时供称，说准备细菌战武器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答：我完全证实我的供词，但我应该说明一下准备细菌战不只是为了反对苏联，而且也是为了反对其他国家。

问：请确定一下，究竟你所指的是哪些国家呢？

答：主要是苏联，同时还有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美国和英国。

在同年12月6日的审讯中，山田乙三又供称：

从1944年起到投降那天止，我始终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直接领导我所管辖的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为了供作战需要来研究细菌武器最有效使用法，以及大批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承认我所犯的罪，我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

事实上，731部队对英美的细菌作战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计划上。1944年，盟军相继攻占日军占领地，突破了日本的外围防卫线，使日本本土随时都有遭袭击的危险。为此，日本军方在1944年7月末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制定了“气球炸弹”计划，并讨论了适时在气球炸弹中装载细菌武器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计划。

按照日本军方的计划，“气球炸弹”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法为：

首先“在1万米的高空，有一层恒适的东去气流，从西太平洋流向东太平洋，从日本可以直接到达美国…气球炸弹在日本点火升空后，必须达到并保持在10058米的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才有一股比较稳定的西风气流。为此，在每个气球的吊篮里装上3个27公斤的沙袋，当气球低于10058米时，由于大气压力的作用，固定沙袋的螺栓自动解脱，沙袋依次脱落，重量减轻，气球升高。而当飞行高度高于10058米时，气球气囊的一个阀门则会自动打开，排出部分氢气，气球体积变小，浮力减小，高度就降低，这样便可大致控制气球在大气环流层中处于合理的高度。同时，他们还在气球上安装计时器，一旦气球进入恒定气流，开始计时。按照计算，如果气球炸弹平均以193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的话，48小时后就可抵达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上空。

如果想让气球再进一步深入美国本土，可以调整计时器以达到目的。当气球到达美国后，因为计时器的作用，氢气慢慢排出，气球浮力逐渐减小，气球炸弹便会逐个落地爆炸”。

日本陆军的一份文件可以让我们了解“731部队”与“气球炸弹”之间的关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播放了天皇的“玉音放送”（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此，日本陆军省召开了联络会议。

在会上，阿南惟几陆军大臣指示销毁所有有关战争的证据文件。负责日本陆军特殊武器研究等所有技术研究的责任者、陆军省军事课新妻清一中校早在8月15日就用电话通知了相关部门。战后，日本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采访了新妻本人。

在电话中，新妻称：

“细菌武器的开发在国际法上触犯了禁止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如果让美国知道会有麻烦。所以，我决定尽早处理之，于是同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之后，记录了电话通知的内容”。

据美国在战后发表的资料，二战时期日本实施的气球炸弹计划，其放飞的气球炸弹确实到达了美国本土，数量达350多个，但所造成的损害并不是很大。其中最大损失是1945年3月6日日军放飞的气球炸弹落在了俄勒冈州，导致5名小学生和1名女教师身亡。此外，同一年的3月10日，日军放飞的气球炸弹落在了华盛顿州汉福特附近的输电线上，造成了电线短路，使得附近生产钚的汉福特原子能工厂停工。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确曾实施了对英、美的细菌战计划。而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阶段，日军在长期“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必定进行了各方面的相关研究和准备。

对英、美等国实施细菌战，进行细菌传播，首先必须对传播对象进行研究，掌握各种细菌对传播对象的影响、效能。如同利用中国人和苏联人进行活体试验，研究对中、苏进行细菌战的有效武器一样，利用英、美等国战俘进行活体试验，以获得对英、美等国实施细菌战方面的研究资料，是其实施有效细菌战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的目的出发，日本方面迫切需要合适的对象供其进行试验研究。

那么，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是否就这样进入731部队的视线了呢？在当时的局势下，从各方面来说，利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进行细菌战研究工作，有着最便利的条件。日军将太平洋战场俘虏的盟军战俘，挑选出一部分转移至沈阳，也许正出于这样的考虑。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所在地沈阳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相距300多公里，都在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管辖范围。当时的沈阳是重要的军工企业重镇，将盟军战俘关押于此，既可以充分利用其充当劳役，又便于731部队利用他们进行细菌试验，且可以掩人耳目。

1985年，曾经在731部队工作过的上园直二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关于在奉天的白人战俘，我们很多科学小组都去过他们那里，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当时部队(731部队)要做(关于某个试验)成果评价的时候，至少要为高级军官准备十五六份的报告材料复印件，我去（复印)的次数太多了。有些报告是关于奉天战俘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好像有这样的话‘把这些战俘送到平房是不明智的。有些部门(指731部队)很明显与奉天战俘营有联系，而且要求欧洲和美国战俘提供东西。有几周的时间，我在日本用电话或信件与在那些部门工作的人联系过，有时也亲自打过交道。”

根据1994年原日本驻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科外勤曹长三尾丰从日本寄来的资料：

“1940年，正值日本宣告执行‘大东亚圣战'，开始马来亚作战前夜，哈尔滨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把731的多名技术人员派到大连。当时来大连的731成员有霍乱菌专家凑正男技师和细菌班全体成员。这些人到大连后，凑正男立即着手进行霍乱菌的强冷冻试验”。

资料表明，凑正男本人在结束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后，于1943年来到沈阳战俘营，并于同年完成了他的试验项目“美国士兵的血液特征及对传染病的免疫力”。从凑正男本人的论文和这一试验项目看，其中的试验数据很可能来自沈阳盟军战俘营中的战俘。另外，设在大连的卫生研究所也有可能参与了有关盟军战俘的血液研究工作。

大连卫生研究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秘密番号为“满洲第319部队”。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满洲卫生研究所”。该所主要从事各种传染病、血清及疫苗的研制，“在生产方面，有治疗用血清制品、预防用疫苗痘苗制品、诊断用血清制品等3大类”。

1939年，日军因“需求血清和疫苗”，决定由关东军接收“满洲卫生研究所”，并将其划归731部队直接管辖。关东军731部队接管大连卫生研究所后，将该所的研究项目纳入了石井部队细菌战的轨道，对该所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调整。

首先是调整了业务重点，将以研究为主变为“制造为主，研究为辅”。其次是明确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之间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并规定如大连卫生研究所血清原料供应不足，731部队本部应负责补充；如果731部队本部及各支队需要血清、疫苗时，该所应保证满足供应。

战后有关731部队成员的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记录也证实了大连卫生研究所参与了对沈阳盟军战俘营中关押的盟军战俘的试验。

在伯力审判中，前731部队成员柄泽十三夫的供述如下：

检（察官)问：“请你说说，第731部队是否进行过考察美国人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呢？”

柄泽十三夫回答：“我记得这是1943年初的事。当时我在沈阳军医院内养病，部队中一位姓凑的科学工作员前来看我，他对我谈到他自己的工作情形，并说他住在沈阳是要研究美国战俘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大小问题。凑是由第731部队专门派到盟军战俘营里来考察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的。”

检（察官）问：“为此而检验过美国战俘血液的性能吗？”

柄泽十三夫回答：“正是如此。”

柄泽十三夫在审判中所提到的姓凑的科学工作员也就是731部队霍乱班班长凑正男技师。

从柄泽十三夫的供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731部队的大连卫生研究所确实参与了对沈阳盟军战俘营中的战俘进行的血液试验。在法庭上，苏联检方注意到，凑正男在1943年完成的试验项目正是“美国士兵的血液特征及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柄泽十三夫是731部队第4部柄泽班班长，而凑正男是第1部凑班班长，二人长期在731部队本部一起工作，彼此之间应该有一定的交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柄泽因病到沈阳治疗，凑正男不但亲自探望，还谈了一些不可能对其他人言及的秘密。柄泽也是细菌方面的专家，他应该完全清楚凑正男在沈阳所做工作的性质。因此，他的证言具有可信性。

1985年，一位前731部队成员在回忆中也提到了凑正男，当时他在凑正男领导的那个组工作。这位前731部队成员也证实了他们那个组曾经对美国战俘进行过痢疾病菌的测试。

另外，前731部队成员岛田常次也证实了上述前731部队成员的回忆的真实性。岛田常次回忆说，血液测试是以战俘的血液为试验材料进行的，并且还给他们喝过感染病菌的液体。对那些死去的战俘进行解剖，是为了知道菌株在他们体内产生的作用，那些菌株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的。岛田常次本人从1939年到1945年8月，一直在凑正男的痢疾小组工作达7年之久。因此岛田常次的回忆可信度也比较高。

岛田常次在采访中提到的“给他们喝被病毒污染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方法。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文件《奉天战俘营的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1943年7月29日，搬人了新战俘营，但是水管没有修好，没有水…8月5日，用水问题变得更严重，水管仍然没有水，两个抽水机全坏了。井水的样品经过城里的陆军医院测试，发现里面有伤寒、副伤寒和其他病菌。医生（指战俘军医一译者注)再次重申他们的命令：禁止喝没煮开的井水，但是（由于缺水）一些人还是（不得不)这么做。”

被关押在“奉天俘虏收容所”的一千多名英、美等国家的战俘，经过战争的考验、死亡行军、死亡运输的折磨，在到达沈阳战俘营后，患病、死亡者大量增加。如果日军真想给大批生病的盟军战俘进行治疗，在沈阳既有属于地方的、在当时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所有医院中都名列前茅的满洲医科大学，又有隶属军队的，也就是柄泽十三夫住院治疗的奉天陆军第三医院，根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派731部队进驻战俘营。

日军将大批盟军战俘运至沈阳，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战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因此不会希望战俘全部死亡。向战俘营派医疗队，应该有为战俘进行检查乃至治疗的一面。但尽管检查进行了多次，但战俘并未得到有效的治疗。我们有理由认为，731部队给盟军战俘检查、治疗是其次要的工作，他们应该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了准备对英、美等盟国进行细菌战而利用盟军战俘进行细菌方面的试验研究。

英军俘虏中任军医的罗伯特·皮蒂少校，曾把在沈阳战俘营中每天发生的事情以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独特暗号记在日记中。

虽然日记的一部分因日军检查携带物品而被发现没收，但是大部分被完好地带了出来。

1985年，在接受英国TV电视台的纪录片“731部队——天皇知道吗”节目组采访时，皮蒂把他的日记提供给该节目组。

为了了解731部队在沈阳战俘营的“工作情况”，我们将皮蒂日记中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1943年)2月13日，今天大约10名日本军医和2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来到战俘营调查战俘死亡原因。

2月14日，注射天花疫苗。

2月15日，有2名美国人在医院死亡，来战俘营的日本人对尸体进行了解剖。由于地冻得很厉害，所有的尸体都被放进仓库里面粗糙的木板棺材里冷藏。

2月18日，继续进行医学调查，由一个中将和日本陆军医疗队负责。自从高级军官到战俘营之后，他们就开始给我们做检查，通常每次检查后，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检查结果(这里所说的结果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二是也没有给予及时治疗)。

2月19日，几个军官都询问了腹泻和痢疾的事情。

2月20日，停止工作，对所有人进行是否患有腹泻和痢疾的检查。

2月23日，为142个人举行了葬礼。在105天里（从1942年11月8日离开釜山到现在)死亡186人，全是美国人。

2月24日，医学调查完全结束，结果是普通腹泻，并不致命。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是最重要的原因。

很显然，这批医疗队只是打着给战俘治病的旗号，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把战俘的病医治好，也没有对以后的疾病防治工作给予什么中肯的建议。

3月8日，在123天里死亡194人。

4月19日，日本医疗队又进行了一次医学调查。

5月24日，腹泻的人越来越多。

6月4日，日本医疗队第三次进行医学调查。但是在这几次来访期间，医疗队好像并不太热衷于如何把战俘的病治好，而只是给他们注射了一些预防疫苗，并询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比如战俘的种族背景等。这批医生古怪的行为引起了战俘的怀疑，他们好像并不是来给战俘治病的。

总体来说，这批医疗队的来访目的看起来好像只是出于好奇，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次身体检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善。

6月5日，注射0.5cc痢疾疫苗。

6月8日，腹泻的人继续增加。

6月13日，注射1.0cc痢疾疫苗。

8月6日，现在有206人死亡。

8月29日，注射痢疾疫苗，1.0cc伤寒副伤寒疫苗。

9月12日，给每位战俘做了血液测试。

9月19日，给每位战俘抽取大约40cc的血做血沉测试。

10月9日，每个战俘都做了X光检查，检查是否有结核杆菌。

10月10日，注射0.5cc霍乱疫苗。

10月17日，注射1.0cc霍乱疫苗。

11月21日，现在死亡人数超过230人。

(1944年)2月6日，给全体战俘注射疫苗。

2月20日，注射0.5cc伤寒副伤寒疫苗。

2月27日，注射1.0cc伤寒副伤寒疫苗。

4月18日，日本医疗队外科将军给战俘做检查。

4月27日，陆军少将给全体战俘做检查。

5月21日，注射0.5cc痢疾疫苗。

5月28日，注射1.0cc痢疾疫苗。

8月20日，给每个人注射了伤寒副伤寒疫苗1.0cc。

(1945年)1月28日，给每人注射疫苗。

2月27日，给每人注射伤寒副伤寒疫苗0.5cc。

3月6日，注射1.0cc伤寒副伤寒疫苗。

6月27日，日本中士进行了医学检查。

从上述皮蒂日记的摘录中我们看到，从1943年2月13日(731部队进驻战俘营日)至1945年3月6日的两年间，战俘被注射过各种疫苗多达15次。注射次数之频繁，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注射疫苗的频率。对此的合理推断就是731部队“可能一直在尽可能地试图证明美国人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

战后，原沈阳战俘营战俘克里斯蒂曾回忆说，从“零号楼”(没有生存希望的重病患者被安置在“零号楼”的一角)选出了6名美军俘虏带到关东军“奉天陆军医院”，此后，再也没看到过这6个人。

根据克里斯蒂的儿子莫里斯提供的名单，这6位盟军战俘是：

马丁·米德，陆军空袭警戒部队二等兵，战俘编号为1277号，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人，死亡日期为1943年3月20日，死因是赤痢；威廉，原驻佛罗里达州海军士兵，战俘编号为1248号，俄亥俄州人，死亡日期为1943年5月21日，死因是赤痢；威廉，原驻马里兰州陆军伍长，战俘编号为1393号，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人，死亡日期为1943年6月27日，死因是肠炎；阿尔伯特，原陆军第七综合部队二等兵，战俘编号为655号，北卡罗来纳州人，死亡日期是1943年2月8日，死因是赤痢；卡尔，陆军士兵，战俘编号为311号，华盛顿州人，死亡日期是1943年5月11日，死因是赤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