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习主席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教师的地位作用，明确了教师的素质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古往今来，教师始终承担着塑造灵魂、塑造人的重任。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习主席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教师的地位作用，明确了教师的素质要求和努力方向，对我们每名军校教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全国第41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为师经典，领悟精髓要义，探寻育才之道，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师说》是韩愈家喻户晓的一篇名文。文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妇孺皆知的名句，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尊师重道方面的经典表达。千百年来，前贤解读《师说》的妙手美文灿若云锦，嘉惠后学，启发良多。近来重读此文，略有心得，愈加体会其“借题发挥”之意。
所谓“借题发挥”，是指作者心中虽有块垒待浇，却囿于环境与条件无法“平地起高楼”般地发起话题，只好借机吐露心声，以令文章不显突兀，更近自然。从传播效果来看，其作用在于令读者更易接受文章观点，以更好实现说理之目的。此等为文之法与传统的“起兴”有异曲同工之妙。
《师说》的“借题”见于文末一段——“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韩愈说得很清楚，学生李蟠不受当时风气影响，向自己拜师从学，这是“能行古道”的好行为，所以值得嘉奖。“拘”“嘉”二字表达了他的好恶判断，“古道”则体现出其价值取向。
当然，借题发挥者重在“发挥”。韩愈究竟在《师说》里“发挥”了哪些内容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两件事六个字，即“阐师道，纠时弊”。细究起来，这两件事是一体连带的关系，说开来就是韩愈用阐明“师道”的方式来纠正“师道不传”甚至“耻学于师”的时弊。
先说“时弊”。现如今尊师重教已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师道尊严也早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人普遍接受。但在韩愈生活的时代却不是这样。那时的士大夫阶层是“师道之不传久矣”。这种“师道不传”的时弊有两种突出表现：一是“耻学于师”，即不肯从师而学的陋习；二是“小学而大遗”，即只肯学习“小技”不肯学习“大道”的功利主义风气。
韩愈生活在安史乱后的时代，那时的唐王朝虽维持着繁荣的表象，实质上已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一方面，虽说隋唐时期陆续开始有了科举取士制度，但彼时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余威仍在，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大夫们仍旧抱残守缺，多以门第高贵自矜，即便同朝为官，他们依旧看不上出身卑微却有真才实学的寒门之士。另一方面，自汉朝以降，先秦儒家所尊奉的“师”的内涵渐趋退化，昔日师者作为“大道”的创造者、传承者、捍卫者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与价值，如今师者已然逐渐沦为“小技”（知识技能）的传授者，他们迫于生计，往往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由此带来儒学传统和师道尊严的日渐衰落。韩愈所处的时代，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功利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士人求学大多是热衷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非真正的“求道”。以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为例，当时王朝取士，首重实用主义倾向明显的“明经”“进士”两科。这两科主要考察的是士子们经书背诵的水平和记忆能力，而这似乎与“传道之师”的关系并不大。于是，作为师者，“传道”价值被迅速弱化，也就不免招致轻视与忽略了。这些原因共同造就的“师道不传”“耻学于师”等流风时弊，不仅表现于思维认知，而且已经贯注到日常行为举止之中。如韩愈好友柳宗元所叹：“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哗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据记载，《师说》作于公元801到802年间，当时韩愈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个从七品的低级学官。唐代，学官本来就不受重视，何况还是个从七品！国子监中多是官宦贵胄与世家大族的子弟。时弊之下，“耻学于师”恶劣风气的蔓延，大约也让韩愈亲身体会到被冷落、嘲弄甚至羞辱的感觉，这更加激起了他的抗争意识，他太需要一个由头来申述自己坚持的信念与观点了！因此韩愈借勉励李蟠从师求学之机，作《师说》直指时弊症结，就不为奇怪了。文中他对时弊大加批判，并进一步“发挥”见解，阐发其“师道”之论。
文章以何者为师、为何从师、如何从师三个问题接续铺陈，基本上遵循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说理逻辑，行文整饬有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字里行间，韩愈分别将对“师道”的理解和“耻学于师”的剖析贯注其中，以加强说服力，使立论无可辩驳。
首段直截了当提出中心论题，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语气笃定，既表明古人重视师道，又借古非今，有所指陈。紧接其后阐明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再围绕“解惑”二字，以不从师之害说明从师之要，一口气将“什么是老师”“为什么要从师而学”两个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宕开一笔，引出“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道”是择师的唯一标准，而将贵贱长少等其他因素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批判时弊流俗定出基调。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的从师标准，可以消解士族对文化话语权的垄断，这实际上为寒门士子争取上升通道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段连用一组对比批判“师道不传”和“耻学于师”的时风。首先，将“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作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其次，将为子择师以习句读和自身耻师终不解惑作对比，指出这是“小学而大遗”，是不明。再次，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作对比，指出轻视师道的士大夫之族“智乃反不能及”。三组对比一气贯通，从士大夫阶层的无知行为着眼，落到“愚”“惑”“不明”“智不及”上，在说理的同时又传递出嬉笑怒骂的奚落与嘲讽之意，体现出昌黎文风鲜明的个性色彩。
三段回到既定的说理逻辑，其“圣人无常师”与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相呼应，且将从师的主体“学者”推及“圣人”，将“必有师”的实然升华至“无常师”的应然，打开了新的维度。以“圣人无常师”的论断强调以能者为师的道理，并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点，解答了如何从师的问题。在韩愈看来，择师应当择能“传道”者，拜师应当拜“有道”者，除此以外不应有其他标准。这正回应了前文“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以及“吾师道也”的核心观点，使全文首尾呼应，气脉贯通。
作者 |电子对抗学院 胡晨伟 李冬
编辑 | 陈思
来源：国防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