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鱼类增殖放流（fish stocking）作为全球渔业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在澳大利亚的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中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的鱼类增值放流经历了从传统粗放型操作向现代精细化管理的转变，特别是在近几十年内，这一实践融入了更多科学手段与生态考量。澳大利亚迪肯
本文来源于“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作者 | 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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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增殖放流（fish stocking）作为全球渔业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在澳大利亚的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中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的鱼类增值放流经历了从传统粗放型操作向现代精细化管理的转变，特别是在近几十年内，这一实践融入了更多科学手段与生态考量。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的Taylor L. Hunt和Paul Jones两位学者从历史回顾、配套管理、社会挑战、生态影响及未来展望等五个方面，全面解读了澳大利亚的鱼类投放实践及其启示。
历史溯源
澳大利亚的鱼类增殖放流起源于20世纪初，最早的目标是丰富水域渔业资源并支持娱乐性垂钓活动。随着渔业需求的变化，鱼类投放逐渐从以量取胜的模式转变为更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实践。梳理历史资料后，研究人员发现1900年至1960年间，澳大利亚的鱼类增殖放流活动主要集中于溪流、河流等流水生境，投放的鱼种以鲑科鱼类为主，如虹鳟（Oncorhynchos mykiss）、褐鳟（Salmo trutta）、大西洋鲑（Salmo salar）等休闲渔业相关物种。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受环境条件和经济因素影响，投放地点逐渐向湖泊和水库等静水生境转移，同时鱼类种类更为丰富、种群的规模也更为大型化。
维多利亚州各时期不同水域放养的鱼类物种数量占比 图源© 2018 Taylor & Francis
到21世纪初，尽管鲑科鱼类仍然占据投放生物量的主要部分，澳大利亚投放的原生鱼类数量已超过鲑科鱼类。此期间，随着原生鱼类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开发，更多原生物种被列入投放物种名单，这一变化标志着鱼类增殖放流实践从单一物种扩展到多样化发展的关键转折。据统计，2009年至2015年期间，澳大利亚全国投放的供休闲鱼类的原生鱼类约5000万尾，超60吨、另外还投放了约40万尾，约400千克的原生鱼类以促进原生鱼类种群恢复。投放量前几位的原生鱼类物种有突吻麦鳕鲈（Maccullochella macquariensis）、澳洲麦氏鲈（Macquaria australasica）、昆士兰麦鳕鲈（Maccullochella mariensis）、澳洲矮鲈（Nannoperca australis）等澳大利亚特有、濒危物种。
突吻麦鳕鲈（Maccullochella macquariensis）图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out_cod
配套管理
鱼类增殖放流绝不等同于简单的放生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生态干预技术。现代鱼类增殖放流强调配套渔业管理措施的重要性。通过引入实验性研究与监测机制，澳大利亚在鱼类投放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澳大利亚的每个州或领地都有一个网站，详细介绍其辖区内的鱼类增殖放流，部分还包含鱼类增殖放流的渔业管理计划和政策。大多数辖区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放养目标，例如投放体型较大的鲑科鱼类以创建投放-捕捞循环式渔业、补充现有的本地鱼类种群以维持休闲渔业、或恢复受威胁的本地原生鱼类。例如，维多利亚州（Victoria）的投放计划以历史数据为基础，通过调整投放鱼的大小和数量提高了生存率；塔斯马尼亚州（Tasmania）则通过基因改良技术提升了鲑科鱼类的适应能力。
维多利亚州政府网站鱼类增殖放流页面 图源© https://vfa.vic.gov.au/about/publications-and-resources/vic-fish-stocking
配套渔业管理措施的核心在于监测与反馈。科学监测与动态反馈的实践已成为澳大利亚鱼类投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指出，配套渔业管理不仅帮助渔业部门优化鱼类增殖放流策略，还通过科学评估明确了增殖放流的目标与影响，从而避免盲目扩张或资源浪费。具体而言，在澳大利亚长期的渔业管理过程中形成了鱼类增殖放流监测管理的三大方向：（1）定量评估鱼类多样性（物种数及个体数等指标）的净增长，关注增殖放流对种群重建的效力。2010年的研究表明人工投放的圆尾麦氏鲈（Macquaria ambigua）成功在投放水域存活，有效地恢复了当地圆尾麦氏鲈种群。（2）明确物种投放优先级，根据渔业需求、初步模拟结果、原生栖息地范围、生活史和扩散模式、繁殖模式、存活率、潜在生态风险、经济成本等多方因素制定筛选增值投放鱼类物种的标准。不论从持续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范围来看，突吻麦鳕鲈的人工投放始终是澳大利亚增殖放流工作的重点；（3）评估鱼类增殖放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据估算，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在鱼类增殖放流工作上投入了约4000万澳元，每年给该州带来4900万到1.33亿澳元的经济效益。
即将被投放的墨瑞鳕幼鱼 图源© https://vfa.vic.gov.au/recreational-fishing/fish-stocking
生态影响
鱼类增殖放流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深远影响。该研究分析了投放对原生物种竞争、生境改变以及病害传播的潜在风险。例如，人工养殖鱼在投放后可能与野生种群竞争资源，从而导致原生物种数量下降。该研究也指出对相关水域的土著鱼类造成的遗传影响时增殖放流的最大风险。人工投放的鱼类个体往往是经人工筛选或人为驯化的个体，放归自然水域后可能导致野生鱼类适应能力的下降，减少遗传变异，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不利影响。对此，研究建议在投放前进行详尽的生态风险评估，并在投放后加强监测和管理。同时研究也展示了澳大利亚一系列成功的增殖放流案例，表明减轻增殖放流生态影响的可能性。此外，研究还建议引入跨州合作机制，以统一生态标准和技术规范，从而更有效地管理鱼类投放活动。
社会挑战
尽管取得了一定进步，研究也指出澳大利亚在鱼类投放管理中面临的一些挑战。首先，许多投放计划缺乏清晰的目标。例如，部分计划只注重投放数量的增加，而忽视了对种群存活率或生态效益的考量。其次，资金限制也使得部分项目无法进行长期监测，从而难以全面评估增殖放流的效果。此外，论文还强调了投放计划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渔业从业者、环保组织、社区居民往往对投放目的与方法持有不同意见，这使得管理部门需要平衡多方诉求，以确保投放活动既符合生态目标，也能够获得社会认可。
维多利亚州2024年鱼类投放说明会 图源© 2024 The State of Victoria,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该综述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增殖放流策略。首先，投放计划需要更加注重长期生态效益，而非短期经济收益。例如，在文化基础投放模式下，应优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不仅仅是增加渔获量。其次，该研究强调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公众参与提高对投放活动的理解与支持。此外，研究还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更多的科学家与社区代表，从而实现科学与社会的协同。例如，通过推广社区参与型管理模式，渔业部门可以更好地了解地方居民的需求，并将其纳入投放计划。
小结
鱼类投放作为渔业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发展到科学进步，从管理挑战到未来展望，这一实践不断演变并融入新的理念与技术。Taylor L. Hunt和Paul Jones的研究不仅为澳大利亚的鱼类投放提供了经验总结，也为其他国家在渔业管理与生态保护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通过更科学的管理、更明确的目标设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协作，鱼类增殖放流有望在未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这不仅是对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保护，更是对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摄影©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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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戴秉国
审核 | Samantha
排版 | ms
关于作者
戴秉国，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获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博士生奖学金全额资助，2024年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大学，取得环境科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学。以淡水鱼类为主要研究类群，致力于开发生态数据分析的定量方法，通过创新性的统计分析手段探索生态系统结构和维持机制。
他的野外调查足迹横跨北纬10°至60°的北半球典型水域，涵盖包括泰国诗娜卡琳水坝(Srinakharin Dam)及美功河(Mae Klong River)全流域；中国长江下游菜子湖等通江湖泊群、滁河与淮河全流域；日本北海道石狩川(Ishikari River)流域、十胜川(Tokachi River)流域、朱鞠内湖(Lake Shumarinai)、大沼湖(Lake Ōnuma)；瑞典维纳恩湖(Lake Vänern)等国内外生态学研究热点地区，具有丰富的生态调查与野外观测经验。迄今已主持完成日本竞争性研究资金资助科研项目1项，发表中英文研究论文10篇。
引
用
本
文
戴秉国. 澳大利亚的鱼类增殖放流：科学、历史与未来的交融. 海洋与湿地. 202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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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Adams, M., Douglas, J., Ho, H. K. & Hunt, T. (eds), Vic Fish Stock 2024, Victorian Fisheries Authority (2024).
Hunt, T. L., Allen, M. S., Douglas, J., Gason, A. Evaluation of a sport fish stocking program in lakes of the southern Murray-Darling Basin, Australia.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Fisheries Management, 30: 805–811 (2010).
Hunt, T. L., Jones, P. Informing the Great Fish Stocking Debate: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Reviews in Fisheries Science & Aquaculture, 26:3, 275–308 (2018).
NSW Fisheries.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on Freshwater Fish Stocking in NSW.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Orange, Sydney: NSW Fisherie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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